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學說裂》：轉折時代的文化分裂

在我看來，瞿駿《天下為學說裂》所展示的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實是既有民國史研究的補充。相對於此前關於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本書揭示了宏大歷史敘事背後的另一面——變革時期國人在歷史巨變和轉折期間的新舊掙扎，進退失據的情景，由此昭示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艱難。

《天下為學說裂》

瞿駿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

20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歷了三次「改朝換代」。在急劇變化的環境中，要做到與時俱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實在頗為困難。以書中揭示的梁啟超為例，五四時期，諸多學生曾經鼓噪「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1929年梁啟超去世，「國內各報無載詳情者」。瞿駿認為，這表明，輿論已由塑造讀者和聽眾之物轉化為被讀者、聽眾塑造之物。在我看來，輿論和讀者實際是一種互動關係，但此事可以證明，由於時代潮流的變化，梁啟超1929年影響力遠遠不如以前。再如胡適，大約1930年，蔣光慈就說，社會潮流超過胡適之很遠；1932年，夏鼐在日記中說胡適之是時代的落伍者。

對此，北大教授王奇生做過極富解釋力的分析：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革命失敗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還要不斷革命。王奇生的研究顯示，五四運動之後的五六年間，中國知識界思潮激化的節奏非常快。民主自由這一西方傳統，在五四運動時還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文化。新文化運動先是否定中國自己的傳統文化，主張民主與科學的西化；但五四運動之後不到兩三年，中國思想界很快就嚮往更激烈的思潮。這一過程非常短暫而迅捷。在當時人眼中，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緊接著辛亥政治革命之後的一場「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趨激化，正是這場思想革命的特質，並不存在一個「救亡壓倒啟蒙」的轉變。從思想革命轉入社會革命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五四運動紀念浮雕

《天下為學說裂》聚焦於1895-1928年間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背後，「離地面近一些的思想」，並呈現出背後影響更深遠的天下之變，以及張灝所說「與政治秩序解體相伴而來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機」。其中涉及民族融合，例如從辛亥革命前的排滿到辛亥革命後的「五族共和」；認知差異，例如，一些農家子弟和等著出國深造的吳宓，以及口岸文人和鴛鴦蝴蝶派作家對於辛亥革命的態度就明顯不一樣，而中國幅員遼闊，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口岸與內地，中央與地方不斷分裂，這使得辛亥革命大致是城市裡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而之後的革命可能較多的是鄉村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內陸革命。此外，能夠分享辛亥革命革命成果的，僅僅只有少數人。如書中所述，辛亥革命之後社會運動活躍，一些青年懷抱熱情，中學沒有畢業，就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投身革命。但是，很多人發現，自己並不能從革命中獲得光明的前途和社會階層的上升，也不能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狀況。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更進一步體現「天下為學說裂」這一主題的，是第四章描述的江浙地區讀書人精神狀態：他們受到上海文化輻射的影響，通過書報關注國家和世界大勢，追蹤激烈變化的思想潮流。一方面，他們以新的「世界」概念逐漸取代「朝貢體系」為基本框架的「天下」觀念。另一方面，地方趨新的普通基層讀書人，固然有黃炎培等人上升為全國精英，但保守人士趨新之時，不乏雖然努力但也跟不上時代潮流者。

在我看來，書中所示清末民初教科書的變化，實為變遷時代的潮流所及。1905年的廢除科舉，國家的改朝換代以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不可避免地導致舊秩序的崩潰和新秩序初建的混亂。反映到民國中小學教科書上，就是傳統文化的內容逐步減少，而白話文的內容增多。作為新生事物，白話文起初的「低幼」固然是事實。另一方面，學校教育制度的完善，無疑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和不斷的探索。而《天下為學說裂》的學術貢獻，或許是呈現了轉折時代的豐富性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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