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無恥的英雄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即位，下令抓捕早就與他結下樑子的商鞅。東奔西逃的商鞅有天來到一家客舍求宿。舍人說：「我們商君的法令嚴厲，沒有憑信不能住店，否則我們要被連坐。」——他並不知道這個客人就是落難的商君。當嚴刑酷法的滋味輪到自己來品嘗，威名赫赫的商鞅也只能徒喚奈何。只不過隔了2500年的時空，今人已無法看清他在嘆息之餘，臉上是否出現過那麼一絲悔恨。
他跑到魏國，魏人痛恨他曾以欺詐手段俘虜本國的名將公子卬，將他逐回秦國。（注1）這位歷史上卓越的改革家的最終結局是車裂分屍，家族誅滅。
商鞅姓公孫，遠祖姓姬，出身於衛國王族支派，因而又稱衛鞅。當他飛黃騰達之時，秦孝公賜給他商於之地，所以又被稱為商鞅。在他崛起發跡的歷程中，有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公叔座，一個是秦孝公。
商鞅本來在魏國公叔座手下做中庶子的官。公叔座是國相，他重病時，魏惠王親自去探望，看他病得實在厲害，就委婉地提出要他推薦接班人。公叔座說了商鞅的名字，又叮囑：「如果不能用他，一定要殺掉他，不能讓他跑到別國。」魏惠王覺得他老糊塗了，竟然推薦這麼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很不以為然。
結果魏王一走，公叔座就把公孫鞅叫來，說：「魏惠王問我誰可以繼任國相，我說你可以，看大王的神情不會答應我。我說『如果不用公孫鞅，就應當殺掉他』，大王答應了。你可以趕緊離開，如果不走，就要被抓住了。」商鞅同樣不以為然，明白自己在魏王心中只是一條不值得去踩的小蟲子。當然，也許此時的他還不敢去想像，以後會有那麼一天，魏王后悔沒聽公叔座的話。
公叔座死後，商鞅去了秦國，遊說秦孝公實行變法。勸農桑，務軍備，功必賞，過必罰，令行禁止，推行了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為秦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商鞅也因此往往為後世改革者讚揚，比如王安石說：「自古驅民在誠信，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然而比起讚揚，恐怕更多的是質疑和批評。司馬遷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唐代司馬貞非常簡潔地概括他的成與敗的歷程：「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這些負面的評價，透露了為何商鞅會眾叛親離。
一是法令太過嚴苛，朝野上下無不怨恨。
秦惠王做太子時犯法，商鞅總算不好意思處罰太子，就把罪責歸於太子的老師公子虔與公孫賈，處罰了他們，公孫賈臉上被刺字。（四年後公子虔又犯法被割了鼻子。）結果公卿震動，百姓惶恐，從此沒人再敢無視法紀。這件事總歸是落了太子的面子，結下了怨仇。
後來秦孝公一病不起，居然想把王位傳給商鞅，商鞅雖推辭沒有接受，但是卻對太子產生了事實上的巨大威脅。等到太子即位成為惠王，舊賬新帳一起算，正是應有之義。
對待太子如此，對待小民百姓會如何「刻薄」「寡恩」，是可以想見的。《新序》記載商鞅用法之嚴酷：一天就在渭水邊處決700多人，致使整條渭水都被血染紅。《資治通鑒》也採取這種說法。無論是否誇張（注2），「步過六尺」（即丈量土地故意少報面積）「棄灰於道」「偷盜牛馬」都要處刑，互相告發同罪連坐，這一系列的制度，讓百姓談之色變，互相提防是可以想見的。高壓之下，只怕百姓連「怨聲載道」的自由都沒有，弄到幾乎要「道路以目」了。
二是為人不擇手段，沒有道德底線。
商鞅跑到秦國，是通過孝公的嬖臣，也就是受寵的近臣景監的推薦來遊說孝公的。由嬖臣推薦，在當時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所以後來有個叫趙良的勸商鞅說：「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這個事情說明商鞅急功近利，根本不管風評如何。
他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不感興趣。於是，他換成王道，孝公還是興趣不大。他又拿霸道遊說孝公，孝公才有了點興趣。最後，他乾脆拿「強國之術」來遊說秦孝公，孝公非常高興，談了幾天都不厭倦。從帝道、王道、霸道到強國之術，層次越來越低，越來越急功近利。可知所有的學說，都只是商鞅的工具而已，他根本沒有什麼操守可言。
最惡劣的是公子昂事件。秦國國力增強了，商鞅率領軍隊去打魏國，魏國派公子卬迎擊。商鞅對公子昂說：「我們原先就是好朋友，現在兩國交戰互為主帥，看在往日情分上，不忍心互相殘殺，不如我們見面會盟，喝喝酒各自退兵吧。」公子昂信任他，果然跟他會盟。公孫鞅在酒宴上埋伏了武士，襲擊俘虜了公子昂，趁機打敗了群龍無首的魏國軍隊。——他就是這樣對待朋友的，背信棄義，不擇手段。當他走投無路時，魏國不肯收留他，就正是這一行為的報應。
所以，毫不誇張地說，商鞅是個無恥小人。《商君書》中的帝王權謀，御人之術讓人不寒而慄。在他的治理下，秦國從上到下，不管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都匍匐在地，同樣的卑微，同樣的毫無尊嚴。他的連坐制度，讓人們互相仇視，互相揭發。人性中的惡全被翻出來，枯萎了人性的美好，消除了人間的溫情。弱民、愚民的主張，鉗制了思想，窒息了人文，使得秦國，一直到後來的秦朝，簡直成為兵營，成為牢獄，成為文學藝術的荒漠。
然而，另一方面，不能說商鞅的做法就沒有積極意義。本民族向來「刑不上大夫」，以等級制度作為立法和執法的前提。再加上「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宗族禮制，法律的執行總是被血緣關係及人情往來所包裹纏繞。各種各樣的請託之下，徇私枉法成為常態。法治的精神，在這樣強大的民族思維慣性中，實在難以生根發芽。商鞅的嚴酷，一方面挑戰了等級制度，使人們看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微光，另一方面又挑戰了以道德倫理斷是非的傳統，以冷冰冰的法令來審判一切，以人的尊嚴與幸福為代價，換來了秦國的富強。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他是一個無恥的成功者，又是一個高貴的失敗者。他實在是一個悲情的英雄。不是像郭沫若為了時勢需要那樣塑造出的一個大公無私的改革英雄，而是作為一個充滿人性缺點，在道德上居於低谷的人，卻挑戰了整個民族傳統價值體系的英雄。這個實在不討人喜歡的人物身上背負了本民族的悲哀，所以是一個卓越的無恥之徒。
至於他的下場，沒有什麼比文獻的記錄更能讓人嗟嘆的了——「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戰國策·秦策》）。一個為秦國作出了傑出貢獻的人，最終從秦人那裡得到的回報是一致的唾棄。這句話正是一切斗膽挑戰一切，命中又註定了要失敗的英雄的共有結局。
注1：也有種說法是他未能離開秦國，還有一種說法是「魏人弗納」。
注2：楊寬先生以為這可能是誇大其詞的污衊。
最近沉迷於讀書，懶得動筆，年後再寫吧。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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