王東傑 | 地方觀念和國家觀念的衝突與互助：1936年《川行瑣記》風波
原標題：王東傑 | 地方觀念和國家觀念的衝突與互助：1936年《川行瑣記》風波
王東傑教授，1971年生，河南濮陽人。1993年四川大學歷史學士，1996年復旦大學歷史學碩士(導師朱維錚教授)，2002年四川大學歷史學博士(導師羅志田教授)。1996年起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任教。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第五批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國家由「地方」組成。故一般情形下，地方觀念與國家觀念並不截然對立，有時還可相輔相成。但遇到特殊情境，尤其是外患劇烈時，兩者便常常發生嚴重衝突。但即使在後一種情形下，其關係仍呈現出不少複雜的面相，難以概而言之。
以近代中國為例。20世紀初，一部分國人因對清政府救亡能力失望及受西方「地方自治」的啟發與鼓勵，開始倡導通過「愛鄉」來「救國」的思想。到了20年代，處在南北分裂夾縫中的幾個地區提出了「聯省自治」的主張，在看似「分裂」之中包藏著走向全國統一的目標。不過，其時也有人注意到「聯治」思路確實存在著真正分裂的危險。因此，在20年代中後期，更強調內部整合的統一觀念就在國內輿論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30年代，隨著日本催逼日甚，中國的國家危亡迫在眉睫，國家觀念的重要性日益顯露，其思想說服力和社會號召力均大大增強，地方觀念也越來越在國人的思想論說中成為一個負面形象。或許正因如此，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研究中，地方觀念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少數的論述也把它作為國家統一的對立面而放在一個天然受批判的位置上。這種情形在近年雖有所轉變，但總的說來，其成果還有限，對二者糾葛的複雜性尤需進一步探索（註：除已經提到的研究成果外，還有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意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劉偉《晚清「省」意識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1999年第5期；王續添近年有一系列文章討論相關內容，包括《民國時期的地方心理觀念論析》，《史學月刊》1999年第4期、《經濟·文化·外力——民國地方主義成因探析》，《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3期；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收楊念群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第387-4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東傑《國中的「異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認知中的全國與四川》，《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事實上，地方觀念（感情）有時會成為刺激國家觀念的一個重要動力。羅志田教授曾注意到，咸同以降，隨著湘軍的興起，湖南士人心態大變，開始日益強調湖南人「對天下之責任」，表現出全國性的眼光。不過，這種對於「天下」的責任感，又是與對「湖南人」這一地域性認同的強調分不開的。與此類似，30年代中期，國民政府確立了建設西南的政策，「僻處西隅」的四川開始由一個邊緣性的省份上升為「中華民族復興策源地」，大大激發了川人對於全國的責任感，同時也增強了其地域性的自尊心。其間的弔詭之處，值得討論。
本文擬以1936年夏陳衡哲《川行瑣記》（以下簡稱「《川》文」）一文在省內外川人中激起的風波為例，對此問題稍做剖析。這場事件的參與者和關注者大抵以川人為主，持續時間不過20多天，即使從地方歷史的角度看也只是轉瞬即逝的小小浪花，但其意義卻並不因此而微不足道。事實上，它提供了一個中央入川初期川人地方觀念與國家觀念多層面糾葛的事例。
一
1936年2月1日，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的夫人、新文學作家和歷史學家陳衡哲給「住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以及華中各處的許多朋友們」寫了一封「公信」，講述1935年底任氏一家四口人從北平搬家到成都的經過。3月1日，該文以《川行瑣記（一）》的題目發表在《獨立評論》上。4月和6月，她又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兩篇同題文章，敘述她在成都的生活（註：陳衡哲的三篇文章分別見《獨立評論》第190號（1936年3月1日），第14-20頁；第195號（1936年4月5日）第14-20頁；第207號（1936年6月28日），第15-21頁。下引陳文，不再一一註明。）。
一開始，陳文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到了6月份，卻在川人中激起了一場大風波。風波起自南京。6月2日，南京《新民報》突然轉載了《川》文第二篇《四川的「二雲」》，並用大號字加上了「她說四川女生不以作妾為恥／她說四川的雞蛋沒有蛋味」的副標題。據編者說，這是因為該報收到了一位川籍讀者的來稿，對陳文表示不滿。轉載陳文是為了「方便讀者理解陳女士觀察四川的錯誤」。之後，該報又連載了《川》文其他兩篇，並連續發表批陳文章。
6月20日，主要的「討伐戰場」轉到了成都。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新新新聞》的專欄作家「棉花匠」首先對陳衡哲發難：「陳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才到四川不久。以一個婦女來到四川，而且又拖兒帶女，奉行的是賢妻良母的職務，要想在短時間內，觀察四川的社會情形，以至於天文地理。我覺得陳先生似乎草率了一點」。他的憤慨主要針對陳衡哲所謂的「二雲」（陳說四川有「二雲」——天上的烏雲和人間的鴉片煙雲），尤其是鴉片煙云：「四川的煙民自然很多。可是，據我們知道，陳先生來川的時候，四川的煙民，已經在減少了。陳先生偏要以過去的事實，以短時間的天象，來羅織四川的罪狀，使外省人得到了一個黑暗地獄的印象」。他表示，「陳先生看不慣四川的現象，一定不能再往下去了」。「棉花匠」雖然批評陳衡哲的文章，但把主因歸結為陳太「草率」，措辭尚算溫和。他也承認陳所說並非虛構，但強調那都是「過去的事實」。他並指出，之所以不滿意那篇文章，是因為陳的描述使「外省人」對四川產生了不好的印象。此後，直到7月中旬，陳衡哲成為以《新新新聞》為主的一些成都報刊的重點討伐對象，每天都有相關文章或消息發表，「批判」程度也不斷升級。據《新新新聞》7月5日宣稱，「本報接到對陳衡哲女士污辱全川質問文，直到昨夜，已達五百七十餘件」。可知反響之「熱烈」。不少論者異口同聲指出，陳寫《川》文距她來川時間甚短，就「妄下斷語」，表明她原本就對川人心存偏見。高中生蕭蔘寫給陳一封公開信，說：「你之盡量搜□四川的壞處，未始不是□叫人『改過遷善』的意思，但卻言中有刺，處處都在譏刺著四川。這卻叫我懷疑你的叫人『改過遷善』的態度，而想著你是在嫉恨著四川，對四川沒有懷著『友好』的意思」。既然是帶了有色眼鏡，也就處處見到不好的一面。」一位署名「兩極」的作者摘抄了陳文的一些段落，證明陳對四川的「花」、「雞蛋」、「孩子」、「西藥房」、「浴室」、「陽光」、「雲」、「社會」、「文化」、「女生」、「成都人」乃至「四川兩字」「都不滿意」，可知陳偏見極深。「兩極」並特意強調陳的文章發表在「外省出版的《獨立評論》上」，暗示陳不是四川的諍友，本是存心詆毀。陳文提到四川有「女生作妾」的現象，尤令婦女界反感。不少作者都要求陳衡哲「拿證據來」。7月8日，華陽婦女協會召開緊急會議，提出《川》文已經構成了「誹謗罪」，並致函各縣婦女協會、各校女生參加訴訟。
如果說一開始的言論還帶有「對事不對人」的色彩，用語也還客氣的話，後來的論者既已認定陳衡哲心存偏見，話題也集中在陳本人身上，措辭更是變得刻薄起來。6月26日，《新新新聞》的另外一位專欄作者「鄉壩老」也加入進來，說《川》文的第二篇「從第一節到第四節我以為陳女士完全不是寫的四川，卻□□把他自己活活描寫出來了。描寫出來他是一位天人」，「再換一句話來說，他是未來中國的代表女性，要等到物質享受發展到最高峰的未來中國出現的時候——不管美國來發展，日本來發展都可以——他才能夠移住」。此處所說1-4節大致內容是，到成都後，陳衡哲生了病。「在生活安定的情形下，你只要吃一片安斯辟零，洗一個熱水澡，裹著棉被睡一夜」就好了。可是在成都，除了安斯辟零之外，其他幾件事是「做不到的」。好不容易買了個在北京早已過時的小火爐，又沒有匠人會安，而陽光又特別稀少。
比起後文的有些文字（「壞事全國都有，四川來得特別」），這幾段其實算不上什麼。「鄉壩老」很有可能當時只看到了這幾節。他表示：「《獨立評論》敝老看過它創刊的幾期後，便賭咒永遠不看了。」因此本沒看過陳文。但是「南京的讀者，寫信來責問敝老，為甚麼不將陳女士的大作痛加批評，詞語嚴厲，並隨時個剪附南京《新民報》轉載一篇（原文如此——引者），教我細讀」。而6月2日的《新民報》只登了這裡所說的四節。即是說，如果陳衡哲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四川的話（陳的確可能有先入為主之見，但也不像人們說的，是來成都一個多月就做出的判斷。1922年她隨任鴻雋到四川住過半年時間，當時的印象就不太好），「鄉壩老」一樣戴著有色眼鏡。他是先聽說陳衡哲侮辱川人，然後再來讀陳文的。因此還未讀到值得生氣的地方，就已經發現了陳的「人格」有問題。
像「鄉壩老」這樣的先由耳食得到一個印象，再來讀陳文的人還不少。「鄉壩老」說，他在成都費了很大的力氣也沒有找到《獨立評論》。暢銷報紙的專欄作者尚且如此，一般人更可想像。多數成都讀者是在7月5日《復興日報》或6日《新新新聞》開始連載陳文以後才讀到全文的。因此，多無機會了解陳在第一篇文章中對四川的讚美之詞。如說重慶「許多機關真能現代化」、「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在四川的教育界中——自重慶到成都一例都如此——似乎能不成問題的以她自己的資格來與社會相見」，而「這一層在中國許多大都會中，卻似乎還不能，或不願做到」，以及四川「無論高山低谷，都是水肥土潤，田陌整齊」，並因此想見了「四川農民的辛勤」。若他們是從頭讀起，憤怒或不至太深。更重要的是，《新晚報》的大字副標題已經改變了陳的原話：「再說納妾。這自然是中國的一個腐敗制度，決不是四川所獨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卻另不同。在別的地方，妾的來源不外三處，那便是：丫頭、娼妓，和貧苦的女孩子。在四川，有許多闊人的所謂『太太』卻是女學生，而有些女學生也絕對不以做妾為恥。」「有些」二字要緊。但是，批評文章都受了《新晚報》的影響，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個關鍵詞。
作為主流知識分子圈中的核心人物，陳衡哲一向以救國為己任，決想不到自己對四川物質條件的批評被人視為「洋化」。一位曾在重慶二女師讀過書的旅京女生諷刺陳「真不愧是在外國去跑了一次，學了點洋皮毛的女人」，是在「當闊太太鬧洋架子」。另一位作者則批評陳「數典忘祖」，「炫耀我坐飛機，我乘過汽車，我住的洋房，我用的外國火爐，我又呼仆而使侍」。蕭蔘說：「四川再『原始性發達』，國是最愛的！尤其是愛用國貨的。」而陳給四川人「開的藥方」，「五樣中就有兩樣系外國貨」（註：陳文為川人開的「藥方」包括：掘除鴉片煙苗的鏟子、銷毀煙具的大洪爐、太陽燈、魚肝油、真牌社會工作人員。）。一位作者尖銳地說：「十分洋氣的陳博士，對我們國家民族的貢獻就是要中國洋化」，可是，「像這樣的洋化，只有殖民地化」。
陳文表彰了一些「四川有知識有地位的人」，如省建設廳長盧作孚、畢業於北大法學院的新都縣長、幾位川大教職員，也常常徵引幾位「四川朋友」的話為佐證。這篇文章又是以給「朋友們」「公信」的名義發表在同人刊物上。這都不免使人覺到陳帶有「圈子」氣。而這又使不少無法進入這一「圈子」的非主流或非上層的讀書人感到「你們」和「我們」的分界。一位自稱「軍人」實際上是軍校學生的旅外川人程天傑評論說，陳衡哲的話，「只有」胡適才相信，還把它刊登出來。「鄉壩老」自稱根本不看《獨立評論》，也表示對胡適、陳衡哲這些上層知識分子的不滿（註：另一方面，上層知識分子也存在著很明確的「『我們』意識」。參考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力網路》，《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在「義憤」之下，有的作者開始在陳衡哲的私生活上做文章。當時社會上傳說陳愛的是胡適，因嫁不成胡，才嫁了任。「鄉壩老」將此事拿了出來，暗示陳是「恨烏及屋」：「或者因不喜歡與某川人結合，待木已成舟，然後向全川父老昆弟姊妹瀉憤耶？抑別有所指歟！」四川省立女子職業學校（下簡稱「女職校」）初級化工科學生胡季珊在《新新新聞》「中學生」版說：「老實說，要吃夠甜味的水果，有蛋味的雞蛋，嗅香味濃的蘭花，這才是姨太太鬧的臭架子。我總不相信吃了海水的人，也會崇拜偶像。想做白話文祖師（指胡適——引者注）的如夫人，祖師看不起，又出讓給冒牌許由（指任鴻雋——引者注）。自己卻做了玩物，還來罵人，醜死，羞也不羞？」關於陳、任、胡的關係，社會上雖有很多流言，但成年人語多避諱，「中學生」因「童言無忌」，用語便極刻薄。不過，胡文字雖俗卻辣，似非中學生手筆，背後當有「高手」參與。文章發表後，事件再起波瀾。7月5日，《新新新聞》以外的成都各大報紙都刊登了一篇署名胡季珊的「啟事」，稱文章是被人「借名」所作。但《新新新聞》卻說女職校「派其事務主任施某來本報強迫聲明胡季珊女士文系竊名」，復「於今日在本市報紙刊登抹煞胡女士人格不惜一併包辦之聲明啟事，其自外於川人，漠視該校學生，莫此為甚」。
6月底始，就不斷有人威脅要以「侮辱川人」的名義將陳衡哲告上法庭。進入7月以後，事情越鬧越大。7月7日，《新新新聞》再次報道川省法律界人士正在研究《川》文違法之點。名律師謝伯川主張提起公訴，並自願作為發起人，各留省學會也紛紛發表宣言反陳。在這種情況下，7月8日，任鴻雋一家離開了成都。
7月5日，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復興日報》也加入了批陳的行列，開始連載《川》文。其編者按稱：「陳衡哲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川行瑣記》後，頗引起省內外川人的反感。然而，陳衡哲這篇文章卻為《獨立評論》增加了銷場，許多想一讀《川行瑣記》的人們，不免有向隅之感。我們認為以陳衡哲的地位發出那樣的言論，是有加以批判的必要。特將陳之原作移載本報，使大家得以按其原文逐一批評。」此後，該報連篇累牘地刊登詩文，較《新新新聞》更是「積極」。其中不少文字極為下流，顯系小報。該報在成都首載陳文，顯然是出於「商機」的考慮，也反映出這一風波影響之大。
當時還有人傳言任鴻雋在陳的催促下，要求四川省政府和公安局查封報館，一時之間，批判陳衡哲破壞言論自由立刻成為不少文章的主題。這對陳這樣一個西化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重大打擊。《復興日報》的專欄作家「佛公」評論道：「我想，這事竟出之於與胡適之派的自由主義者論戰中，是充分暴露了所謂民主政治者，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獨裁，是實用主義學者的思想統制。」陳文「是一篇有力的反動的文化批判。因為《獨立評論》是宣傳美國資本主義的好人政府的喇叭。換言之，陳衡哲的《川行瑣記》，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國御用學者眼中的中國」，也就是「文化領域中的漢奸」。這段話總結了不少人文章中的內容並加以系統化和「升華」，故「佛公」很是得意，在接下來的兩篇文章中再次提醒大家：「我們倘若是檢討陳衡哲的社會的和民族的底意識，那旁及於其『朋友們』，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認為，批判陳衡哲就應該批判《獨立評論》。因為，他們是一個思想的集體。」即不把進攻目標局限於「湖南女子的陳衡哲個人」，而是要批判「《獨立評論》派的陳衡哲之徒」。然而，很遺憾的是，從當時的大多數文章看，「我們的確是以四川人的立場在回敬陳衡哲。這就成了四川人與陳衡哲個人的法律問題」。但是，此事「不僅是陳衡哲個人的沒落，而是胡適派實用主義者的哲學破產」。
比起一般的「批判」來，「佛公」的立意確實要「深刻」得多。但是，此事本起源於鄉土觀念，最容易打動人、最快見效的辦法還是站在「川人的立場」上說話。「鄉壩老」在報紙上對省女職校的批判就強調該校當局「屈服強權」，自外於川人：「我們到底不知女職校是四川辦的呢，抑是陳女士私有？是用四川人的錢呢，抑是陳女士自掏腰包？是以四川教育廳為上司呢，抑當奉陳女士為上司？」而《復興日報》同期發表的不少批判文章，用字下流，格調極低，其實也只是滿足了出自「川人的立場」上的「自尊心」。
「佛公」把批判的焦點由陳衡哲一個人擴大為整個「《獨立評論》派」，確是一部分參戰者心態的反映。首先被捲入其中的「《獨立評論》派」成員當然是任鴻雋。7月7日「鄉壩老」在文章中「聲明」：「本報之批評，之質問，完全是對事不對人，而且只是對文，只是對《川行瑣記》而發揮意見，始終沒涉及陳女士令夫任君。……本報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是值得大家認識的。」所謂「值得認識」者，是因為其時已經出現了「涉及任君」的言論。事實上，就在同期《新新新聞》上發表的李思純（哲生）《評〈川行瑣記〉》一文，就將二人相提並論。
李首先質問：「陳女士所指諸短處，為四川所獨有，而各省除四川外，有完全無短處可指耶？則我固有證據，以明其不然。陳女士何以獨苛責四川？」李說這是因為陳具有「殖民地中僅受膚淺歐化之洋奴故態」。即是說，陳雖處處顯得「洋化」，其實只得其表皮而已。這裡另有一層背景：李思純是法國留學生。歐洲人一向認為美國文化「膚淺」，中國的留歐學生也受此影響，看不起任、陳這樣的留美學生。
李進而開始質疑陳的「學者」地位：「平心論之，陳女士生平僅而［有］高中歷史教科書一部。若編教科書者便為學者，則上海各書局之學者遍矣。」「即陳女士尊夫任先生，其《科學家列傳》與《科學通論》，今之教員學生，凡中英文精通者，皆能為之。任先生若為學者，亦尚須更有較高深之貢獻，社會乃承認，遑論陳女士耶？」若僅從學術本身的角度看，李對陳、任學術水平的質疑，或非毫無道理。任和陳確實屬於因「時勢造英雄」而「暴得大名」的一群。不過，李思純質疑陳、任的學者身份，意在瓦解二人在學術界與教育界的影響力，與當時一般社會人士的關注點顯然有異。一個重要原因或是李接近「《學衡》派」，與任、陳所屬的新文化一派在思想上本有差異，而李與成都教育界淵源甚深，恐怕反映的不光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註：關於李思純的文化觀，參考李德琬《魚藻軒中涕淚長——記李哲生一九二六年晉謁王國維先生》，《學術集林》卷11第27-29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記陳寅恪遺墨》，《學術集林》卷13第1-7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吳宓與李哲生》，《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2期。1923年李思純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時，任鴻雋為該校副校長，李譯述法國學者郎格諾瓦、瑟諾博司的《史學原論》（商務印書館1926年初版，1931年再版）一書，尚由任氏校訂。二人關係是否在此以後出現了問題，待考。不過，雙方在文化觀念上的不同，卻是不爭的事實。）。
平心而論，《川》文確使一部分外省人對四川產生了不良印象。陳自己就說：「有幾位他們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們近來對我說，『我們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公信之後，不肯到成都來了，這怎麼辦？』」不過，四川形象不佳，實是久已有之，並非陳衡哲的幾篇文章要負責任的。另一方面，作為新知識分子，陳衡哲與中國的普通社會也存在著不少隔閡。據任以都先生回憶，陳回到北平後，說起四川，給任以都的印象是「落後閉塞得不得了」。舉出的證據是，「他們剛到成都，便有許多不認識的人一窩蜂跑到他們住的地方來，說要來看博士，問他們看什麼博士呀？他們就回答說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這個場面，覺得啼笑皆非，因為她並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麼了不起呢？諸如此類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實在太落後了」。這就是陳衡哲不了解中國內地普通社會的一面。「女博士」者，是報紙上的介紹。而當時的報紙和社會上又常喜歡給知名人士戴「博士」帽。20年代的舒新城就說自己多次被人「授」予從「學士」到「博士」的各種學位，這並不奇怪。因為「現在到過紐約、巴黎、東京的文人學士，回國不常被人稱或自稱美國、法國、日本某某博士碩士嗎」？這話說於20年代，到30年代也不過時。蓋「博士」頭銜本有吸引力，更何況是「女博士」，又在內地耶？陳衡哲在北平的上層知識分子圈子裡呆慣了，固可不以為然，但內地的一般人覺得稀罕，也在情理之中（註：陳衡哲出生在上流社會家庭，可說對中國農村的實際情形一向不甚了解，但她自己並不清楚這一點。羅志田、葛小佳先生曾注意到，賽珍珠的小說《沃土》出版後，江亢虎和陳衡哲都曾批評賽書「未能反映中國的真實」。「實則他們所指責的所謂不真實，多是城市知識分子不甚了解的農村情形，今日當過知青的讀書人會發現賽珍珠的描述是頗接近真實的。倒是賽珍珠書中有些安在中國農民頭上的西方觀念，受西潮影響的江陳二氏反能安然接受，並不指摘」。羅志田、葛小佳：《形象與文化：換個視角看中國》，收《東風與西風》第35頁，三聯書店，1998年。）。
雙方觀念不同，自然難以融洽相處。在來看「女博士」的「他們」來講，這未嘗不是一種友好的表示；但在被圍觀的人，便覺很不自在（註：指責這一情況表明了四川文化的落後，也反映出陳內心深處作為「先進分子」的優越感。）。同時，陳衡哲「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語間常常透露出對四川的不滿，可以說她是不太喜歡四川的」。爆發衝突是早晚的事。
二
1936年夏的《川行瑣記》風波固是圍繞陳衡哲文章發生的。但至少對一部分參與者來說，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任鴻雋也。蓋任1935年8月經國民政府簡任為川大校長，在川大施行了一系列旨在推進學校「國立化」和「現代化」的改革。改革涉及學校體制的諸多方面，也引發了各種矛盾。其中，有關教師的聘任，尤其引發了一部分人的不滿。
從1935年8月任鴻雋剛剛接受任命起，成都的輿論界就猜測他會在人事方面做出大的調整。雖然由於時間倉促，保留了大多數人的職位，但他決定廢除舊的延聘規則，對教師一律重新加聘，卻使很多人產生了危機感（註：《成都快報》1935年9月10日剪報，存四川大學檔案館藏「國立四川大學檔案」第18卷。）。事實上，任鴻雋一直在外物色人選。1936年6月，任鴻雋從北平、南京接洽校務回來，在總理紀念周上宣布，他在武漢、杭州、南京、北平等地聯繫了一批新教授。但是「因為本校現狀下的設備太不夠，要真正的專家學者到此地來，非常感覺困難。這次請好幾位先生，諸位在報上大概也看到過。其餘的各位先生，到了相當時候，再向諸位發表」。按其字面意思，這是說聘選教授的困難。但很多人卻從中聽到了更多的信息。
7月18日，在風波中一直保持沉默的《成都快報》報道，任鴻雋「本屆暑期」決定在省外新聘大量教授，一部分舊教授得知後「頗感恐慌」，「乃開秘密會議」，商量應付方案。不意有一參加會議的教授向任告密。「任意更決，乃索性將曾經參與此項協商會議之教授，除告密者外，一體淘汰」。為了防止消息泄露，任於赴京前將延聘名單密封起來，待其啟程之後，始行開封。未得到聘書者，占原教授數目的四分之三。
20日，該報又發表了川大某教授的一封信，否認了被解聘教授開秘密會議的說法，但證實川大確要更換大批教授。他指出，自從任鴻雋決定廢止舊的教授待遇規則後，就使不少人自認為屬於任氏心中的「將去之客」，存有五日京兆之心。他提出，川大舊教授的資格事實上並不低。「即以此次之被辭退者而論，亦多數在省外有［之］各大學執教多年，前屆校長多方羅致方延聘到校者。其中更不乏著述宏博之士」。一旦被解聘，「本省教授，尚可另外辟蹊徑；外省教授，則何堪」？此文大概代表了不少人的意見。任鴻雋提到的「真正的專家學者」使川大舊教授中那些自認的「將去之客」極有意見。聯繫到李思純對任鴻雋、陳衡哲「學者」身份的質疑，恐怕這一不滿不是解聘事件之後發生的，大概早已在私下流傳了。
《新新新聞》也很快做出了反應。「棉花匠」諷刺說：任鴻雋廢除教授待遇條例，「使教授們對於飯碗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這，我們不能不佩服任校長之威風，足以禍福群儒，大有雷霆不測之勢」。「任校長宣布即將新聘大批『真正學人』，決心除舊布新，淘汰舊聘的『冒牌學人』。任校長此舉對於四川教育，實已盡其敬恭桑梓之能事，我們不能不受寵若驚了！四十餘位被解聘的教授，誰叫你們不做幾部教科書，不到美國去逛逛，不先在平津著名大學去教教書，真是活該！」
這裡「敬恭桑梓」四字，其實原不在任鴻雋的考慮範圍之內（或有也不佔太大分量），對任並無殺傷力。不過對報紙的讀者（四川人）來說，卻可起到不小的提示作用。其實，聘任新教授亦是「敬恭桑梓」也，何以用譏諷的口吻說出？可知「棉花匠」的主要意圖是刺任「去舊」，而非「迎新」。任鴻雋解聘的教授中，自然有外省人，但其時川大教師中外省籍人士本來就少，被解聘的人當然以川人為主。更重要的是，解聘是在《川行瑣記》事件後發生，很容易使人認定此舉系與川人為難。
更重要的是，此風波背後也有四川地方軍政勢力的運作，而這又與其時四川地方實力派與國民政府的暗鬥有關。蓋自中央軍入川後，即積極在四川推行「地方中央化」政策，引起了地方派的不滿。針對此，四川社會上乃有所謂「川人治川」之議。「任鴻雋長川大後，除了被主流知識分子們稱為「四川傑出人物」的建設廳廳長盧作孚以外，與地方上其他官員接觸甚少。更重要的是，任從20年代起就不斷地批評四川軍人擁兵自重，缺乏國家觀念。1933年，任還在一篇文章中明確建議國民政府「用國法軍法」，對「四川軍閥」「嚴格以懲」。
事實上，強調「統一」是那時任鴻雋所屬的那群知識分子的共識。他們多屬自由主義者，言論立場同中央政府時有出入，對中央和國民黨批評甚力，但擁護國民政府的態度則極為鮮明。以「《獨立評論》派」而言，從1933年底到1935年底，先後有吳景超、蔣廷黻、胡適、翁文灝、傅斯年等人參加到如何統一的討論中來。雖然關於統一的具體途徑，他們各有不同見解，或主武，或主文，但其擁護統一的態度則是一致的。同屬自由主義派的《大公報》也在此一時期提出中央集權的建議。而任鴻雋也的確得到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大力支持，蔣答應親自「主持」川大的校舍改建計劃，並在成都、南京數度接見任鴻雋。
任以都先生提到，任鴻雋在川大「一直受到地方勢力的抵制，原先的那一派不滿，以為家父是中央政府派來的、是蔣介石的人，稱之為『中央人』，因而千方百計，極力杯葛，明裡、暗裡都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和困擾。」當時還在川大讀書的吳天墀先生也說，蔣介石發表任鴻雋為校長後，表示在經濟上支持任。因此，劉湘對任鴻雋有防範之心，二人的感情不融洽。任辦事，劉不合作。劉湘亦認為陳衡哲的《川行瑣記》是反對四川的（註：此是吳天墀先生於2000年10月31日下午接受我的採訪時所說。吳先生在《吳天墀文史存稿》的《後記》中也提到，任鴻雋「和地方當局，特別是劉湘本人的關係不甚融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25頁。）。
物理學家魏時珍曾向閔震東先生談到：任鴻雋「正籌新建校舍，廣招賢才的時候，不幸招致地方軍閥、土劣的嫉視，適因其夫人陳衡哲對川中軍閥暴政以及社會風氣，時有指責，不留情面。於是上下糾結，動用小報文痞自稱『鄉壩老』之類記者，利用成都《新新新聞》版面，連續多次登載短文，對任先生夫婦大肆攻擊，甚至人身詆毀，近於下流。一個本地大學校長受到如此污衊、揶揄，任先生十分氣憤，但上面無人制止；地方當局的軍閥劉湘正好以此報復任先生不向他低頭拜望之恥，還在南京大施伎倆、鼓噪，說他縱容夫人陳衡哲侮辱四川，藉此排擠、打擊任氏。任先生才憤而辭職。事先，任校長一度邀請川大素稱正直、公道的幾位教授先生，如周太玄、李劼人、胡少襄、魏時珍諸人，請教辦法，李劼人當即向任先生說：『那個記者「鄉壩老」是他們豢養的一條狗，你犯不著和他們理論！』當日幾位先生都為之不平，但都是書生，手無寸鐵，徒呼奈何！」按其時李劼人並不在川大任教。不過，周、胡、魏幾位都是川大的元老，李劼人則是四川文化界的名流，任鴻雋找他們商量辦法是可能的。
在此風波中最為活躍的《新新新聞》自1929年創辦起，即有劉文輝、鄧錫侯的支持。30年代中期，該報雖已與CC派有了聯繫，但「對於地方實力派的原發起人，仍竭盡奉承之能事」。四川的地方實力派之間雖有摩擦，但當時已因「中央」這一外力的「侵入」而掩蓋了地方各派的矛盾。因此，其對任鴻雋的「杯葛」並非偶然（當然，其商業「炒作」的動機也不能忽視）。同時，四川省政府的「機關報」《華西日報》雖因地位關係，自始至終未發一言，既不參與攻訐，也不表示反對，實際上是縱容的態度。
首先挑起風波的《新民報》對陳衡哲「形象」的塑造在後來事件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奠定基調的作用，而該報實有劉湘的支持。其發起人陳銘德、劉正華、余唯一及鄧季惺都是四川人，另一位發起者吳竹似（鄧季惺的丈夫。按即經濟學家吳敬璉的生父）不是四川人，但和陳一起曾在屬於劉湘系統的重慶《大中華日報》社工作。《新民報》籌辦期間，陳銘德利用曾在《大中華日報》工作的關係，由劉湘的師長藍文彬贊助開辦費2千元。「《新民報》出版後，又通過劉的駐京代表傅常和財務處長劉航琛等人的說動，由劉湘按月津貼報社五百元。稍後，劉又每月給銘德個人活動費二百元」。這樣，《新民報》實際上成為劉湘派的一份報紙：「《新民報》從創刊到一九三八年劉湘去世，和劉湘的聯繫一直難解難分。一九二九年《新民報》創刊時，劉湘還止於割據於川東，四川各派軍閥混戰正酣，還不知鹿死誰手。在這種局面下，他需要挾『中央』以自重，從而在『中央』所在地也需要有一份報紙來替自己宣傳吹噓。這時的《新民報》正適合了他的需要。舉凡劉湘集團的擴張和『文治武功』，《新民報》總是大登特登。劉湘的駐京辦事處就有一位司員專司發稿的工作。《新民報》每隔三幾天總有劉湘的消息，而且都登在顯要地位」。因此，該報首先發難，顯非偶然。
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旅京川人也始終與川內輿論保持聯繫。8月2日，四川旅京同鄉會在中央大學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通過了一份「糾正陳衡哲，警告任叔永」的要案（註：《新民報》1936年8月3日，第5版。此條材料承趙燦鵬先生抄示，謹致謝忱。）。6日，旅京同鄉會理、監事聯席會又通過決議，委託傅況鱗、鄧季惺兩律師代表該會具控陳衡哲「侮辱川人之罪」。四川旅京同鄉會既包括了張群等在黨內較為得勢的國民黨人，也有像楊滄白這樣已經「邊緣化」了的國民黨人，與四川地方社會上層的關係密切。任鴻雋顯然感到了這一點。1936年6月24日，在川大學生的畢業典禮上，他特意強調「四川大學不能說是四川的大學」，而是「中國的大學」，大約即是有感而發[9](1936-06-25)。風波發生後，陳衡哲未發一言。8月15日、8月16日，事件基本平息，任鴻雋連續寫了兩篇文章抒發他的感想。在《四川問題的又一面》中，他說：「我常常說，四川人儘管有許多短處，但排外不是他們的短處之一。但近來也覺得他們如其不積極的排外也許消極的排外，那就是說，於他們的面子或特殊利益有關的時候。」在《關於〈川行瑣記〉的幾句話》中，他更是親自出馬，對各種批評做了一一回應，指出，這裡邊或有「誤會」，這種「誤會」「不是由於讀者程度淺稚，有意或無意的不了解，便是由於奸人惡意的挑撥」。他認為，四川社會對《川》文反應如此激烈的原因，就是「四川的朋友們近來習聞民族復興根據地一類的話，以為我們的一切一切都已盡美盡美，如其有人把我們的缺點撥弄出來，我們便非把他打倒不可」。他警告說：「這樣諱疾忌醫，正是民族復興的大阻礙，真正以民族前途為念的，應當痛加革除才是」。胡適把這兩篇文章發在《獨立評論》的顯要位置，《四川問題的又一面》還放在頭篇（三篇《川》文都是放在各期的篇末位置發表的），表明他對任、陳的支持。
《川行瑣記》風波對任、陳打擊甚大。由於陳衡哲的堅持，雖然有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去電慰留，胡適、王世傑、翁文灝、張頤等好友的「勸駕」，任最終還是在1937年辭去了川大校長職務。
三
《川行瑣記》風波粗看僅屬地方史上的小事，在歷史上亦並未產生若何重大的影響，但其「時代意義」卻並不可因此小視。蓋四川因地處偏遠，交通不暢，進入民國以後更在政治上處於半獨立狀態，不免成為一處國中的「異鄉」。傅葆琛說四川人「素來不去管外邊的閑事。外邊的人也非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管四川的事」，可謂一矢中的。這一狀況到了3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大的變化。1934年紅軍長征經過川境，川軍「抵抗」不力，不得已在1935年初打開夔門，中央軍入川，四川的半獨立狀態被打破。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患箭在弦上，擁護國家統一以便一致對外可說是一時人心所向，1935年中央軍入川受到了廣泛的支持，自然也有不同的反應。張瀾20年代末任成都大學校長時就提倡「打開夔門」，但此時一變，提出「川人治川」之議。蓋張與國民黨一向不睦，並與劉湘交好，此時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勢力在川擴張甚感不滿，也有意無意中表達出四川地方軍人的意見。不過，正是有為「軍閥」張目的嫌疑，張的意見並未獲得廣泛的支持。而以「守舊」著稱的徐炯，此時則力辯「今日大勢，有國界無省界」：「若有英法俄日而治中國，當極端反對之，所謂有國界也。若山東、河北、浙江而治四川，當極端歡迎之，所謂無省界也。」蓋「四川者，全國之四川，非四川一省之四川。以四川為一省之四川，此土司之見也。以四川為全國之四川，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據易勁秋說，徐文發表後，「贏得一般知識分子尤其大中學生的熱烈迴響」。按徐文中有「豈謂諸葛武侯尚不如張瀾乎」這樣的話，可知其作文時心中本有一張瀾在，因此不免私人意氣的成分。但是，其見解「正大」，受到了趨新而不大喜歡徐炯的成都「大中學生」的歡迎（註：易勁秋是國民黨，該文發表於80年代的台灣，或別有深意。不過，這並不影響本文所論事實。）。另一方面，徐炯以「春秋大一統」為理論依據表示支持統一，雖與新文化人有著觀念上的差異，但「全國之四川」的表述實與任鴻雋所謂四川大學是「中國的大學」異曲同工。這些地方均表明統一乃是此時成都社會的強勢話語。但如前所述，「地方中央化」給地方實力派造成了不小的壓力，與他們有交往的一些「社會賢達」也對國民黨的勢力極為警惕。同時，政治上的統一併不能掩蓋各地人們心目中本已存在的差異。因此，國家觀念並不意味著消除地方觀念，二者的衝突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精英的權利鬥爭，也表現為一種社會思潮。在任鴻雋這樣的主流知識分子看來，「吾中國人自命為中國人足矣，於此中復自面為某省某縣人，有何意義？」任鴻雋屢次批評鄉土觀念，認為是與民族（國家）觀念相矛盾的。但中國有著注重鄉土情誼的傳統，任的做法有時使人不解甚至不快。1936年，羅宗文先生曾以「桑梓之情」邀請任鴻雋擔任重慶中學生運動會的裁判長，不意任一口回絕。後來他去找張伯苓，張很爽快地答應了。事隔多年以後，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此事仍是他對任鴻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註：2001年4月1日上午採訪羅家文先生記錄。）。任鴻雋有意識地淡化鄉土觀念，所作所為不免令人覺得「不近人情」。
不過，把國家與鄉土區分開來，並不是任鴻雋自己的特殊關切，而是其時思想界的主流看法。如黃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講中也希望川大學生，「就是做夢也要做國家的夢，不要做思鄉的夢」。這與本世紀初興起的由地方自治以獲得國家統一的思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地方觀念的反面，就是陳衡哲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國人民「向來缺乏」的「國家觀念」。但她也同時指出，「眼前的大難或能使我們犧牲了小我，而為全體著想」；「使我們與我們的仇敵握手合作，同衛邦國」。換言之，國難為統一帶來了契機。同時，這也是陳衡哲批評四川的現實語境所在。她在寫《川》文的時候，心中所想大概是要作四川人的「諍友」，好使四川這個「特別」的地方變得不特別。但「國家觀念」既為大家廣泛接受，同時也就意味著它成為人人都能拿來使用的工具，不免有虛懸象徵的意味。
如前所述，曾有論者指出，若只是站在「川人的立場」批陳，並不能佔到上風，必得轉到「民族立場」才能穩操勝券。這一提示恰恰反證多數的批評者是站在「川人的立場」立論的。但從辯論技巧上看，只需把立論角度稍做調整，便可擺脫此一困境。7月2日，「鄉壩老」就宣稱，他批評陳衡哲，不是出於私心，而是態度正大：「當此國家危亂，舉國共謀團結不遑之際，舉凡地方觀念，土酋意識，是我非他，入主出奴一類狹隘思想，均應力加祛除。」知識分子對此「尤應力行不背也」。《川》文實是「發泄畛域觀念，挑撥地方情感，有背中樞統一團結之旨」。法律界人士謝伯川也說：「在這國家多事的時期中，團結全國上下的同胞，一致協力對外，是刻不容緩的事。故調和全國上下的感情，是我們知識界應有的態度。所以現在各個同胞站在整個民族著想，是應把『地方觀念』進一步擴充到『民族意識』來。」而《川》文「無異是挑撥民族內部的意見不統一」。換言之，謝伯川認為《川》文對四川的批評恰表明陳衡哲抱著的仍是「地方觀念」。而一旦擴充到「民族意識」上，《獨立評論》派的美國「出身」就成為最致命的軟肋。有一位名叫喬華甫的作者諷刺道：「帝國主義者想要征服中國，一面需要『下人』，一面需要『優秀分子』。陳衡哲卻可在《獨立評論》上寫篇文章寄給外國朋友，說：『我不是做妾。』」
雙方均以同樣武器攻擊對方，蓋不如此就表現不出自己「政治正確」。不過，對陳衡哲的批評大抵聚焦為「侮辱川人」一項，可見背後起作用的其實還是「地方觀念」。但，一方面，「國家觀念」或「民族意識」成為「地方觀念」合理化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如同任鴻雋的觀察，川人的地域自尊心之高漲，又顯然與「民族復興策源地」意識的興起有關，故陳衡哲說了與一些四川人差不多的話，卻被認定不懷好意。換言之，國家觀念強化了地方觀念，地方觀念又藉助國家觀念的形式得以表達，二者相互糾葛，難解難分。
另外，這一事例也反映出上層知識分子和已經「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及知識青年之間的矛盾。此處所謂已經「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是指取得過功名或在晚清時候有過留日經歷的學者。他們一度在民初的教育界和政治界比較活躍。其中又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治中國傳統學術即當時所謂「國學」的，一般說來，傳統人文素養很高。另一類是在日本學習政法的，通常帶有速成性質，專業根底不強。任鴻雋來川大後，前一類教師在學校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後一類則多被排除。給《成都快報》寫信的「某教授」大概即屬此類。
至於大量的知識青年，一般說來，多擁戴上層知識分子的「現代化」觀念。任鴻雋初到成都時他們表示出歡欣鼓舞之態，從報紙上看（這批人是報紙的主要讀者和作者），他們對任鴻雋的改革也多持肯定態度（註：有關報道參《華西日報》1935年8月15日；天驥：《新校長任鴻雋氏抵蓉後吾人對川大之希望》，《川報》1935年8月30日；《今後之四川大學》，《成都快報》1935年8月31日；萬方：《川大復活的新機》，《新四川日報》，1935年10月22日等。此處報揭均為剪報，存「國立四川大學檔案」第18卷。）。不過，陳衡哲的文章顯然刺傷了他們。他們從中讀出了「洋」氣和「富貴」氣，這種氣質和經驗離他們的生活實在太遠。《復興日報》的一篇文章說：《川》文「引起人家反感的」，不是陳衡哲批評了四川，而是「她那為文的態度」：「我們根本不認為陳衡哲的《川行瑣記》是在批判四川人，她不過是在向她的朋友和一般不及她那樣『舒服』的人賣弄自己的華貴而已」。換言之，上層知識分子和追隨他們而不及他們那樣「舒服」的知識青年之間產生了裂痕。前引喬華甫文說《川》文是陳衡哲寄給「外國朋友」的，當非無心之「誤」，正表示出這一心理的距離。但實際上，不少在1936年夏天在報紙上大做其批陳和批任文章的人，與1935年秋對任鴻雋的到來感到歡欣鼓舞的人屬於同一群體，他們態度的變化耐人尋味，揭示出「現代化」中蘊涵的「西化」意味與「中國人」認同之間的複雜糾纏。
引文自：《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成都)2004年01期第76～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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