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塵封的悲哀：日軍侵華戰爭期間上海166處日軍慰安所的尋蹤
原標題：歷史塵封的悲哀：日軍侵華戰爭期間上海166處日軍慰安所的尋蹤
「標明慰安所的具體地址，就是告訴日本的士兵們——這裡是日軍正規的慰安所，軍人們可以按圖索驥去尋歡作樂了！」
「只需3億日元就能全部解決『慰安婦』問題。」這是日本雜誌《周刊現代》曝出的安倍雷語。6月上旬，安倍晉三召集關係密切的一些媒體負責人，召開「懇親會」。據透露，在這樣的酒局上，喝多了紅酒的日本首相頗有些胡言亂語，也或許是酒後吐真言，他以「3億日元」這樣一個數字，來掂量整個「慰安婦」問題。3億日元，大致相當於1500萬人民幣。
同樣是數字說話——166個上海日軍慰安所分布情況被首次披露。6月底，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血色殘陽，『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歷史記憶」展覽上，該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告訴《新民周刊》：「這166處日軍慰安所分布圖，當然包括了虹口區東寶興路125弄，也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其存在時間從1931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14年。它既是日軍在亞洲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軍慰安所。另一方面，分布圖中還包括了新發現的當年慰安所地址。我相信，隨著調查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明年的這個時候，新版的分布圖中，將不止標明166處慰安所。」
新證據不斷湧現
上海日軍慰安所分布圖即將出版的消息，《新民周刊》記者早已獲悉。那是6月初的一個上午，記者在武寧路上海地圖出版社附近偶遇蘇智良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研究生扛著一大捲紙。蘇智良告訴記者：「我們正在做一個項目——爭取出版上海日軍慰安所分布圖。」當時，由於還在核實證據，蘇智良無法給出圖上即將標出的慰安所精確數量。「在一百五六十處左右。」蘇智良當時說。
2005年，通過十年調查考證，蘇智良撰寫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曾認定149處慰安所原址。又是整整十年之後，經過艱辛的調查、取證，又新認定17處慰安所。
作為學者，蘇智良從1990年代開始，跑遍萬水千山，搜集證據，成為海內外知名的「慰安婦」研究專家。即便如此，對每一個新發現的與「慰安婦」有關的事物，他仍會仔細考證。比如新發現的日本印製的標記有「慰安所」字樣的老地圖，共有三張。
其中一張《虹口地區地圖》，系當年的日本宇野商店印刷製作，圖上標明虹口橫浜橋附近的美媚里慰安所和克明裡慰安所等。
另一張《上海街區圖》，系1937年8月15日在東京印刷，圖上標明繪製單位——「大日本帝國陸地測繪部」，並標有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的坐標。這張圖的一大價值在於——在印刷這張圖的兩天以前，日寇發動「八一三」事變，而當這張圖發到侵華日軍手中時，日軍正在侵略上海，乃至向南京進軍！「標明慰安所的具體地址，就是告訴日本的士兵們——這裡是日軍正規的慰安所，軍人們可以按圖索驥去尋歡作樂了！」蘇智良說。
「大一沙龍」的生意有多好？家住東寶興路108號的陸明昌老先生於1994年回憶說，他自己從1932年初直至抗戰結束，一直在「大一沙龍」工作，負責燒飯、搬運啤酒等。「營業情況一直很好。因此，老闆近藤就隻身帶著錢財跑回東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龍』便由老闆娘近藤美津子一個人支撐。大約在1944年左右，老闆娘死了，此後則由其兒子經營，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稍晚年代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圖》，由日本堂書店發行，森武久製圖。其中在虹口至少確認兩處慰安所——上海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和「大一沙龍」慰安所。就連當年的郊縣地區——浦東浦上路亦即今東溝路附近，亦有一處慰安所標誌。根據日本人山中三平1937年寫的《海軍陸戰隊的故事》等資料，峨眉路400號是一幢碩大的三層樓建築，當時由日本海軍陸戰隊霸佔地皮興建，其中設立了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
那麼，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呢？蘇智良告訴記者：「這就是一個日本海軍直營慰安所。」據考證，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前，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擁有兩處專用娛樂慰安機構。一處位於四川北路多倫路路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對面，系軍官專用「海軍俱樂部」；另一處在峨眉路400號，即日本海軍陸戰隊的「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
峨眉路400號慰安所的考證、發現，最初來自從江蘇科技大學退休的周新民先生。
如今於鎮江辦學的江蘇科技大學，源自1933年誕生於黃浦江畔的上海大公職業學校。2012年，周新民在上海市檔案館查閱私立大公職業學校的檔案時，查詢到大公職校於抗戰勝利後準備復校，曾接收了「日本海軍俱樂部」作為校舍云云。
周新民告訴《新民周刊》記者：「關於『日本海軍俱樂部』，當時我翻遍了國內資料，都找不到線索。在蘇智良教授的幫助下，找到了1937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其中提到了不少日軍娛樂慰安機構，有很多名稱，未必直接寫慰安所。」
周新民還在日語網站「上海歷史地圖」上找到一幅當時日軍所用地圖。在這張圖上，峨眉路400號的位置處標註為「日本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有關這個地點的相關說明文字，亦系引用山中三平《海軍陸戰隊的故事》：「日本海軍陸戰隊在無執勤任務時，除了去陸戰隊內的娛樂慰安機構外，軍官們還去司令部隔壁的海軍俱樂部休閑，下士以下則大多去密勒路的集會所。下士以下官兵集會所原來在老靶子路，如今在密勒路新建了面積大、設備完善的三層樓現代化集會所。」當年的密勒路，後來改名峨眉路。
如今的峨眉路400號為一幢五層樓建築。周新民通過實地查訪，確認該建築原先確實只有三層，現在的第四、第五層樓系1980年代所加。因此，該建築的確切地址和當年三層層高，確實都與山中三平的記錄相符。
上海市民李美珍出生時，家住峨眉路400號。在「血色殘陽」展覽中，展出了她捐獻的日本製造的發電機木箱，以及原日本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的窗戶把手。這些都是家中舊物。李美珍告訴記者：「我是遺腹子，我的父親、抗日軍人李克明，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父母是勝利後搬入峨眉路400號居住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這個箱子，後來被我母親用來放棉花胎了。」
面對著展覽中擺放的當年的清酒玻璃瓶、儲存木炭的陶缸等等物證，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麗菲教授對記者說：「單個的物證也許不足以說明什麼，但當這些物證構成了證據鏈，便能徹底擊穿謊言。」
時間帶不走歷史
麻生徹男是戰時日軍軍醫。據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所撰寫的回憶錄《從上海到上海》記載，1938年1月2日，日本軍艦「海運丸」將日本軍方徵集的日、朝女子104人作為「緊急軍需品」運抵上海。根據麻生徹男對她們進行的體檢結果，24名日本婦女多患過性病，她們中的絕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鮮婦女基本是處女, 顯然是被誘騙來的。
朝鮮籍老人朴永心就是被誘騙來華的典型。
「那個可憐的懷孕的人就是我。」這是2000年12月，在東京，朴永心老人從照片上認出了自己。這張由美國記者瓦爾特·烏勒（Walter Wundle）於1944年9月3日拍攝的照片，當時的照片說明這樣寫道：「在中國雲南抓獲的日本軍朝鮮人『慰安婦』」。當時，中國遠征軍經過艱苦鏖戰，終於在松山戰役中戰勝了日本守軍，並最終將朴永心和照片中另外三名姐妹等人解救出來。而更多的「慰安婦」，已經在戰鬥的後期被日軍殺害。
1939年，年方17歲的朴永心被日軍以招工為名騙至平壤，隨後坐著裝貨的火車經過幾天幾夜顛簸，到達已淪陷並曾遭屠城的南京。朴永心從南京開始「慰安婦」生涯，及至到上海，到新加坡，到緬甸，最後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設立的慰安所中。其間，她被日軍像給狗起名一樣，一忽兒叫「歌丸」，一忽兒叫「若春」——總之，奴隸是沒有姓名權的，主人想起什麼花名，愛怎麼叫就得怎麼答應。她受盡虐待，乃至懷孕。獲救時，已是身心俱疲胎死腹中，並永久失去生育能力。後來，她得到了一位中國醫生的治療後，回到朝鮮。
陳麗菲告訴《新民周刊》記者：「2000年，我們陪她到南京，到雲南，一路尋找當年日軍的罪證。在一張老照相館的老照片中，朴永心還認出了被日軍強迫裸體拍攝的自己。」朴永心於2006年8月於平壤去世。因為生前沒有看到日本政府有反省表示，朴永心死不瞑目。
和朴永心一樣死不瞑目的，還有中國老人袁竹林。
專程從廣東趕來的程菲女士，在「血色殘陽」展上，講述了她養母的苦難。「我的媽媽袁竹林，最早和當時武漢市政府的一個司機結婚。隨著日軍進逼，她的丈夫汪國棟撤退到重慶。她的婆婆不讓她撤退，並且還逼著她改嫁。她被迫帶著與第一任丈夫生下的女兒，嫁給一個廚師。第二任丈夫為了給隨嫁來的挨餓的女兒找吃的，偷了餐館裡的蛋糕，被發現後就一個人跑了。」程菲講訴道，「那是1940年，媽媽才18歲。被人哄騙說，可以介紹她到湖北鄂城做服務員，沒想到到了目的地，竟然是日軍軍營！」
根據程菲的講訴，袁竹林和同去的姐妹們馬上喊：「不去了，不去了！」這時候，一個穿著和服的日本老闆過來，讓士兵用槍頂著她們的腰進了兵營。「這些記憶是我聽媽媽講的，印象很深。」程菲告訴記者，「當年，她們認為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後來，隨著蘇教授的研究，並帶著媽媽她們向日本政府聲討公道，扭轉了世人的看法。」
被抓進兵營後，有穿著白大褂的日本醫生來給她們做強行檢查，主要是查有沒有性病。我的母親被起名叫「嗎沙姑」，另一名同去的被起名「露米姑」。她們的「名牌」被掛在小房間的門外，房間里就一張床、一個痰盂。每天，至少要做十幾次性接待。老闆就坐在外面收錢，生意忙的時候，急了還會踢門、罵人。「母親有一段時間坐不了板凳，下身疼痛難忍啊！」程菲激動地說，「她來例假，老闆也不准她休息。慰安所的老闆給她們發一種白色的葯，說吃下去永遠不會有痛苦，其實是避孕藥。」
剛開始，袁竹林常常把藥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來的，不會有性病就違反規定不戴安全套。袁竹林在慰安所懷孕了，她的日子愈加艱難。她曾一度想放棄生命，在冬日趴在雪地里希望凍死自己，但被發現，抓回去後便是一頓毒打。為了讓她流產，日本人在她肚子上放板凳，日本兵站在板凳上壓她的肚子。「大出血後，媽媽永遠喪失了生育能力。媽媽決心逃出去，被發現後日本兵將她的頭死命往牆上撞，鮮血直流。後來也因此落下頭疼病。還有腰疼病，是被槍托頂的……」程菲泣不成聲。
不久後，袁竹林年僅三歲的親生女兒在武漢餓死了。程菲哽咽斷續地說道：「以後幾十年，母親的夢中都是一歲的女兒張著小手向她跑來。」1946年，袁竹林抱養了剛出生的程菲做養女。2000年，袁竹林參加「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控訴日軍殘暴行為。2005年8月5日，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她發表《向日本政府討公道》的控訴書。2006年3月29日，沒有等到日本政府任何回應的袁竹林，在廣東湛江逝世，享年84歲。「死不瞑目！」程菲哭訴道。
種種實例表明，「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略亞洲的戰爭中，推行的軍事性奴隸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本國婦女之外，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欺騙、擄掠、強迫等手段，為遠離本土、數量龐大的日本軍隊配備了從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等亞洲各地強征的大量年輕女子充當性奴隸，建立了完備的軍隊「慰安婦」制度。甚至在東南亞各地的西方婦女也難逃厄運，著名的「三寶壟事件」就是日軍奴役白人婦女的例證。根據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林博史整理並公開的資料，二戰時期的一位日本海軍軍官證實，在太平洋戰爭時，他所屬的部隊在印尼蘇臘巴亞至少把270名荷蘭軍隊軍官的妻子和當地女性強行帶到巴厘島，並迫使她們成為日軍「慰安婦」。
相當數量的女性在被日軍殘暴的性虐待過程中死去；戰爭結束之際，部分日軍曾奉命對「慰安婦」進行肉體罪證消滅；輾轉存活下來被調查所證實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體傷殘，無一不在極度痛苦中掙扎。蘇智良為此評論道：「『慰安婦』制度是日軍違背人道主義、無視兩性倫理、違反戰爭常規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為，是數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法西斯對女性登峰造極的集體奴役，集中體現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殘忍和暴虐，也是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最慘痛、最刻骨銘心的的記憶與教訓。」
對於安倍晉三喝著紅酒笑談「慰安婦」問題的潑皮說法，韓國外交部發言人魯光鎰表示，必要時須讓日本政府對此事件表明立場。於此同時，日本民間倒也不乏正義之士。7月4日，日本自由記者土井敏邦拍攝的韓國「慰安婦」證言紀錄片《與記憶共生》在東京澀谷一家小型電影院正式公映。《與記憶共生》根據土井1994年至1996年在韓國原「慰安婦」住所——「分享之家」採訪拍攝的視頻製作而成，其中記錄了7名前「慰安婦」的證言。她們在紀錄片中作證指出，當時她們被「為日軍製作軍服」「當護士」等各種理由哄騙或強行拉走到新加坡、上海等地充當日軍「慰安婦」，「被當成『處女貢品』獻給日軍長官享用」，在極其簡陋的房間里充當日軍的性奴。
而安倍的酒後胡言，又豈止在「慰安婦」問題上。比如針對日韓外長會談，安倍說：「我說過，只要等待，韓方就會主動找上門來。」對中國——安倍忽而放言「安保法案就是沖著南海上的中國」；忽而宣稱要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軍合作，「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國」。他甚至拍胸脯承認「的確在謀劃和中國的戰爭」。
去年《新民周刊》記者採訪蘇智良時，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認定的中國『慰安婦』倖存者，在世者尚有32人。陳麗菲透露：「今年這一數據減少到22人，死亡12人，新發現2人。」然而，時間帶得走生命，卻帶不走歷史。「慰安婦」問題，無疑是日本於二戰期間犯下的罪行，是人類歷史上時間和金錢無法撫平的創傷。
鏈接：上海系列抗戰歷史地圖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上海師範大學除了發布「166個上海日軍慰安所分布圖」以外，還聯合騰訊共同製作系列上海抗戰歷史地圖。分別為《上海抗戰歷史地圖系列一——抗日救亡分布圖》、《上海抗戰歷史地圖系列二——淞滬抗戰分布圖》、《上海抗戰歷史地圖系列三——組織機構分布圖》、《上海抗戰歷史地圖系列四——事件暴行分布圖》、《上海抗戰歷史地圖系列五——慈善救助分布圖》。
索賠、審判與罪責
自1990年代起，亞洲各地的「慰安婦」倖存者不斷向日本法院起訴，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但沒有一例勝訴。在這種情況下，「審判日軍性奴隸制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活動於2000年12月在東京舉行，民間法庭裁定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犯有反人道主義罪，日本政府應向日軍性奴隸制度受害者道歉和賠償；同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敦促日本政府承擔責任。但日本方面否認「慰安婦」史實的言行連續不斷。2007年3月，安倍晉三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時，就多次否認日本政府與「慰安婦」有關聯，宣稱「慰安婦」並非強迫。同時，日本高等法院單方解釋《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戰爭受害者無權向日本法院提出戰爭賠償訴訟，受害者們的「追索」之路仍將充滿曲折和艱辛。
「慰安婦」數量
根據中、韓、日等國學者的調查和研究，整個二戰期間，日軍「慰安婦」人數有40萬以上。其中，中國「慰安婦」人數在20萬左右，她們多是被搶掠或欺騙至慰安所，年齡跨度從十幾歲到四十多歲。
TAG:王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