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云 被「遺忘」的文化大師
王子云
他是中國文壇一顆璀璨奪目的文化巨星，是與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張大千等人齊名的文化大師；王朝聞、劉開渠、艾青、李可染、吳冠中等重量級文化大家，亦都承蒙其教誨，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他的名字卻很少有人提及。被世人挑選性地遺忘。
文鍾一
在上世紀30、40年代，中國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化精英，可謂群星璀璨，他們共同完成了中國近代文化的啟蒙與發軔。在這一時期，各個領域都有堪稱大師級別的人物，他們幾乎都有留洋求學的經歷，無一不在某一個領域裡獨樹一幟，影響深遠。但像王子云這樣，橫跨繪畫、雕塑、藝術考古、美術史論等數個領域，開山立論，卓有建樹的，恐怕屈指可數。
假如要論王子云的資歷與分量，可以列出一大串與之等量齊觀的名字，如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張大千等人，他們屬於同一時期美術界的名家，而王朝聞、劉開渠、艾青、李可染、吳冠中等重量級的文化大家，亦都得到過王子云先生的教誨，足見他在文化藝術界享有高標的地位。
王子云是「五四運動」後現代美術先驅之一，他以一己之力開闢了一個個新的藝術門類。幾十年，雖命運多舛，屢遭打擊，卻始終潛心文化高地的鋪設，七十多歲高齡仍不間斷地進行多次實地藝術文物考察，為國家保護了劫後餘生的珍貴資料。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他的名字在社會上卻很少有人提及。另一方面，在學術界、藝術界、考古界深為專家所道。
我們梳理王子云先生的一生時，他所有的選擇似乎都率性而為，同時又被整個時代所裹挾，與眾多的文化精英一樣，他們如同蒲公英的種子一般，隨著風起雲湧的時代，飄零在各個角落，紮根，生長，繼而成為一棵參天大樹。共同支撐起中國文化的底座，「他們肩負那一代文化人的歷史使命。」王子云之子王蒙說，唯有這種解釋，才能理解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以及他們所做出的抉擇。
「當我們再次探討王子云的時候，我們其實把王子云看做一個模式或範本，在他身上，我們能觸摸那個時代的溫度。當我們發現存在這樣一個人，他的分量如此之重，卻封存已久，我們應該把他放在歷史的什麼位置？」王蒙對本刊記者說:「究竟是這個社會的無知，墮性，還是整個大環境對文化的忽視？我不知道。」王蒙感慨道。
凝望王子云與他所處的時代，總是會令人唏噓不已：那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時代，亦是一個社會動蕩，思潮雲涌的時代。一大批知識分子在大放異彩、揮灑才華的同時，也深陷時代的洪流之中，無法獨善其身，有人風生水起，名揚天下；有人則銷聲匿跡，不知所蹤，王子云很遺憾地墜為後者。
在炮火中西征
王子云的主要貢獻之一是1940年組建「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這是王子云從藝術家向學者的轉折，也是中國文物藝術考古的啟承點。在硝煙瀰漫的戰爭年代，王子云歷時五年，行程十萬餘里，足跡遍及川、陝、豫、甘、青五省。運用攝影、臨摹、模鑄、拓印、測繪、記錄等方法，發現與保護了大量文物藝術珍品，這是中國專家以國家層面首次科學而系統地考察西北文物。
1937年，抗戰開始，40歲的王子云離開巴黎，回到國立杭州美術專科學校任教，承擔起文化人在抗戰中的責任。據史料記載，自1938年2月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軍對國民政府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半的轟炸。五年半間，日軍對重慶轟炸218次，出動飛機9000多架次，投彈11500枚以上，平民居住區、學校、醫院、外國使領館等均未倖免，與此同時，重慶主城3萬多同胞遇難。
1939年至1941年，是重慶遭遇「大轟炸」最慘重的三年，期間，重慶曾發生防空警報連響七日，大火連燒三天的慘景。和平時期的人們也許無法想像，五年半內，一萬多枚炸彈陸續在一個城市引爆，會是何等慘烈的景象。
1937年，放棄海外優越生活回國的王子云，之後應重慶政府之邀，正置身重慶市區的硝煙里，忙於設計建造抗日無名英雄紀念碑，設計模型已獲通過，正備料開工，因日寇戰機輪流轟炸市區，被迫終止。
為搶救西北正在遭受敵機轟炸的珍貴文物，王子云向教育部申請成立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欲赴川、陝、豫、青、甘等地進行考察，以盡學人之責。
要知道，日軍侵華期間，以轟炸、焚燒、搶奪為主要手段，對中國文物瘋狂破壞的罪行，一刻不曾停止。史載，抗戰爆發前，全國有影響的博物館37家，到1944年，全國僅存18家，較戰前減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設於學校或圖書館中的博物館，則有3/4被毀。申請成立「考察團」，是王子云作為一名愛國學人，在國難當頭做出的「學以致用」擔當的精神。
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進行考察的區域，依舊處於日寇的炮火之下。
僅以陝、甘為例，自日寇軍機於1937年11月7日首先轟炸潼關開始，直到1945年1月4日最後轟炸安康止，對陝西的轟炸，共持續了7年1個月零28天，總計5607次，轟炸範圍遍及陝西55個市、縣、鎮，傷亡人數10073人；與此同時，為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日決心，日軍先後出動飛機993架次，對地處大後方的甘肅狂轟濫炸，也持續了六年之久。王子云和「考察團」成員，當然清楚他們此行意味著什麼。
1940年12月5日，由12人組成的、在中國近代美術史和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以政府名義西行，面對國家危亡時所爆發出的愛國精神，讓這群平時操持畫筆的藝術家，結成了在炮火中並肩前行的戰友。
組織一個以藝術文物為主要內容的考察隊伍，前往祖國西北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了解，並且以現在可行的科學手段，做以考察記錄，這樣的工作，無疑是千百年來，歷代政府未曾做過，史無前例之盛舉。「對中華民族偉大文化之認知及感知，對國人堅持抗戰之信心必有極大鼓舞。」王子云在向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的申請書中如此說。
考察團的事業使王子云離開了創作而進入學術，而像傅抱石、黃賓虹這樣的畫家，則是先學術後專註於畫藝，終得大名。比較之下，王子云卻漸漸落寂。從前途無量的畫壇轉入清苦寂寞的學術界，王子云率性地選擇了一條自己認準的道路。
1922年王子云北京留影
壯志凌雲的青年才俊
追溯王子云的前半生，他的人生軌跡與當世諸多名家一樣，出身於大戶人家，他的叔父王秀山擔任當地第一個新式高等小學堂的校長，王子云有條件接受較好的教育，與之有很大關聯。雖然中途家道衰落，但家底還算深厚，仍然可以供他外地求學。他的故鄉蕭縣，後來能被譽為「書畫之鄉」，也是因王子云為領軍人物，之後還有蕭龍士、劉開渠、王青芳、王肇民、朱德群等藝術大師，也都是蕭縣人。
與許多大師一樣，受20世紀初期「新文化」和「新美術」的熏陶和教育，王子云後來留學歐洲，最初的發展方嚮應該是終身從事美術教育事業的。中國現代美術的大家，諸如林風眠、徐悲鴻、潘天壽等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畫風，而王子云作為蕭縣才子中的翹楚，畫藝超群，前途更是一片光明。
年輕時的王子云意氣風發，既有藝術家的氣質，更有藝術家遊學四方的豪情。據王子云晚年回憶，他在讀私塾時，對徐霞客描述的「壯遊」生活——「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最為神往。李白所謂「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浮溟海」，也是能夠讓他心緒縈忽的情景。
這些都是他日後熱衷於「行走」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在同時代的美術家裡，似乎沒有幾人像他那樣一生都「在路上」。20世紀初，禮樂崩壞，百廢待興，懷有「四方之志」的知識分子，被建設新時代的熱情所激勵，投入時代浪潮為大勢所趨。即便對政治缺乏熱情者，也幾乎無人能夠擺脫政治風潮的裹挾。王子云的後半生，就不斷地被政治運動纏繞。事實上，從他最初的志向開始追尋，能專心於藝術，心無旁騖地遊走期間，在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中，亦顯得另類。
辛亥革命的槍聲響過一年之後，王子云考上了設在徐州的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從小就喜歡畫畫的他選擇了美術這個方向，他的同學有徐朗秋和劉季洪。王子云日後幾次關鍵性轉折，皆與老同學劉季洪（此人後來成為國民黨官員）有關。而校長劉仁航是一個對地方歷史古迹頗感興趣的先生，這或許是王子云後來選擇「考古」的一條隱秘線索。
1916年，從第七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王子云選擇做一名美術教師，進而入私立上海西門圖畫學校學習西畫。儘管在這裡學習的時間並不長，但王子云學習了對照石膏模型素描和靜物寫生方法，在當時的蕭縣，能夠基本掌握這種西畫方法的，王子云算得上是第一人。
以王子云當時的家境而言，能讓他深造如此已屬不易。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蕭縣連年遭遇「匪災」，在土匪的眼裡，大戶王家是一塊肥肉，父親與哥哥皆死於土匪的槍口之下，家裡的財物被洗劫一空。與此同時，叔父也因故離世。這樣的奇禍凶災，不僅將一個家庭推入深淵，也給青年王子云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傷害，王子云自己也說，他以後某些孤僻內向的性格就與這樣的經歷有關。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蕭縣，傳統書畫之風盛極一時，而王子云對中國傳統的山水花鳥沒有納入學習重點，作品幾乎全部是素描寫生和色彩風景。因為接受了西畫教育，他表現出的與傳統中國畫家不同，也和蕭縣的「書畫傳統」不同。王子云的美術道路完全是「新學」路徑，這可以說明王子云的「得風氣之先」。然而，他自己的命運，也因為這樣的「新學」路子，使得晚年幾近窮愁落寞。
但在當時，王子云不會想到這些，風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學藝歸來，讓人心生仰慕之情。
劉開渠就是他的鐵杆粉絲，因為王子云發現了他在美術上的天賦，並幫助他到北京求學，把他送上了終身從事美術事業的道路。在那個年代，同道中人，相互扶持幫助，儼然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風氣。
王子云何正璜伉儷與子女合影1960年
「圈子」文化
「五四運動」之後，北京成了「新學」文化人的聚集地，這一時期，郭沫若、陳寅恪等一批學人都雲集於此。心懷「四方之志」的王子云也不期而至，他先考入北京美術學校學習，但並不順利，由於學校有四名學生與校方發生衝突，被開除學籍。王子云因同情那四位學生而受到牽連，要記過處分。血氣方剛的王子云不甘受辱，憤然離開了學校。
這是王子云一生中第一次遭受「牽連」，但絕不是最後一次。後來一些「糊塗事」總是能「牽連」到他。或許與他耿直、不知變通的性格有很大關係。
還好，由留英的李毅士和留法的吳法鼎創辦的「阿博洛」學會接納了他，讓他當了負責日常事務的「幹事」。這是北京第一個新美術團體，1922年成立之後，接連舉辦了好幾場大型的美術作品展覽和暑期美術講習班。因為志趣相投，參與者積極性甚高，所辦的活動又注重社會影響，當時的所有活動都被北京大小報紙報道，一時間，「阿博洛」學會的聲譽甚至超過了出現裂痕的北京美術學校。
雖然因為這場風波導致失學，卻讓王子云直接進入了北京的文化圈子，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以「阿博洛」學會為跳板，他結識了一大批「西畫高手」，提升自己西畫水平的同時，也歷練了自己社交方面的能力，經人介紹之下，繼而任教於平民中學和孔德學校，進入了一個更具北京文化特色的圈子。
在孔德學校的這段美好的日子，王子云終生難忘。在一生遷徙奔波里，以孔德學校的幾年生活最為愜意。一是由於收入豐厚，二是學風良好。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也搞鬥爭，但多有五四以來爭自由、反專制的色彩，而同仁之間，則多是互相幫助，在一起和當權力量發生衝突之時，參與者還能共同進退。這裡面既有利益的互相連帶，也可見道德正義。西方的平等自由理念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情溫暖，在這些獨領時代風潮的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後來，王子云的生活，從一個美術專業者又潛心於學術，對他個人或許並沒有帶來實際的利益，甚至讓他進入文化苦旅，但也正是這樣一個生命，其悠長表現和斑斕色彩，透逸出時代文化的變幻。
在孔德學校期間，王子云還參加了一個叫「紅葉畫會」的組織，這個時候他一個人住在北京，自由自在，在這個鬆散的沙龍性質的組織里，他把堂弟王青芳介紹到蔡元培為校長的北京孔德學校一同任教。他和「紅葉畫會」的朋友們享受了20世紀20年代最好的時光。
北伐戰爭的炮火打破了寧靜的生活，北京政府風雨飄搖，大批文化人也從北京往南方發展。王子云去了南京，任中山大學民眾教育館美術部主任。而他的老同學劉季洪時任民眾教育館館長。大概「同學圈子」起了一些作用。又有林風眠的加持，加之此時美術、美術教育在蔡元培的改造國民性的大計劃里，已經是一個具有神聖意義的大事業。而王子云在北京美術圈子已小有名氣，無疑是一個被大家關注的人。
無論是哪一種情形，毫無疑問的是，時代的潮流勢不可擋，作為知識分子的王子云，那時候並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
因為在教育館表現突出，經林風眠邀請，王子云輔佐其在西湖藝術院做籌建工作。但苦於沒有「留洋」的經歷，所以只能給一個講師的名義,「教務是學校的中心環節，教務長我既無資格，只好給個教務註冊科長的兼職，由一個中學美術教員升上大學講師，我自己也是知足的。」王子云後來回憶說。
這也讓他萌發了出國的念頭，新時代要的是新學問，而新學問的來源則非出國不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為這樣的理想而努力，王子云開始做了出國的準備工作。
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藝術文物考察團成立同人合影，左起一何正璜、王子云、周思銘、鄒道臨、陳典堯、張仁均、戚承先、雷震、姚繼勛
從東京到巴黎
王子云第一次出國，是作為西湖藝術院的「幹事」參加東京的展覽會。這次出國交流活動，在林風眠、潘天壽、王子云三人之中，院長林風眠自然是主角。王子云一幅題為《杭州之雨》的作品吸引了很多讚賞者的目光。
這幅作品表現杭州，沒有畫其湖光山色，而是表現雨中街頭情景：打傘和穿雨衣的行人、人力車和自行車、窄窄小樓，典型的20世紀30年代城市風光。因為雨，畫面上的行人車輛顯得急促，而速寫式的筆觸和畫面情景氣氛十分融合，大膽地用線和用黑色，或者是畫面情緒的需要，似乎也不經意中表現出中國人的習慣和精神，在動感強烈的街頭人物里，有一個攜畫夾的藝術家——王子云把自己也畫進去了。
在日本展覽中，作品得到了公眾肯定，對王子云的繪畫才能和創作熱情都是一次極大的鼓舞，這幅給他帶來榮譽的《杭州之雨》，以後也被他帶到巴黎，再次給他帶來了盛譽。
1930年12月從上海出發，王子云乘坐法國輪船「安得來朋」號，航行四十二天之久，前往世界藝術之都巴黎。當途經新加坡時，王子云參觀了著名航海家鄭和所立的石碑，在東京時，他也參觀長壽寺里的「俳句」碑林，對石碑這樣的文物古迹，他似乎天生有一種好奇感，而鄭和所立的這塊碑。刻有中文、阿拉伯文和當時的泰米爾文，在碑頭上刻有龍紋裝飾，這塊見證中外交往史的重要石碑，可能是王子云對文物、對碑刻最早的傾心留意，
在林風眠的支持下，以學校「駐歐代表」的身份，使王子云有機會遠渡重洋，真正去見識與觸摸西方藝術。在國外學習的初衷，本是希望得到知識和能力的充實。在巴黎半年的生活，王子云看到了雕塑與城市建設的關係、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十分密切。在首選學習雕塑的同時，又報考了裝飾藝術專業，還沒有忘記學習油畫。而在國內，傳統型的書畫家多為名人遺老，孤芳自賞者居多，作品能夠進入公共視野的極少。藝術是清高的，但是要靠藝術吃飯就太難了，雕塑在巴黎這樣的歐洲城市，一直以城市的發展而發展，它依然是高雅的藝術，更是有實際用場的謀生手段，有建築家的發展空間就有雕塑藝術家的飯碗。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除上海之外，南京和杭州的城市建設也頗具規模，當時國內的普遍認識，中國經濟會有一個比較迅速的發展，和王子云有同樣想法的美術家在當時不乏其人。
巴黎，是藝術家的天堂，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作為藝術家的王子云受到足夠的尊重與優待，由於王子云在幾年時間裡，學業動態、文化信息發表過一百多篇各種報道，正因為有了這些成績，在法國美術界有了一定的影響力，1932年到1934年還得到了來自江蘇省教育廳每月五百法郎的補助。不用為生計發愁。這讓他能心無旁騖地專註於藝術與創作。
1935年，王子云的油畫作品《杭州之雨》參加了法國官方的春季沙龍展覽，才使得他的名字錄入門檻甚高的《現代美術家辭典》。收錄了從1905年到1934年之間，全世界成名美術家近兩千人，王子云名列其中。王子云自己說，「在當時來說，算是為中國在世界美術史上爭得了一個不小而頗為光榮的地位。」
王子云所進的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是法蘭西美術界的象牙之塔，能夠在這裡任教的老師皆是國家學士院的美術院士，美術院士是法蘭西美術界最高學術的榮譽地位。當時的中國學生都趨之若鶩，「只有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才進入學校，多半是為了『鍍金』，以便回國之後可以炫耀於人，並輕易地取得大學教授高位，當然包括我自己。」王子云回憶說。這當然是一種自嘲的說法，在當時艱難的生活里，他似乎沒有任性的資本。
相較於恪守傳統的學院派，那些遍佈於巴黎大街小巷的不為求功名，完全表現個人感受的知名和不知名的藝術家的作品，給予王子云的啟示不小於他在盧浮宮所見。
1934年王子云在高等美術學校雕塑寫生
開啟新的征程
1935年，對王子云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這一年，王子云在法國的學業已經結束，這時的中國，總體形勢比較安定，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都處於發展之中，但王子云沒有立即回國，而是加入了「中國留法藝術學會「。
之後，王子云隨團參觀了在巴黎主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而其陳列的藏品，多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掠奪而去的文物。囊括了中國古代最有價值的繪畫、青銅器、玉器、陶瓷等。中國人在這樣的展覽會上，既可以看到自己國家失而不能復得的藝術珍寶，也不能不感到被欺凌的屈辱與憤怒。「像這樣喪權辱國的藝術展覽會，中國竟以政府名義參加，半殖民地的面目畢顯，看過展覽，我的心情是十分憤慨而難以平靜的。」多年後，王子云回憶這個展覽，還余憤未消。
這時，王子云已經讀到伯希和、斯坦因的有關著作，他們就是從中國盜竊文物最厲害的強盜。但他們的學問，他們為干成事業而不懼艱苦的能力又讓中國人汗顏。儘管他厭惡政治，但又不能對中國的情況充耳不聞。那個年代，想做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純粹藝術家幾無可能。
尤其是在遊歷歐洲大陸時，這種感受就愈加明顯。他從一個小學教師到大學教師，再到留學生；從一個油畫家到一個雕塑家，到遍覽歐洲美術遺存，對美術旅行考古產生極大興趣。在他的學養和能力興趣里，隨便展開哪一項都可以發揮巨大的能量。他想起杜甫的詩：「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在藝術道路上，沒有絕頂，只有高峰。「而他在歐洲的經歷告訴他，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最好的歷史藝術遺存其實在中國。」王蒙說。
在這一時期，懷著與王子云一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在國家危難之際，作為一個文化人，他們決定應該去做些什麼，才能使得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唯有回國，開啟新的征程。
1937年年初，王子云從威尼斯回國。從1937年到1940年間，他輾轉於南京，濟南，杭州，重慶多地，國難當頭，諸事不順。王子云心裡仍然想著回到巴黎，做一個自由自在的藝術家。但隨著戰爭的局勢日益緊張，作為一個文化人，眼見大好江河被戰火摧殘，總要去做點什麼，在國外的時候，他就想著一旦回國，要有重點地尋訪古典美術遺存，那時的想法是把這樣的考察收穫帶到國外，可以辦展覽、寫文章。而到了此時，這項工作無疑是對文物的一次搶救性保護了。
綜觀王子云的前半生，可謂順風順水，風光無限，既有貴人相助，亦提攜他人。他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驕子，是遊走於美術與雕塑兩個領域裡炙手可熱的藝術家，亦是一個風度翩翩，頗具魅力風采的美男子，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在「西北藝術考察團」籌備初期，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讓考察團里唯一的女成員何正璜芳心暗許，而何正璜則出身高貴，亦是後來陝西博物館的靈魂人物，文采飛揚，堪稱才女。能輕易捕獲如此奇女子的芳心，足見王子云非凡的魅力與才情。
1935年王子云與旅歐藝術家在倫敦
「絲路文化」推動者
考察團在敦煌的工作極其艱苦，在這期間，張大千以畫家的名義在敦煌進行「復原式臨摹」。「有時張大千還宴請王子云團長夫婦，因為他的畫很值錢，給沿途官員作畫，受到的關照比這個中央派遣團還要多。」王蒙之妻史君俊說。
在敦煌，考察團共計11人，由於經費緊張，實際進入敦煌循環交替工作者最多4人，不少於2人。綿延三四里的沙崖間，多數洞窟被沙埋土封。王子云帶領他的團員們，爬上爬下，丈量尺寸，逐洞清理，重點摹繪壁畫。他們看到了被破壞的慘相，急需進行保護，建議國民政府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是王子云對中國文化領域前無古人的開創之舉。王子云繪出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外景圖，這幅長卷在王子云先生去世後的1991年由何正璜親手捐贈給敦煌研究院。
蘭州去敦煌，坐汽車先到酒泉，再由酒泉坐騾車到安西，約有280公里，騾車要走三天，「坐在蓋有氈席的騾車裡，耳邊響起嗚嗚的風鳴聲，頓時飛沙走石撲面而來」；可是，由「安西去敦煌約180公里，走的是沙窩路，軟沙沒脛，竟連騾車也難以通行，又因無駱駝可雇，不得已只好改坐農家的木輪牛車。」中途只有三個休息站，是用土坯壘起來的一間小草棚。牛糞熏天，令人難以忍受。為此他感慨地說：「這樣的鬼地方，我卻在1941年到1943年，經常來往於蘭州敦煌之間，每次都要在這裡住宿，牛車沙窩路也來回走過多次。這種為探求千佛洞奧秘而受的艱苦是說不完的。」王子云心知，他那時所走的路，正是法顯、鳩摩羅什、唐玄奘們所走過的道路。玄奘們是為了求法弘法而來去，「但我們是為了景慕已久的敦煌千佛洞」。（事見王子云《從長安到雅典》）
在去敦煌考察以前，他們在西安及周邊地區、洛陽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對於當地的文物古迹，做了大量的勘查。在考察咸陽時，首先發現漢代霍去病墓前石雕刻群的巨大藝術價值，被他評價為萬古不朽的傑作。直到1941年下半年，他們才來到蘭州。王子云帶領第一批團員去敦煌考察。玄奘們有佛教的信仰，而王子云們何嘗沒有藝術的信仰呢？無數的事例證明，在信仰面前，再大的困難都顯得是那麼微不足道；為了信仰，人們可以無怨無悔做最大的付出。何正璜在其考察日記中寫道：「將來中國若能因此有一國家辦立之美術館或博物館等，則本團雖已不存，而在此開始無人注意及此之時，即以儘力奠其基礎。星星火粒燃起民族光榮巨焰，本團定亦在旁為之欣慰無已。唯在此創始時期，困難諸多，時為艱辛所迫而至氣餒」。
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收穫頗豐，先在蘭州舉辦了成果展覽，後來又去重慶展覽，給山城文化界帶去了一股「西北風」。且參觀者眾多，幾乎場場爆滿。關於展覽的情況，《大公報》當時的報道說：「……觀眾自早至晚，擁擠異常，尤以六朝繪畫陳列室內觀者對我國古代藝術作風氣魄之偉大無不驚奇，一部分觀眾對於該團所作之河西風景及風俗繪畫，亦多發生濃厚興趣，此足見國人對西北之重視。」
這是中國專家首次科學而系統的考察西北文物。1942年何正璜發表《敦煌莫高窟現存佛窟概論之調查》內容總錄，這是中國第一篇較系統研究敦煌學論文的中國學者，也是考察團唯一女性。可以說，王子云是國內首個系統介紹「絲路文化」的人。然而，許多年後，提及敦煌，沒有人不頌揚常書鴻，但很少有人提及王子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挑選性遺忘。
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籌備委員會，常書鴻擔任籌委會主任，王子云、向達、姜亮夫等皆在籌備委員之列。可見當時他們的影響之大。1944年後常書鴻任第一任所長，王子云則成為他的副手。這卻成了王子云的一個心結，作為當代中國敦煌考察保護的拓荒者，他是有意於承擔更大的責任的，這個性格耿直的藝術家無法忍受這種失落感，從此他淡出了敦煌的事業，這一次選擇，讓他再次與巨大的聲望與成就失之交臂。
1945年，王子云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因為有了考察團這段經歷與豐富的考察資料，他創建文物研究室，為今天的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奠定了基礎。
1943年王子云考察唐陵在順陵走獅前
無悔這一生
1948年，當王子云選擇舉家從西安遷居成都，給他以後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歷史的煙雲瀰漫，很多細節都無從了解。但當他和家人踏上張硯田的軍車的那一刻，改變了他半生的命運。
事實上，他在西北大學的四年時間，並沒有發揮他希望發揮的作用，成立文物研究室，他自己卻無課可上。而此去成都，完全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為新中國建設多作一份貢獻。但在西安即將解放的前夕，乘坐國民黨高級軍官的車遷往國民黨最後的據點成都，在當時有多麼難以洗刷的政治色彩，而此後的若干年裡，他們將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後來，所謂的「西北大學文物糾紛事件」便是由此引發的第一枚重型炸彈，「罪名」是王子云離開西北大學去成都任教時，「盜竊」西北大學文物。而事實上，那些所謂的「文物」僅僅是王子云的私人物品。事情伊始，王子云本就性情耿直，豈能受如此的人格侮辱。憤怒至極，拍桌子拍傷了手掌，給以後留下了手疾隱患，到老年寫字都困難，寫出的字被命名為「九曲羊毛體」。
儘管時為西北軍區司令員、西安市軍管會主任的賀龍將軍曾在一次會議上批評西北大學領導把管理軍隊的一套辦法用來對待知識分子。然而，「文物事件」給王子云精神帶來沉重打擊，一直客觀地影響著王子云的工作、生活以及政治生命。
解放之後，他一邊教書，一邊尋找機會為新中國建設作一些貢獻，1950年，受西南軍區委託，設計雕塑解放軍第一次解放山西汾陽攻城戰模型，送北京參加軍事展覽會。為解放川西雕塑無名英雄雕像，受到軍區表揚和獎勵。1951年，受西北軍區教育部委託，雕塑革命聖地延安全貌模型，居住延安半年，模型完成後，在西安公開展覽。1952年，由西南調任西北藝術學院教授。1953年，參加西北考古隊去新疆考古調查，重點調查庫車與拜城石窟藝術。「對西北地區多次的實地考察，讓他成為一個擁有豐富實物資料的學者。」王蒙說。
在「反右」之前，王子云、何正璜夫婦已經成為組織重點監視對象，「肅反」「鎮反」之際，接連遭到抄家和監控。更有甚者，歷史博物館還曾派一位女黨員「進駐」王子云家，實行直接監控。王子云在西安美院也一度不許回家，交代問題。
王子云被打成「右派」之後，繼續在西安美術學院史論系教書，他已經寫成並且即將出版的《中國美術史》卻被撤下。從此以後，一直到80年代，王子云再沒有著作出版，他被打成「右派」恰好是六十歲，平反之日，是八十二歲。這二十年，對於享年九十四歲的王子云說，其實是學術思想最為成熟，精力最為飽滿的二十年，但卻在歧視里苦熬度過。王子云其後說起此事淚流滿面：「『引蛇出洞』這一招把我害慘了。要不然我要多寫多少東西啊！」
到了「文革」末期，太陽要出來了，王子云卻被迫退休。在王子云看來，這無異於是被組織拋棄。「政治問題」也讓王子云的住房一直窘迫：和小兒子一家合住在一間3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冬天生煤爐取暖，更顯狹小。
但王子云許多馳名中外的重量級著作都誕生在這逆境的歲月里。尤其到了「文革」末期和「文革」結束以後，他淡薄名利，無欲清心，一門心思在家裡閉門重寫《中國雕塑藝術史》。1988年該書出版發行，填補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繼而又寫《中外美術考古遊記》。他只有一個想法：我要幹活，「要給社會留下些東西」。有很多知名畫家80多歲就已經擱筆不作，而王子云先生年逾90還在衝刺拼搏。直到1990年8月16日,在他94歲高齡時，在編寫《歐洲雕塑史》的書案旁，溘然仙逝。
王子云的前半生名氣可謂與眾多大師齊頭並進，但在幾次關鍵性的選擇中，耿直，率性的王子云無可避免地被捲入了時代的漩渦，雖一時沉寂，但金子總是會發光的。「我們不需要人們去可憐他，而是要敬仰他，因為他是中國文化之子，他是為中國文化嘔心瀝血，不計個人得失，他只想把他所研究的和盤托出，放到歷史的長河，讓中華五千年文化在他的手上得以系統地，完整地流傳下去。」王蒙說。
王子云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繪畫、雕塑、美術考古、美術史論，再現了他的愛國情懷，以及彰顯了人文精神的意義，畢其一生，他堅持對中華藝術的研究與保護，在文化復興的新時代，樹起了一座崇高的豐碑。鑒於王子云在長安學研究的突出貢獻，2010年陝西省人民政府重點文化工程，《長安學》叢書，同期出版《王子云卷》，以彪炳史冊。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王子云常常回首往昔，他漸漸地把自己以前種種「悔不該」的選擇，全部變成「無悔」，像一個士兵戰死沙場那樣終結在自己的工作現場，這高貴的人格與精神於當世亦是一股清流。(見習記者尤琳娜對此文亦有貢獻）
王蒙在編著《王子云卷》
父親王子云：鑄就凸起的「文化高地」
——專訪王子云文化精神傳承人王蒙
文 梅子
記者：作為全國著名的書法家，一代文化藝術大師王子云先生的後代，作為他們的兒女，您心中，又是如何認識和看待父母的呢？
王蒙：每每說起我的父母王子云、何正璜，都感慨萬千，心情複雜。作為他們的兒女，我們身份特別，人生遭遇和經歷也頗多坎坷。父母傳奇艱辛的一生，廣博的知識，厚重的愛，執著不屈的精神和潛移默化的教誨，……隨時想起，都不勝唏噓：為有這樣的父母驕傲，同時，也深感自己重任在肩，需要把這種精神發揚和傳承下去。今天的我，能夠在書法上有所成就，贏得社會的認可和讚譽，除了自身的勤奮努力和天賦外，更多得益於他們言傳身教的影響和家庭文化的熏陶。
自己的耳順之年，是人生新的起點，能夠以豐富的閱歷和文化人的獨立思考，來重新感受和審視父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父母的文化成就，恰恰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在別人還未覺醒之時，在一片空白的領域裡，為無數後來者搭建起了一個可供繼續探究、前行的「文化高地」。父親，是藝術形的學者，又是學者形的藝術家。而不是單一的畫家、或雕塑家，或考古學家。這很像中國書法中的漢代時期，是一個承上啟下、四通八達的「高地」：既上承篆書，下啟隸書，向左有章草，向右可魏碑。曾有人議論，說父親一生涉及專業很多，且各有高度。父親作為一代文化大師的價值，正在於此：他沒有為後人去提供一個如何具體的方式、開啟某個單一的法門；而是以獨特的視角和思維，提供了一個甬道，搭建起了一個多元、豐富、立體的、凸起的「平台」，讓後來的研究者得以向各方面縱深發展。
這個文化高地，為後來新中國文化藝術的方方面面，起了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當今中國的美術教育，不能不提到王子云。他一生重教，桃李滿天下。其學生，著名詩人艾青盛讚他：「歷經千辛萬苦，為追尋人類美的創造。」他的學生，美術大家吳冠中讚譽他：「植樹種花，白頭園丁彎腰，誰數碩果遍中華」。他的學生，著名雕塑家劉開渠則說：「他的諄諄教導，使我走上美術的路，他一生貢獻不已，是一位讓人永遠懷念的人」……諸如這樣的讚譽，還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而美術考古，更不可能繞過王子云和何正潢。他們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中的地位是崇高的，父親的卓越貢獻是他身體力行開創了「中國美術考古學」，繼而薪火相傳。上世紀40年代，他首倡組建「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搶救性保護了一大批珍貴文物，是萬古流芳的文化壯舉。他撰寫《中國雕塑藝術史》巨著，用東西方文化視覺，系統介紹中國自古至今的雕塑藝術。父親1930年就留學法國、即以西畫揚名於世。留法8年，他的繪畫和雕塑作品享譽法國，1935年法國版《現代藝術家大辭典》中，第一次載入中國籍畫家的作品，就是父親和他的油畫《杭州之雨》……
從各個角度來看，父親王子云所建立的一切，都是原創性的。這種多向、多元的「文化高地」，從高度和廣度來看，在今天看來，無疑也是令人仰視和驚嘆的。
王子云的兒子王蒙幸福的一家
記者：您個人和家庭，將以何種方式來彰顯和發揚父母偉大的人格和精神？同時，對於相關政府和文化部門，您又有哪些好的建議和期許？
王蒙：在當今這個時代，回顧王子云的精神，以及他在各個方面的影響，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無論藝術家、學者，還是普通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作為一種人文精神的縮影。他像旗幟一樣，矗立在當代。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文化的敬仰，實質是對一種文化精神的敬仰。一些大師，像磁石一般被後人關注和崇敬、追隨，那是因為，精神高地放出的光華。試想，1937年，王子云與何正璜不約而同，一個從法國，一個從日本歸來，不去逃避這片戰爭的焦土，而是與千千萬萬老百姓一起共赴國難。其中，愛國的精神和情懷不言而喻。他們不是用口號，而是用自己最有價值的學識來愛國：放棄牛奶麵包，在戰火的塵土中，開闢另一個戰場。當時，他們沒有思考：應該做什麼，而是我能做什麼？民族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他們將自己的前途，與民族危亡、祖國文化緊緊聯繫在一起。把國外的先進理念和方式，用於戰爭中的文化責任。這種無須政府動員、不計待遇，完全自覺自發的行為，恰恰是他們身上最可貴的人格精神。這，也正是當今這個時代需要宣傳的精神和主旋律。
目前，我們正在積極籌備成立「王子云何正璜文化研究會」，把父母留下的歷史文獻進一步挖掘梳理。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文化工程，目前，正在積極的籌備中，我們迫切得到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間，中國美協副主席楊力舟、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王西京、上海藝術學院博導羅宏才、北京大學博導李凇、著名文化學者肖雲儒、西安美術學院院長王勝利、北京大學博導靳之林、西安美院教授博導程征，著名雕塑家陳雲崗、著名畫家王金嶺等學者和藝術家，都在倡導父母的這種文化精神。
王蒙參觀敦煌莫高窟
記者：您父親傳奇的一生，執著的精神，讓無數人感動，也讓無數人唏噓。為此，很多人，都說王子云的一生是「文化苦旅」。對此，作為他的兒子，您是怎樣看待和理解的呢？
王蒙：我從小跟隨父母，生長在西安碑林和西安美院。這種成長環境的熏陶，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比較準確的理解。藝術對於我是一種莫大的幸福，通過書法藝術的實踐，我享受著其中的甘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是我的書法發展的最佳時期，走向成熟，著著寸進，洋洋大觀漸成體系。藝術和生活，我在一點點尋找，也在一點點改變，更學會了總結、修正，分辨正確和謬說。在逐漸感悟書法與社會的關係，也在體味一種崇高的精神。父母對我的影響無時不在。每當和學人提及父母，回憶、讚頌，都使我內心波瀾萬丈、以然釋懷。
以前，我很少和人談及父母，因為，我總會擔心自己閱歷不夠，不能準確的解讀他們。近幾年，做了大量的有關父母學術成果的系統整理和研究、挖掘工作，收集到了很多歷史資料，其中，很多是塵封已久未曾開啟的珍貴史料。在一個愈來愈清晰的還原過程之中，我更能領悟父母當時的做法。因此，我覺得，來和大家一起認識和感受父母這一代人的文化精神，史詩般的經歷，將他們的精神發揚光大，這是我的責任。
時空並不遙遠。很多人將王子云的一生定義為「藝術苦旅」，這種理解，我覺得不妥。父母的前半生，事業勃發，才華揮灑，何談「苦旅」？後半生，由於歷史的原因，成為一個無用的老人。晚年的他夜以繼日趕稿，90多歲高齡溘然而逝在書桌前。這樣一個戲劇化的人生，外人看來，無疑是托缽藝海的「苦行僧」，人生註定是一場「藝術苦旅」。
在他90多年的人生里，在自己能把握的情況下，他的一生與文化事業、藝術絲絲相扣。晚年的他，祖國給予了他最高的榮譽：擔任全國美協的顧問，陝西美協名譽主席；他的去世，美術界傾巢而出；每逢對他的評價，學術界都是毫無保留的讚頌……就拿這幾點，父親王子云走過的歷程在人們心中，已經是豎起的豐碑。
雖然，他前、後階段的人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人格精神卻始終是完整的。最終，他正如高僧大德一樣，坐化而去。所以，很多人憑著自己的身心感受，用自己的情感、價值觀來解讀王子云、何正璜時，無疑會出現某些誤讀。所以，在此，我把客觀的真實，還原給大家。
當下，適逢盛世，國家要發展文化。哪種人是真正的文化人？什麼是文化人應有的精神？需要宣傳的是什麼樣的文化精神，都可以通過「一個人」來說一個普遍意義的事。父親的精神，真正的學子，眾人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無數人追捧他，學習他的精神。從來沒有人說他是這個家、那個家，但是，他的貢獻卻被人們梳理的越來越清晰。在這裡，我們可以引用陝西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的一段話：「把王子云資料翻開，我們赫然看見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文化藝術事業清晰、完整的脈絡。在他從教幾十年，受教於他的學生：王朝聞、艾青、劉開渠、吳冠中……一個文化的傳承，不僅僅系在一條小的細線之中，而是一個磅礴的學術體系、人脈體系，共同來完成文化復興、文化傳承的。我們不能苛求一個文化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苛求，他去說一個口號，才能是一個應該被歷史記住的人。更多的文化人腳踏實地，默默耕耘，抒寫了兩個字——精神。不研究顯學，而是將所學之長、之專，根據環境，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王子云已經實實在在做到了。在文化藝術界，王子云以他個人的魅力、精神，感動了無數人，也得到了無數人的尊敬……我相信，他的名字、精神、業績，都會隨著文化大繁榮的召喚，再次發出閃爍的光芒。」
王蒙：王子云之子，文化學者、王子云文化精神傳承人、陝西省政協常委、陝西王子云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書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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