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金代儒士郝天挺書
原標題：讀金代儒士郝天挺書
金代儒士郝天挺是著名詩人元好問的老師。少年元好問因其叔父調任金朝的山西陵川縣令，十四歲起隨叔父至陵川，即入郝天挺門下，從學六年，由此打下學問根基。郝天挺，字晉卿，山西陵川人，出身儒學世家。郝氏世代讀書，皆學而未仕，不慕功名。郝天挺少年早慧，即以善作詞賦著稱，因早衰多疾，厭倦科舉功名，以後雖曾得中進士，兩次參加廷試，當了太學生，但無意於仕途。其居鄉期間在縉紳中頗負眾望。金宣宗貞祐年間，金王朝難以抵擋南下的蒙古鐵騎，遂由中都（今北京）遷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史稱「貞祐南渡」。郝天挺一家隨金朝南渡，避居於河南，往來於淇、衛等地，其人耿介，性情高傲，寧願落魄窮困，也不向豪門貴族求乞。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年）十一月初八病逝於河南舞陽寓所，時年57歲，臨終前「浩歌自得，不以生死為意」。
郝天挺的《貽範元直書》，即寫於「貞祐南渡」期間。此文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的《歷代書信選》（1999年版）中。郝天挺的後代郝經，是元代重臣，謚號「文忠公」，在《先大父墓志銘》中稱，在金宣宗遷都汴京時，河陽之城至淮泗間，上下余千里，聚集流民約數百萬，皆相從渡河而南，飢疫交迫，死亡十之七八。郝天挺目睹慘狀，慨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為。」他以一介布衣之身份，遂寫信給握有大權的機察使范元直，懇請其命令沿河渡口，「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救遺民」。據說，此書信上達後，朝廷便發諭旨，令疾速放渡，河朔百姓存活者眾多。
這封信很簡短，僅130字。書信開門見山，舉出三國史實，劉備在當陽之役後雖身處危境，仍不棄遺民，以為：「成大事者，必資於眾，人歸而棄之不祥！」此事引自《三國志·先主傳》，曹兵逼近樊城，劉備遂率軍撤退，因民眾跟從而行動緩慢，日行僅十餘里。有人勸劉備棄眾速行，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郝天挺希望范元直輔佐金宣宗，效法劉備之所為，濟大事以人為本，厚結人心，關注河朔之民的渡河事。在書信中，郝天挺提出，「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絕續也。」他特彆強調人民大眾的根本作用，國家之興亡，其實是取決於人心向背的。郝天挺最後勸范元直，「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這封信可稱為古代書信名篇，言簡意賅，境界深遠，頗有見地，且用史實與現實相對照，極具說服力。
郝天挺是博學鴻儒，他胸懷廣闊，卓有識見。詩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郝天挺對他說：「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他認為，讀書僅看重辭藻，做官為的是利祿，這怎麼能成為真正儒生的志向呢！他慨嘆道，「今人以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知之，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此一語擊中金朝科舉之弊病。金人劉祁所撰《歸潛志》稱：「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這一批詞臣庸官，平時只知唯唯諾諾，歌功頌德，面對複雜的變局則互相推諉，束手無策。這是金朝迅速衰敗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郝天挺深為嘆息，認為：「今之仕多貪腐，皆苦寒不能自持耳！」他們汲汲以功名利祿為務，又怎能做到獻身國家、為民請命呢！
郝天挺的志節情操亦影響了詩人元好問，元好問之所以突破了風花雪月、吟詠山川的局限，其詩作反映了金、元之際的社會現實及人民的苦難生活，抒發其憂國憂民的情思，與郝天挺為師之道的思想浸染是分不開的。郝天挺病逝後，元好問寫了《郝先生墓志銘》，赴河南舞陽去弔唁恩師。
此外，元好問亦有一門人也叫郝天挺。元好問講詩的選本《唐詩鼓吹集》十卷，即為其所箋注行世。這位元代的郝天挺，字繼先，為朵魯別族人，官職為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兩位郝天挺，一是元好問老師，一是元好問門人，此亦歷史上的一樁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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