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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軍第五師:湖北戰場的中流砥柱

8月11日,省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李少瑜在接受湖北日報記者陳春保、通迅員彭劍青採訪時,用新四軍第五師生動的抗戰史,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進行了闡釋。

「在侵華日軍兵力密度之最的地區崛起,新四軍第五師成立的政治影響無法估量。」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武漢後,即在武漢屯以重兵。據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稱:截至1940年底,盤踞在武漢地區的日軍共21.8萬人。日軍曾對其兵力密度作過這樣的比較分析:「若以華北佔據地區的兵力密度為1,武漢地區則為9,長江下游三角地帶為3.5,華南為3.9。」武漢地區是侵華日軍的「兵力密度之最」。

1939年1月至10月,李先念率部隊從河南竹溝南下,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後曾改稱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

對於這支新生力量的誕生,黨中央給予了很高評價:「武漢附近新四軍挺進縱隊(有9個團)的組建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次經驗證明了一切敵後地區,不論在華中或華南,我黨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並且可以存在和發展。」

「抗擊著武漢地區侵華日軍兵力的48%,新四軍第五師在抗日戰場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國共兩黨抗戰戰績比較》,截至1943年6月,日軍在華中有14個半師團、24萬人,新四軍抗擊了47%。新四軍第五師共抗擊了日軍3個半以上的師團,共約6萬人,分別占侵華日軍總兵力的10%,佔全國解放區戰場抗擊日軍總數的17%,占日軍在華中兵力的25%,占武漢地區日軍的48%。

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新四軍第五師在華中、在全國解放區戰場、在中華民族的全民族抗戰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新四軍第五師不僅在戰略上牽制了日軍,而且在戰役戰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

從戰役和戰鬥上積極協同正面戰場作戰,是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重要的戰略任務之一。

1940年,棗宜會戰,日軍攻佔宜昌,並以宜昌為基地,不斷向重慶等地實施戰略轟炸。值此緊要關頭,剛誕生不久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果敢地揮師西進,於6月下旬一舉攻擊了偽軍據守的鄂中交通樞紐平壩鎮,繼而在七八月間連續開闢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門)西敵後戰場,把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火燒到了敵軍的後方。

何應欽曾這樣評價:「東南的各方游擊隊,對突入宜昌之敵,時時予以打擊,不但使宜昌之敵在側背上感受最大威脅,而且使宜昌之敵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鄂豫邊抗日根據地迅猛發展,對武漢構成了戰略包圍的態勢。」

新四軍第五師在鬥爭中實施貼近武漢、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截至1943年底,鄂豫邊區的範圍發展到東至皖西的太湖、潛山,西至沙市、宜昌、荊門、當陽,南至石首、公安、湖南的華容和鄂南的咸寧、蒲圻,北至河南信陽的北部。不斷發展壯大的鄂豫邊區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互相呼應,實現了對華中重鎮武漢的戰略包圍。

[軍事檔案]新四軍第五師

1939年1月,竹溝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留守處兩個連組成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大隊南下大洪山,先後與許金彪領導的湖北省抗日游擊大隊、陳少敏率領的信應挺進隊兩個中隊、陶鑄和楊學誠領導的應城抗日游擊隊會合。

1939年6月,鄂中、豫南武裝統一整編而成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兼任政治委員,不久由陶鑄代理政治委員。

1939年11月,豫鄂邊區委成立,豫南、鄂中、鄂東三個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並於1940年1月3日在湖北省京山縣八字門建軍,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治委員,劉少卿任參謀長,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暫兼政治委員,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後又任命劉少卿任參謀長。

1942年7月,新四軍第五師歸中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

1944年1月,第五師以1000餘人組成豫南遊擊兵團(11月改稱河南挺進兵團),挺進河南敵後,開闢了以遂平縣西山查岈山為中心的根據地。

1945年1月27日,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勝利抵達大悟山,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師。10月下旬,第五師與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河南軍區部隊合編為中原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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