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其莊園》一個世紀前的家暴與禁錮，引發了婦女解放運動

《格蘭其莊園》一個世紀前的家暴與禁錮，引發了婦女解放運動

肯特郡最大的富翁優斯塔斯爵士在家中被害，屍首倒卧於餐廳，頭部被壁爐通條擊打，唯一的目擊證人優斯塔斯夫人因驚嚇過度陷入昏迷。夫人醒後，指認某強盜團伙是作案兇手。可第二天從美國傳來消息，該強盜團伙在紐約被捕。換言之，證人證詞被推翻，案件需要重新調查。鑒於此案關係到上流社會家庭的名譽，蘇格蘭場把福爾摩斯請來協助偵破工作。經過一番現場勘查和走訪，福爾摩斯揭開了案情真相：優斯塔斯爵士酗酒，常年虐待妻子，暗戀夫人多年的克洛克船長得知實情，偷偷前來探視，二人會面被優斯塔斯察覺，後者怒不可遏拿起棍棒毆打妻子，克洛克為保護意中人與優斯塔斯發生搏鬥，失手將其殺死。

柯南·道爾的這一短篇小說題為《格蘭其莊園》。案件始於一個謊言營造的符合「社會常識」的假象——底層流氓殘暴入侵上流家庭、上層紳士為捍衛家眷安全而英勇犧牲，終結於劇情的大逆轉——入侵者並不存在。一個高貴體面家庭竭力隱藏的秘密——家庭暴力，由此被推向公共視野。

事實上，家庭暴力在19世紀特別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小說中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話題。舉凡英國現實主義大家，如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威爾·柯林斯，都曾探索這一社會現象。據他們觀察，此等陋習，上自貴族下至底層無業游民都未能倖免。

為什麼是19世紀？因為家庭暴力——說得通俗一點——男人打老婆，在英國歷史上是合法的。它有個專門術語，叫懲罰權。懲罰權之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753年羅慕路斯統治羅馬時期。依據懲罰權法，丈夫有權利在妻子犯錯時對她施以體罰。

歷史轉機發生在1822年羅伯特·皮爾就任英國內政部長以後。羅伯特·皮爾對英國刑法展開了一系列清理和改革。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議會通過《人身傷害法》，首次把丈夫對配偶的身體傷害納入刑事訴訟範圍。《人身傷害法》對虐待罪名成立的丈夫所規定的罰則很輕——罰款5鎊或入獄3個月，但勝在判罰快速、執行高效，因此，《人身傷害法》一經生效，裁判法院立即擠滿了狀告丈夫虐待的婦女。

女人挨打固然悲慘，但還是應該把家門關起來、借女性美德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外人不便干預，是這樣嗎？維多利亞時代的兩位女作家，安妮·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不這麼看。

安妮·勃朗特的小說《女房客》中的女主角海倫，對家庭暴力勇敢地說不：她當著丈夫的面關上卧室的門，她帶著孩子隱姓埋名遠走高飛，她憑藉畫筆和畫布自食其力，她無視流言蜚語追求愛情，最後自助者天助，她的獨立思考和行動扭轉了自己的命運，使她從依附者變成一名強大自主的女性。

喬治·艾略特的中篇小說《珍妮特的悔悟》，小說對婦女婚內受虐問題的思考顯現出史無前例的深度——珍妮特的受虐不僅僅是個人遭遇、個別事件，而是整個教區和社區的問題；她之所以能夠走出受虐生活，自救的覺悟和行動固然重要，教區的介入和幫助更重要。

兩位女作家，打破了她們那個時代對「家庭天使」理想的期待。她們意識到，將女性道德理想化，不過是剝奪她們的自我意識、獨立意志的一種策略，是對女性實施剝削和奴役的第一步。她們寫女性的反叛，從家庭壓迫中出走、自力更生，正是與女權運動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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