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前言
軍閥割據、戰亂頻仍、政治混亂、外交屈辱，這一切，似乎一直就是北洋史的一個個屈辱符號。時至今日，在大多數人看來，北洋史，特別是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屈辱，都是烙印在中國人心中說不出的苦痛。
但是，近些年來，唐啟華等一些學者，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對此提出了一些異議。而這本《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也為我們探討北洋史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另外，我在文末「查看原文」中特別提供了與此書觀點相反的《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不容置疑》一文，謹供大家對比參考。
全文共3330字，閱讀約需要9分鐘。
一、書籍小傳（來源：豆瓣）
二、作者小傳（來源：Wikipedia）
三、書評與介紹（供稿：鄭至豪）
此前，每當我們提到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等人，我們都不難聯想到一個有著反面傾向性的辭彙——北洋軍閥；每當我們提到五四運動，也都會想到這樣一個帶著屈辱色彩的名詞——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但唐啟華先生，卻成為了當今海峽兩岸史學界中少數公開為北洋政府「辯護」、鳴不平的人。他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這本書中，依據最近發現的保存在駐比利時使館的機密檔案，細緻分析史料，提出了許多令人驚異的觀點。
首先，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參加一戰，是「北洋軍閥」中的段祺瑞等人，出於自身利益，做出的決定。但唐啟華卻依據有關檔案，認為早在「二十一條」簽訂後，北京政府就試圖準備通過戰後的和會來挽回中國在山東的權益，甚至為此組織了「保和會籌備會」等機構，開展了十分細緻的準備工作。
其次，當今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一般告訴我們：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要求盡數被駁回，和會上中國一無所獲。但唐啟華卻認為：「綜觀中國在和會，除山東問題外，尚有不錯的表現」。他指出，在和會上，中國取得了諸如「加入國聯並成為創始會員國」、「對德奧條件基本均被接受」、「動搖日本在華條約的道德基礎，為修約奠定基礎」等一系列成就。
當然，最為令人驚異的，莫過於其對於山東問題的全新論述。眾所周知，無論是國共雙方，幾乎都認為：「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特別是「山東問題的失敗」，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但唐啟華先生卻指出：事實上，在北京政府、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代表，以及中國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下，在1919年6月，英、美、法三國代表，已將一份日本向三國承諾日後「將山東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僅留業經給與德國所有經濟權利」的會議備忘錄交付中國代表。在此情況下，「中日1915及1918年各約，雖無作廢字樣，而業已不復完全有效」。
按照唐啟華先生的主張，在此情況下，和約簽約與否，其實並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實質損害。正可謂「日本人得了面子，中國人得了里子」。但在當時，該備忘錄為機密文件，此情況不能為國內外大多數人所知。中國代表也只能懾於國內洶湧澎湃的「五四運動」，最終拒絕簽字。
而後來的史實，卻也似乎應證了唐先生的這一主張：在此後不久的華盛頓會議上，通過了以此前日本聲明為主要內容的《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中國最終收回了山東主權。雖然日本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但在當時，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一項重大外交勝利。
統觀本書，唐先生所引史料之豐富完備、所提史觀之新穎獨特，實在是不能不令我感到欽佩。其中所展示的全新史料，不能不讓我大為驚嘆。
當然，唐先生的這些觀點，幾乎顛覆了「五四運動」以來史學界對於巴黎和會的主流史觀，在史學界，反對者大有人在。而且，我們也不可一昧偏信這一種觀點，這本書，也不一定就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四、推薦理由（供稿：鄭至豪）
我推薦這本書，其實並不僅僅在於其觀點之新穎獨特，更在於作者能夠勇敢地突破成見，突破傳統觀點的藩籬。唐先生通過對於一些新史料的發掘，通過對舊有史料的全新闡釋，通過對於史實的客觀、冷靜的分析，力圖探析塵埃之下的歷史真相。我覺得，無論是對於歷史學，還是對於人類學，抑或是對於其他學科的學術研究，這種勇於創新的精神都是值得鼓勵的。
五、學術思辨
當然，對於唐啟華先生的這一觀點，反對者大有人在。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院馬純東先生就曾在「中國社會科學網」上對此書提出批駁。他認為日本的承諾並未寫入公開文件，「在外交上不算數」，因此「不能那這個所謂的承諾來否認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強調了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並認為唐先生對於五四時期民族主義的批評「不但遮蔽了近代中國歷史真相，反而會消損民族精神，從而嚴重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覺得：如果從學術研究上來說，這種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是有益的，是有助於研究的推進的，這就是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而如果從史學研究上來說，我覺得，唐啟華先生的最大貢獻在於「發現和展示新史實」——即便是堅決主張「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不可否認」的馬純東先生，也在文中默認了「日本對三國關於山東問題的承諾」的存在。這些新史料、新證據的發現，有著很大的意義。至於如何闡釋這些史料，就頗有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正如李斌老師所說：「史論無師生」）
註：
見本書P17所引：《秘書劉符誠赴法館晤法康使問答》（1914年8月17日），林明德主編《中日關係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第53頁
見本書P221
見本書P309-310所引：《發外交部電》（1919年6月6日），《外交檔案》03-13-068-06-001
見本書P311所引：《發外交部電》（1919年6月7日晚），《外交檔案》03-13-068-06-001 等
註：「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上的原文為：「不能那這個所謂的承諾來否認巴黎和會中國外交沒有失敗」。應為語病，此處依照原文上下文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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