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談談困擾現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溫儒敏（1946—），籍貫廣東紫金。文學博士，山東大學人文社科一級教授，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以及韓國高麗大學、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文學教育的研究與教學。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等10種。
現代文學學科這些年成果累累，以中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的學術格局正在形成，學科整體在往前推進。但也存在一些困擾和問題，對此我在不同場合發表過一些意見。這裡我想再集中談談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包括四個方面，也就是學科的「邊緣化」與「漢學心態」，文學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熱」，「泛文化」研究，以及「現代性」的過度闡釋問題，等等。
一、「邊緣化」與「漢學心態」
記得早在1988年，在第二屆現代文學創新座談會上，曾有許多學者借用王蒙先生說的「六神無主」來形容商品經濟振蕩、價值觀念變化對研究人員形成巨大的衝擊。從那時開始已經談得很多的所謂學科的「邊緣化」，至今有沒有「好轉」？我看沒有，加上學科體制所帶來的許多非學術干擾，我們這個學科似乎愈加陷入「低谷」，大家做學問的心緒不見得很好。我們只有努力調整心態，才能理性面對「邊緣化」的事實。其實，這種狀況是「大環境」所致，不只是現代文學，整個人文學科差不多都這樣。所謂「低谷」也只是相對過去而言。我們不能總是留戀20世紀80年代，那時現當代文學本文討論的主要是現代義學研究領域的問題，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同屬一個學科，所以文中有時會籠統使用「現當代文學」這個概念。因為貼近現實而處於社會生活中心，一部創作或者一篇文章就可能產生巨大的反響，許多「文化英雄」就此誕生，從事文學工作令人羨慕。記得1978年北大中文系的現代文學專業招考研究生，計劃招收五六個人，卻有六七百人報考，簡直擠破了門。別的大學情況也大致如此。那時學生高考選報志願，中文專業是許多優秀考生的首選。而現在呢，考生都擠到熱門的應用性專業去了，第一志願報考中文系的已經不多1983年筆者當過北人中文系的班主任，一個班50個學生中就有9個高考的省市「狀元」。那時中文系可以吸引到最優秀的生源。如今這種「風光」不再，近年中文系以第一志願錄取的比例只有50％左右。。關於學科的社會「接受」變化，我們還可以看一個數據：現代文學學會的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79年創刊號的發行量是三萬冊，1988年下降為三千冊，最近這十多年，則一直穩定在兩千冊左右。也許這兩千冊數量是比較正常反映學科生存需要的。但這種戲劇性的變化，也說明隨著市場經濟的鋪開，社會風氣的日益實利化，「無用之用」的人文學科就不再受到普遍重視了。現當代文學確實是「邊緣化」了。
抱怨不頂用。我們必須承認現實，調整心態。如果跳出我們的專業圈子，拉開距離看，這種「轉變」有歷史的合理性。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革，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人文社會學科與國家意識形態共度「蜜月」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了。在政治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擔負過於沉重的使命，也受到特別的重視，現代文學因為貼近現實，一舉一動都會引起社會觸目，其成為「顯學」也與此有關。其實這不見得是正常的。當今經濟建設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無所不在，支使人們更多地把心思放在賺錢上，人文學者對此有本能的不習慣，自然也會較多看到負面的東西。然而對社會發展而言，上述趨變是帶有歷史合理性的。要以「平常心」來看待這種變化，看到其中的合理性，積極應對這種轉變，重新考慮人文學科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與地位參見筆者《人文學者的承擔意識》（載2002年10月23日《中華讀書報》）。。在這樣的時期，人文學者特別需要有一種清醒：不必再像過去那樣迷信和強調人文學科「包打天下」，學術並沒有那麼大的能量，我們的作為也就是常說的有些「無用之用」，在文化積累及民族精神建設方面起某些助益。有了這份「自覺」，才能恰當地估量自己的工作，既不牢騷太甚，也不為某些時尚的標準或實利化的風氣所困擾，也就能與拜金主義保持必要的距離，沉下心來問學。
對露骨的商品拜物教，學者們還是比較膩味和抵制的，因為有專業的愛好與精神的追求。對學問心態的干擾不只是「邊緣化」，更在於學術環境的惡化。現今學界最頭痛的是價值標準的崩壞混亂，對人文學科真是傷筋動骨。近十多年來，人們一直追求「多元標準」，本來是一種解放，沒想到「潘多拉盒子」一打開，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科學主義等等便都跑出來添亂了。加上對以往「宏大敘事」和「本質主義」逐漸失去興趣，連帶著對人文關懷、精神追求、審美價值也越來越缺少關注，所謂「價值中立」的預設就往往成為研究的出發點。基本的價值標準放棄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結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連起碼的學術對話也難於進行，只好自說自話。過去是一個聲音太過單調，全都得按照某種既定的政治標準來研究，學術創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現在則放開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評判標準，「多元化」也只落下個眾聲喧嘩，表面熱鬧，卻無助於爭鳴砥礪，還會淹沒那些獨特的學術發現。
回到現當代文學，要說標準喪失也不盡然，所謂「漢學化」就未嘗不被當成一個「標準」。若問現當代文學研究在向哪裡看齊？哪些研究主導著現當代文學的「話語生產」？在一些學者那裡，恐怕就是海外漢學。這不是很正常的。現當代文學本來是很鮮活的學問，與現實密切關聯，但現在似乎太過強調研究立場的超然了。許多文章都把本來很鮮活的文學現象硬是作為乾巴巴的「知識」來「考古」，強調所謂「價值中立」，遠離文學審美分析，主要對研究對象的形成做社會的、文化邏輯的闡釋，這樣的論作可能顯得別緻，畢竟又是隔岸觀火，無關痛癢。這種趨向就跟外來影響有關，是對海外漢學經驗的生吞活剝，一味模仿漢學(尤其是美國漢學)研究的思路，盲目地以漢學的成績作為研究的標尺，失去自己的學術根基。我們可以把這種盲目性稱為「漢學心態」。
毫無疑問，海外漢學有其優長，也有許多堅實而有創意的著述，而且現代文學研究的復甦也曾得益於漢學的「刺激」例如美籍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20世紀70年代末傳入中國，曾產生相當的影響。儘管夏氏著作也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偏見，但其理論、方法與角度對當時許多治文學史的學者都有過啟發。；然而漢學家，包括許多生活在西方、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新一代華裔學者，他們的學術背景、理路與動力都離不開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運用、思維模式、問題意識，也大都源於西方特定的學術譜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並不可取。現在常常讀到「仿漢學」的文章，乍看別緻新鮮，也可能開啟思路，但仔細琢磨，總覺得缺少必要的歷史感與分寸感，也就是學問上的「隔」吧。這裡沒有任何貶低漢學價值的意思，我們對於海外漢學的研究還很不夠，適當吸納消化肯定會有所獲益，只是擔心盲目跟進的「漢學心態」會助長「隔岸觀火」的路數，失去學術研究的標準與活力，到頭來銷蝕了我們自身的研究。
說到心態，總是跟學術生態密切相關。標準混亂助長了不良學風，學風浮泛又製造大量學術泡沫，學術生態就被破壞了。現在每年出版發表的論著很多，報刊上借學術「作秀」的也不少，然而真正有學術推進意義，能夠引起學界關注的論作又有多少？人文學科是要講積累、講「知識增量」的，但現在學術「消費」更受重視，甚至只求消費，不講積累。這種情況下，自然有些學者仍然是在認真做學問的，他們發現某些問題，花費長時間扎紮實實下功夫好不容易做出了成果，大量「短平快」的學術泡沫卻馬上充斥其左右，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反而給淹沒了，治學心態也破壞了。到書店看看，書出得那麼多，相當一部分是出版社「策劃」出來的，五光十色，似乎題目都給「做盡」了，可是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有多少？這就是所謂學術生態問題。雜草稗子瘋長，莊稼需要的生長空間和陽光水分就被擠佔了。
現代文學的學術泡沫化、平面化，跟學術生產的體制不無關係。現在要在書桌前靜坐下來並不容易，各式各樣會議活動太多，評什麼博士點呀、重點學科呀、基地呀、優秀課程呀，還有這個獎那個獎，這個人才那個人才，真是目迷五色，應接不暇。也許初衷都是為了促進競爭與發展，現在教育和科研的規模大了，有些量化管理手段也是必要的。問題是如果一刀切，用理科的規範來約束人文學科，學術評價主要靠指標量化，那能不傷害學術？尤其是跟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各類職稱和崗位等級評定，也都主要計算項目成果的多寡，結果這些評比就是指揮棒，大家都疲於奔命去完成學術定量，被所謂「創新」的要求所追趕，泡沫就大量湧現了。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因為泡沫化、平面化已經消釋了學術的莊嚴，敗壞了做學問的感覺。我們有責任抵制不良學風，改善學術生態，但也要有思想準備，這種狀況短時期是難於好轉的。只有充分估計並正視這種情況，才能擁有承擔意識，盡量減少和排除困擾。
前輩學者主張「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樣的要求放到現在似乎有些苛嚴，不容易做到，但這種精神還應當「心嚮往之」：學習和研究現代文學也好，做其他學問也好，當然也會有實際的打算，比如通過答辯取得學位，或者為了提升職稱，為了評獎評博士點，等等，不考慮也不行。特別是青年學者，要站住腳跟，不能不按照當今的「遊戲規則」行事，必要的「損耗」在所難免。但無論如何，學問中人還會珍惜那治學的「過程」，儘可能優遊浸漬其間，通過完整的學術訓練或著述過程能體驗做學問的感覺，即所謂「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以發揚」這句話出自陳寅恪1929年所作《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也就是培養起一種學術的尊嚴感，一種認真、求實和追求真理的心志與涵養，讓生命充實，人生的境界提升。總之，不把學問看得太重，動不動就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也不看得太實際，免得完全陷於利祿之桎梏。這樣，對時代轉型和學科的「邊緣化」就能保持一份清醒，也就能更好地擺脫困擾。
二、再談文學研究中的「思想史熱」
接下來再談談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係，這也是對現當代文學研究構成困擾的問題。兩三年前我曾就此發表過文章，想不到幾年過去了，又重新引起討論《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學史》最初是筆者在南京大學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文章發表後曾引起一些討論文章。有意思的是，4年後，《新華文摘》(2006年9期)重新轉發上文，同時刊發另外幾篇討論的文章。其中如張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學史的風骨》對拙文提出不同的觀點。，這裡雖是舊話重提，卻也希望有更認真的探討。
我當初提出警惕文學研究中的「思想史熱」，並非如一些論者所猜想的就是要回歸「純文學」的理想。其實我對所謂「純文學」並不欣賞，特別是當今文壇在市場化推進下日益陷於媚俗、玩世、虛無的泥潭，所謂「純文學」的呼喚容易給人以小市民犬儒主義的錯覺。我也並非主張現代文學研究可以脫離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學因素」的考察，更無意非此即彼，把文學史與思想史對立起來。我只是提醒認真反思當今文學研究中的偏至現象。這種偏至在改變著現當代文學的學科格局，帶來某些負面的東西。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確出現了某些不太正常的情況。不少學者抱怨學科「擁擠」，紛紛改換門庭，要走出學科。許多文學研究的文章其實「文學味」很少，滿眼都是思想史與文化研究的概念。而到一些大學的中文系，感覺就如同是在哲學系、歷史系或者社會學系，學生最熱情談論的不再是文學，而是政治、哲學、文化，甚至經濟學。每年的文學博士碩士論文，也大都往思想史靠攏，即使有一點文學，也成了填充思想史的材料。現當代文學學科正在受到「思想史熱」潮流的衝擊，逐漸失去它立足的根基。
當然，這種「思想史熱」可以從所謂科際整合的角度得到支持，因為當代學術的發展出現了學科打通和融合的趨勢，跨學科研究格外受到重視。學科分工過細也的確不利於發展，應當探究新的出路。何況現代文學本來就與政治、社會變革緊密相連，研究文學史必然要了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背景，所以文學史與思想史的融合也是順理成章。而且我們承認，許多關注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富於現實觀照精神，也拓展了文學史研究的層面、角度與內涵，在思想史研究的背景中獲得對文學史內涵的新的理解，豐富了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閾。但上述「理由」都並不制止我們發出質詢：文學研究中的「思想史熱」到底引起學術格局怎樣的失衡？這種變化有沒有值得反省的問題？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學史？文學的審美訴求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地位嗎？
我們這個學科好像始終處於搖擺失重狀態，近20多年來的研究歷程，就走了一個來回。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討論現當代文學史，渴望重視審美，「回到文學自身」，擺脫種種「非文學因素」的干擾。當時正是依靠這種「回到文學」的呼喚與努力，重新建構了現代文學的學科基礎與規範關於80年代的研究狀況分析，筆者曾撰文《從學科史回顧八十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載《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4期。。現在彷彿又從「河東」轉到「河西」，「回到文學自身」呀，「審美訴求」呀，又被丟到一邊了。也許這都可以從文學思潮的流變得到解釋，認為每一段的趨向都有其合理性。但不管如何變化，總不能忘記文學研究必須基於「文學」，而文學創造是非常個人化的，是獨特的想像力和語言創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樣的藝術世界，所以文學研究特別是作家作品研究，在許多情況下都必須發現藝術個性，也必須重視經驗性審美性的分析，而不能滿足於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謂時代精神同一性的闡析。儘管具體到某一篇文章，不同的研究對象和不同的學者會各有側重，有些研究也會專註於「思想」，但從學科整體考慮，文學研究的基本特質不應當忘記，一窩蜂都去發掘「思想」那就可能出現偏至。遺憾的是，現在的確發生了偏至，那種重視文學特性的審美分析很少見到了，因為這樣的評論需要藝術感悟，需要體驗，不容易「操作」和「出活」，況且還容易被譏為缺少「理論高度」。特別是學院派的論文，都得有相應的理論架勢，靠審美感受與分析難於「湊夠」篇幅。於是，我們現代文學界又開始格外關注以前曾經鄙棄的「外部研究」，熱衷於從思想史的角度進入評論，并力圖介入政治的社會的批判，指點江山。文學研究無論「內部」還是「外部」，毫無疑問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問題是，現在那種獨鍾「外部」的「思想史熱」正在導致越來越脫離文學特質的趨向，有可能銷解現代文學的學科基礎，我們必須考慮應該如何在學科的融合上取得平衡。
我曾強調「術業有專攻」，並非看不到文學史與思想史的交叉，事實上兩者可以互為背景，或互相詮釋。我想指出的只是各自的領域有分工、有不可通約之處。一般而言，思想史主要是敘述各時期思想、知識和信仰的歷史，處理的是能代表時代特色或有創造力與影響力的思想資源，文學史則主要應該是文學創作及相關的文學思潮的歷史，要面對那些最能體現時代審美趨向，或最有精神創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學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難免「越位」，做一些偏重思想史的或其他跨學科的題目。就個人的學術選擇而言，各有所好，無可厚非。但「跨」進思想史研究領域就應當遵照思想史的治學理路。如果完全不去考慮不同學科有不盡相同的「遊戲規則」，那麼就會「越位」和「進球無效」，甚至本末倒置，造成混亂。我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來說明「越位」可能發生的「無效」。比如某位詩人的詩寫得非常出色，很有哲理性和智性之美，就應主要從詩藝的、審美的角度去探討其成就。如果硬要發掘他的詩作中的哲學思想，甚至乾脆把他當成哲學家，煞有介事地探討其哲學上的貢獻，那就是「過度詮釋」的「越位」了。因為詩人用詩歌表達的那些哲思，那些獨特的體驗與感悟，可能並不構成思想史上的意義。我們有些論文探討現代作家的哲學思想怎麼深入，如何有特點，也許文學圈內會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哲學史的學者看來，不一定入得了「圍」。還有些研究想重現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和心路歷程，可是只挑選了一些作家為分析對象，從寫文章角度說也許是很方便的。問題是這些敏感的文人到底在多大範圍與什麼層面上可以代表當時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體現當時社會精神狀態方面是否有足夠的典型性？恐怕都還是問題。如果硬要「越位」，擺出思想史的架勢來處理這樣一些其實並不真正具備思想史資源意味的對象，那充其量只是文學史家在「玩票」思想史。
專家的思維往往可能陷於專業的局限。有時，在我們學科圈子內習以為常的事，跳出來換位思考一下，就可能「陌生化」，產生一些值得探究的新問題。就拿魯迅來說，一般認為他是偉大的思想家，關於魯迅哲學思想研究的論著汗牛充棟。魯迅誠然是偉大的，他的確有非常獨特的思想。例如，魯迅早期在《文化偏至論》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對文化轉型的焦慮與探索，就不同凡響，在思想史上值得關注。我也曾發表多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文見《今天我們怎樣關注魯迅》，載2005年7月31日《解放日報》。。不過我認為，總體而言，魯迅的獨特思想還是作為文學家來表現的。魯迅在文學創作中(如《野草》)所體驗與感悟的許多哲學命題也是獨特而深邃的，那也可以說是「魯迅的哲學」。但文學研究的意義不是討論魯迅和世界思想史上哪一位可相提並論，究竟是薩特第二還是尼采第二，而應當探究作為文學家的魯迅是如何表現出其思想藝術的獨特性的。如果不從「文學家的思想家」來定位，而真的把魯迅放到現代思想史哲學史上考量，那麼我們的結論也許就不一定被人接受。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比較權威的現代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除了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沒有一本是以專章或專節來評述魯迅的。馮友蘭的《中國現代哲學史》甚至根本就不提魯迅。也許哲學史思想史的寫法有問題。但我們搞現代文學的也應該思考一下，為什麼關於魯迅哲學思想研究只是文學圈內熱，而在思想史、哲學史領域卻少有反響呢？這現象值得研究，似乎其中也涉及了不同學科的對象、標準和方法差異的問題。
平心而論，現當代文學中確有一些思想史的題目做得非常投入，頗有突破。事實上有些學者已經「轉會」到其他學科，甚至領了別一專業的風騷。不過大概出於專業的壁壘，人家原來干本行的可能並不認同外來的闖入者，在他們專業訓練標尺的檢驗下，文學出身的思想史寫作總是難於得到行家的喝彩。這已經是近年來學界的一種景觀。
十多年前，我們曾經費勁地為文學研究的「減負」鼓呼，希望減輕長期以來受到主流意識形態過分「重視」的沉重「負擔」，讓文學回歸文學。十多年過去了，現代文學學科成熟起來了，不料又出現新的情況。我們這個學科似乎又在增加負重。這些年來思想文化界許多重大問題的討論，包括哲學的討論，現代文學方面的學者反而成了其中的擔綱角色。且看當今流行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知識考古學、女權主義、後精神分析學，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理論，等等，幾乎都是由文學出身的學者在那裡發難與鼓吹，並雄心勃勃地向政治、經濟、文化等廣漠的領地挺進，文學只不過是他們一塊小小的試驗田或敲門磚。這真是「哲學的貧困」！對於現代文學學科而言，領地拓展了，本屬「自己的園地」會不會反而荒蕪了呢？
現在都在提倡拓寬知識結構，打通不同的專業，毫無疑義這是時代的趨勢。但作為學術研究，還是應當有「本業」作為基點，學科整合應立足於自己的基點去整合。就文學史而言，會與思想史有交叉，但文學史家所做的「本業」，或者其長項，還是和思想史家有不同的。那麼到底現代文學的「本業」是什麼？我們理解的「現代文學」，就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學王瑤先生在《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作於1989年，見《王瑤全集》第五卷第17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文中曾經一再強調新文學的特質就是用現代人的語言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情感。。這樣概括一般不會有什麼異議。按照這種理解，現代文學史寫作就不應當只是談論「思想」，還應當有情感、心理的「文學」表達。這和思想史、哲學史乃至文化史的關注層面與方式都會有區別。否則，還要文學史幹什麼？
這裡特別還要談到教學問題，因為我們這個學科的發生本來就和教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現在各大學都還把文學史作為中文系的基礎課，其功能除了培養「思想」，還應當有「審美」，有文學的感覺與眼光。在這個日益平面化和物質化的時代里，審美感覺與能力的培養更顯重要。可惜我們看到這種普遍現象：許多學中文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學會了「做」文章，卻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藝術感覺，中文系越來越不見「文氣」了。對文學研究過分注重操作性，而輕視藝術審美經驗性的傾向，應該引起關注。
這裡指出「思想史熱」偏向，並不是要簡單否定思想史研究，我還是很佩服那種關注現實人生、具有雄強思想力的成果，只是對那種完全脫離了文學的文學研究表示疑惑，對學科的「失重」有些擔憂。我希望這種質詢能促使更清醒地認識當前研究的某些不足，而從更高的層次來思考文學史與思想史結合的可能性：無論是把文學放到思想史的場域中考察，還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學史，都不是脫離文學，而是研究文學與思想的互動，是從更開闊的背景中了解文學所依持的思維方式、想像邏輯及情感特質，以及這些文學想像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形成帶普遍性的社會心理現象。這是跨出文學，又回到文學，並不消泯文學研究的獨特性，而又為文學研究拓展新的論域，甚至可能發現許多往往為單純的封閉的文學研究所遮蔽的現象。
學術研究的視野毫無疑問應當拓展，局限於自己熟悉並從事的狹窄的某一領域，是不可能求得大的發展的。我指導碩士生、博士生，也要求他們開闊思維，了解思想史、哲學史等相關學科知識，學位論文選題也可以「越界」，跨到別的學科領域去，但不等於丟掉自己學科的立足點，主要還是做文學的研究。如果沒有相應的學科意識和專業歸屬，一味天馬行空，只能是做無根之談。我贊成一種比較辯證的看法，即認為學術研究「可以根據興趣各摘一枝，也可以獨佔花魁，一手多擁」。打通學術壁壘也還要相應的尊重「這一個」。「思想史可以為文學史撐腰打氣，但它不能越俎代庖。」張寶明：《問題意識：在思想史與文學史的交叉點上》，載《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看來，現在從學風的角度，反省一下文學研究中「非文學化」狀態，還是很有針對性和必要性的。
三、「泛文化」研究傾向
這些年來，文化研究被大為推廣，似乎有點泛了。翻開當前現代文學的文章，很少不和文化研究掛上的。一些大學的中文系都可以改稱文化學或者社會學系了。這恐怕又是美國潮流，據說美國的大學文學系也都紛紛往文化研究靠攏據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2001中國年度論文選》，灕江出版社2002年版)稱，一些美國學者對於中國學者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仍然關注審美研究表示不解。另，我曾於2005年夏就此向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的張旭東教授求教，張教授也認為往文化研究靠攏是美國許多大學文學系的一種趨向。。對此我們姑且不論，倒是要看看在國內學界特別是現當代文學界為何文化研究能獲得格外的青睞。從功能上看，是因為文化研究可以拓展文學研究的新生面，往深處看，則是對某些既定學術規範的枯萎表示擔憂和不滿，希望文化研究能在對現存學科體制的批判和解放方面起到特殊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後，現當代文學研究出現囿於形式的遊戲傾向，與社會互動的活力日漸喪失，也不能滿足富於文學使命感的學者的追求。文化研究可能帶有曖昧的政治批判性，它的「侵入」，自然有其邏輯，它找到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軟肋」，一定程度上能彌補現實研究的缺陷。可以回顧一下，90年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發生了巨變，諸如「張愛玲熱」「王朔熱」「通俗文學熱」「國學熱」等等現象層出不窮地湧現到人們面前，既有的文學理論資源已經難於解釋許多前所未遇的精神現象，因此轉向借鑒文化研究理論就順理成章了。文化研究有時能釋放出一元歷史敘述下多重文化、政治因素的衝突，的確讓眾多學者重新獲得學術的衝動，特別是年輕學者，他們要擴展研究版圖，並藉此在文學領域再度喚起那種日漸喪失的「現實感」。反顧近十多年來學術發展的脈絡，就不難理解文化研究興發的緣由。「文化研究熱」正是在這一點上代表了目前學科衍變的一種趨勢，套用一句常用語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有可能帶來現當代文學學科生長的活力。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生硬地拒絕文化研究這一新潮流，只能因勢利導，借這股「東風」。
文化研究的確帶來了研究的新生面，也提供了學科生長的動力，許多成果讓入耳目一新特別是90年代中期嚴家炎先生領銜組織一批學者寫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研究叢書」(一共10種，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價值在於探討「地域文化」對文學生成的影響。這套書的文化研究還是偏重文學方面，和一般跳出文學的文化研究有所不同。。但問題又來了，那就是可能導向泛化、空洞化。如果認真品讀某些文化研究的論作，會發現一種現象，那就是比較大而化之，從「大問題」出發常常又回到「大問題」，經不起琢磨，它畢竟和注重個性創新的文學研究大不一樣。這種缺失是「先天」的，因為文化研究基本上屬於社會學科，可以歸類到社會學，它的動力常常直接來自現實的訴求，它的著眼點不在經典的文化，而主要是時尚文化，它對藝術個性和創造性也缺少興趣，或者說這不是其長項。文化研究的關注範圍往往很大，它的方法與操作成規不那麼穩定有序，解決問題的鋒快程度主要取決於切入現實的緊密性。這種研究更傾向注重調查和量化歸納的社會科學，而多少有些偏離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發生抵觸還在於，文化研究的學術背景離不開當代「反本質主義」思潮，因此否認文學的「實體」存在，或把文學邊界模糊泛化，是文化研究的一種趨向。我們看到許多學者興緻勃勃地把文化研究帶進文學領域，研究的重力從文學挪移到「文化」，轉向無所不包的日常生活當前有些文藝理論學者主要接受費瑟斯通等西方學者的影響，認為文學的時代已經終結，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類型已經逐漸退出社會審美生活，一些新的「泛審美」藝術，如電視連續劇、廣告、圖像、流行歌曲、網上遊戲、MTV、KTV，乃至時裝、健身，等等，已經取代了文學生活，因此文學研究必須轉為文化研究，才能適應「審美日常生活化」。但也有些學者對此觀點持懷疑和抵制態度，理由是這些現象的出現其實並未能也永遠不可能「終結」文學生活，文學研究的邊界不能無限位移。關於這種爭論，可以參見童慶炳主持的專題討論《文學理論的「越界」問題》，《河北學刊》2004年4期。，實際上也容易把文學研究帶入「泛文化」疆域，這可能就是使人感覺空泛的原因。文化研究給現當代文學帶來了活力，但也有負面的影響甚至「殺傷力」，在文化研究成為一「熱」之後，文學研究歷來關注的「文學性」被漠視和丟棄了，諸如審美呀，情感呀，想像呀，藝術個性呀一類文學研究的「本義」被放逐了，這樣的研究也就可能完全走出了文學，與文學不相干了。文學研究就這樣被「空洞化」了。
前面我們一再談到，跨學科研究可能提供學術生長的機遇和條件，但其中需要平衡，一上來就完全打亂和取消學科分野，反而可能造成混亂。文學研究到底哪些環節適合引入文化研究，如何借用才自然融入，成為學術生長的催化劑，還需要斟酌試驗。從這些年比較得到學界認可的經驗來看，文學研究中的「外部研究」，比如思潮研究、傳播研究、讀者接受研究等，適當引入文化研究的眼光與方法，有可能取得突破欒梅健的《稿費制度的確立與職業作家的出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2期)、吳福輝的《作為文學(商品)生產的海派期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刊》1994年1期)、劉納的《創造社與泰東書局》(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今的《海派文化與都市文化》、陳方竟的《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的發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都是這些方面取得的比較有影響的成果。。如研究五四時期「新詩的發生」，過去通常的方法可能就是從詩歌創作以及詩論的變遷，去梳理髮生髮展的線索，這主要是「文學的」研究。最近有學者在秉承這種研究的同時，又引入對於新詩的結集、出版、傳播等屬於「社會經驗形成」的考察，討論新詩發生的複雜機制，包括其背後容易被人忽略的許多文學社會學因素，看新詩如何培養讀者，拓展影響的空間，形成對於新詩的社會性想像，認為這也是新詩發生髮展的重要方面。這就是在文學研究中恰當地結合使用文化研究，能突破舊有的格局，達到較好的效果姜濤的博士論文《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就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成功實例。。又如，在一些通俗文學的生產傳播方式，特別是關於「文學與讀書市場關係」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別開生面。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文化研究在文學領域施展身手必然是有限度的，在有些重要的方面，文化研究可能就派不上用場。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較關注審美個性、形式創新、情感、想像等等，關注差異性因素，用文化研究的共性歸納就較難進入狀況。所以對文化研究大舉進入文學領域，要有一份清醒。
其實，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各有所工，兩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對「不通」部分要格外小心。文學研究偏重對對象特點的探求，重視藝術創造的個別性、差異性；而文化研究則相反，它所關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現象。文學研究必須重視創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出版、閱讀、傳播，還有性別、政治、民族等，而且主要是關注文本背後的東西。這些年許多論文都是爭相著筆後者，什麼都往「文化」上扣，這就有點「泛」了，而對於文學本義的研究，反而越來越少有人問津。此潮流波及教學，文學課程的「文學味」被擠壓得越來越淡，中文系學生開口閉口都是目光四射的「中外文化」，而作品卻未能認真讀上幾本，也真是個問題。文學研究適當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肯定是有好處的，但同時又是有限度的，在文學領域使用文化研究，無論如何，落腳點仍然應該是文學。
現在常看到現當代文學領域有些著眼於文化研究的文章，對於過去的文學史寫作基本上是否定的，要推倒重來，其中設定的觀念就大都立足於批判，不承認有所謂歷史的真實，認為歷史都是後設的，是後人想像、構造出來的。這種觀念主要來自福柯的理論，即認為歷史重構的背後總是隱藏著權力關係。於是在「重寫」文學史時，許多學者的關注點也主要是歷史材料包括文本背後的「權力關係」。比如討論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文學，首要目標就是發掘被忽視的「權力關係」，著力說明主流意識形態如何主宰文學的發展。這當然也是一種角度。不過有時因為尋找「權力關係」的意圖過於迫切，難免先入為主，理論早就擺在那裡，要做的工作不過是找到一些能夠證明這些「權力關係」的材料。有的文章為了說明諸如性別、政治、「民族國家想像」之類很大的命題，又顧不上梳理四五十年代「轉型」過程中極為複雜的文學現象，就大而化之，用觀點加例子的辦法，抽樣分析幾個文本，然後就得出很大的結論。這類「再解讀」論作所採用的往往就是「借喻式解讀」唐小兵：《大眾文藝與通俗文學：〈再解讀〉導言》，見《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即通過所謂文本的內層精讀達致外層重構，或借結構主義和敘事學理論拆解作品，把文本當作開放的張力場，發現「修辭策略」中隱藏的深層文化邏輯，其好處是簡潔，有批判性，也帶來某些新的視角，會格外注意文本背後的產生機制，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被遺忘的方面。但其容易產生的缺失則在於先入為主，激進讀解，不是從材料裡面重現歷史，不考慮使用文本例子的歷史語境與特殊內涵，不願在歷史資料以及文學分析上面下功夫，把歷史抽象化，瓦解了文學審美的自足性。
現在文化研究有點「泛」，跟趕浪潮的學風也有關。許多文章著意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意也許是為了「創新」，但如果加上太多的理論「炫耀」，或者興趣主要是建立方便論述的框架，重在「可操作性」，結果就捨本逐末，文學分析反倒成了證明理論成立的附庸。這類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機械的、沒有感覺的，類似我們以前所厭棄的「庸俗社會學」，完全遠離了文學；而把它放到文化研究的專業領域，也未必能得到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學者的認可。奇怪的是現在這類空洞的唬人文章又常被當作「創新」，甚至比許多老老實實寫的文字更容易發表出版，學術泡沫就愈加洶湧。
文化研究進入文學領域有點像雙刃劍，在給學科帶來活力的同時，也要警惕其可能對文學研究構成某種「威脅」，不斷消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不少學者已經滋生所謂「純文學的焦慮」關於「純文學」的討論並不深入，不過也明顯出現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對純文學的冷淡就是對心靈的漠視，應當為人性的完善守護純文學。而另一種意見認為在80年代「純文學」概念的提出是有益的，但現在已經產生了保守性，可能會「鎖死」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多條通道。可參考南帆《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20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也不能說是杞人憂天。這種「焦慮」不只是理論問題，更是現實問題。就看看現在的文學教學吧，弊病是普遍而突出的。課程安排上各種概論、文學史以及文化研究之類理論展示的課太多，作家作品與專書選讀太少，結果呢？學生剛上大學可能還挺有靈氣，學了幾年後，理論條條有了，文章也會操作了，但悟性與審美感受力反而差了。文化研究熱的興起本來是好事，研究視野畢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帶來了新問題，事實上「遠離文學審美」的現象加劇了。再說，要進入文化研究領域，總要有些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訓練，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這些方面又是弱項，結果就難免邯鄲學步，「文學」不見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進入研究境界。焦慮大概也由此而來。
這種焦慮也存在於教學中，以至現在我們常常會懷疑中文系存在的理由。中文系的特色在消失，好像越來越「萬金油」了。應當思考一下，與哲學系、歷史系、社會學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來的學生應當有什麼特色？我想，對語言文學的感悟力和表達能力、藝術審美能力，就應當是他們的強項。學文學的大學生、研究生要格外注重經驗、想像、審美能力的培養，這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必要稟賦。只有通過長期對藝術的接觸體驗、包括對作品的大量閱讀，才能培養起來藝術審美能力，光是理論的訓練不能造就真正有藝術素養的專門人才。現在中文系學生已經不太讀作品，他們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異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論方法，本來就逐步在「走出文學」，而文化研究的引導又使大家更多關注日常，關注大眾文化之類「大文本」，甚至還要避開經典作品，使不讀作品的風氣就更是火上添油。雖然不能說都是文化研究帶來的「錯」，但文化研究「熱」起來之後，文學教育受挫就可能是個問題。原有的學科結構的確存在諸多不合理，分工太細也限制了人的才華髮揮，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衝擊和改變某些不合理的結構，但無論如何，思想史不會取代文學史，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學研究，中文系不宜改為文化研究系。總之，我贊成文化研究能夠以「語言文學」為基點去開拓新路，學者們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興趣的學問，同時我對文化研究給目前現當代文學學科衝擊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較謹慎的態度。
四、「現代性」的過度闡釋
最後，還要談談現當代文學研究所關注的「現代性」問題。前面其實已經多處涉及這個問題，因為比較重要，這裡再集中說說。
「現代性」理論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知識場域遊盪，它對我們這個學科領域已經有覆蓋性的影響早在1995年，嚴家炎先生在《新時期十五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刊》1995年1、2期)中就指出：「文學的現代化或現代性，實際上包括了從文學語言、藝術形式、表現手法到作品思想內容、審美情趣的不同於傳統文學的全面、深刻的變革和創新。……文學的現代性，實際上成為滲透在許多評論、研究中的聚焦點。」雖然當時人們關於現代化與現代性是什麼關係還不太明確，但現代性問題顯然已逐漸成為核心話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研究現當代文學的論述，幾乎都會使用「現代性」這一統攝性的概念，或者乾脆就以現代性作為基本的論述視角，諸如「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反現代性」的相互衝突與依存關係，以及文學作為「民族國家寓言」的觀念，就成為重新書寫文學史的邏輯起點。我們不是曾經反感以往那種「宏大敘事」嗎，現在又一種「宏大敘事」來了，「現代性」的出場在試圖顛覆所有過去熟習的研究方式。雖然至今我們對現代性的概念內涵仍然有許多爭議，使用中也可能按照各自的理解，使得學術對話有些含混。但應當承認，這方面的研究是取得一些值得稱道的成績的，也開拓了現當代文學學科的視野，起碼可以比較宏觀地俯瞰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但有些闡釋限度、功能與效果也值得懷疑。比較突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這幾個方面。
一是從意識形態批判角度對「現代性」問題進行反思。這類研究不把「現代性」作為先驗的固定不變的價值範疇，也不僅僅看作是文學敘事技巧，而是視為一種參與現代社會和文化變遷「歷史建構」的「話語方式」。這是一種突破性的研究範式。這類研究主要討論西方語境中的民主、科學、國家、個人等等概念進入中國語境之後的變化情況。例如探究章太炎、魯迅等知識分子的思想進程時，發現他們面對「現代」那種既熱衷又狐疑的悖論狀態，呈現中國現代思想史豐富緊張的特性。借用韋伯、哈貝馬斯、福柯等西方思想家在社會學領域對於現代性研究的理論資源，對近百年來中國流行習見的某些思想概念做「知識考古學」式的梳理，是這些學者的一種貢獻。而且這類研究非常注意對「現代性」的概念內涵，做細密的有一定歷史感的梳理分析。比如汪暉借用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理論，指出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問題，雖然已經超越文學研究領域，但其思考問題的角度、方式對現當代文學研究曾有很大影響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載《學人》1994年6輯。。這也是比較科學的認真的態度，不同於那些生搬硬套的做派。但如前所說，這樣一些主要是社會學和思想史領域的成果，一般難於代替文學史研究，頂多可以為文學史研究提供某種理論觀照。
第二類「現代性」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發掘所謂「壓抑的現代性」。
最早寫這方面文章的是海外的一些學者，如王德威可參見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一書(三聯書店1998年版)，其中提出關於晚清文學有「被壓抑的現代性」的說法，在學界有大的影響。，他們的研究很快影響到國內，目前就有許多年輕學者在爭相模仿。他們最精彩的發現，就是認為在晚清小說和文學翻譯的不同文類中，比如狹邪、公案、譴責、科幻等等，已經預告了現代文學的某些知識範疇與批判性思考，其中可見某些現代性的因素。還有些學者注意到晚清的文學傳播方式以及市民讀者階層的出現，也從「現代性」角度加於闡釋這類研究中也出現一些比較堅實的成果，如王一川的《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和楊聯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都比較注重從現代性角度解釋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這類研究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弱化對於五四傳統的經典解釋。還有一些學者關注都市文化，在作家作品解讀中提取並勾勒出「另類的現代性」或者「後現代性」這方面的代表作是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這些論作雖然不免有「過度闡釋」之嫌，不過總的來說他們還是能立足於文本分析和有關文學接受的原始材料的調查，沒有脫離文學，所以也豐富了對文學史的理解。問題在於那些被這些海外漢學家帶起來的模仿風氣，似乎越走越遠，我們可以稱之為「仿漢學」。這幾年類似的「仿漢學」之風甚盛，特別還影響到一些博士論文。他們模仿漢學家的文章，只是抓住某些個別的文學例子作為「個案分析」，並不顧及這些「個案」的代表性，從中過於「提拔」所謂「現代性」因子，實際上是以個別的例證來證說預設的「現代性」。這就有點「穿鞋戴帽」了。
當然，在很多情況下，「現代性」不過是被借用來處理文學史的一種標尺，目的是要以此質疑和顛覆以往那種以「啟蒙」為價值依託的研究取向。於是我們在太多的論文中看到如何把「現代性」的追求解釋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主題，也看到如何把與「現代性」相關的現代主義等藝術形式解釋為「現代性」的最高表現形式，等等，雖然不無新意，但也往往讓人感到這裡的「現代性」只是一種先驗的概念，是刻意要顛覆傳統，實現「翻新」。令人遺憾的是，這類研究總是難免從概念到概念，基本上無視文學的文本分析，無視文學創作的情感、想像、審美個性等問題，顯得大而無當。而在從事「後現代」研究的某些學者那裡，「文學性」更是被看作無須討論的假命題。於是文學研究不見了，即使有文學文本的分析，那也只是作為對社會變遷、文化衝突的例證，文學變成可以任意按社會學心理學理論拆解的冷冰冰死物，而不是鮮活的精神產品。文學變成支持都市文化、公共空間、民族認同、性別政治等問題闡解的材料。即使在談什麼想像、記憶，也不是文學意味的，因為這些「材料」也已經整合鑲嵌到說明「現代性」或「後現代」「後殖民」等特徵的理論框架中去了。所謂「審美的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是新時期以來形成的一種對文學本質的表述。如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這樣解釋：「所謂審美意識形態，就必然是審美與意識形態的複雜組成形式。」但學術界對此有爭議。，也只是關心「意識形態」，根本見不到什麼「審美」。這樣，當然就背離了文學研究的本意，製造了又一種貌似新鮮的理論僵化。社會學是否接納這樣一類研究我們不能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研究並未能真正提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品格，也未能解救現當代文學的困擾。
現代性作為更能包容異質因素的觀念，它的使用打破了多年來人們習見的一元論的文學史完整圖景，各種差異、悖論、矛盾得以發掘呈現。但有三個「危險」又出現了：一是現代性被當作可無限推廣的知識體系，其理論向度被無休止地誇大和擴展，成了「無邊的現代性」，因而把現代文學的研究疆域也無限擴展了，文學研究的審美意義和創作個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釋淡化了，這勢必會喪失研究的價值前提，動搖學科的合法性。再者，這類現代性探尋的出發點與歸宿都主要是意識形態批判，文學不過是這種批判的材料或通道，主要由文學現象所引發與提供的有限資源往往被敏銳而又無限地過度闡釋，這樣的研究難免方枘圓鑿。其三，現代性研究中被反覆引證的某些基本概念，如民族國家想像、被壓抑的現代性，等等，在不斷重複的論述中成為新的簡單化的模式，同樣可能簡化了歷史，會束縛對複雜豐富的文學史現象的想像力。
「現代性」理論介入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領域，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巨大存在，這種可以用來更加宏觀地考察文學現象的角度或方式，在文學史的外部因素的研究方面大有作為，已經取得相當的成績，但大家也總是有所不滿，擔心現代性理論的泛化會造成又一種學術教條主義與「八股」之風。最值得提醒的就是理論、研究對象以及語境這三者如何完整融合、形成同恰關係的問題關於這一點，鄭家鍵與汪文頂的《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載《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3期)有很好的論述，筆者很讚賞該文的基本觀點。 ，以及闡釋的限度與文學研究特殊性平衡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把「現代性」作為先驗的固定的概念去套解現當代文學，也不宜以「現代性」簡單地整合現當代文學的歷史豐富性。
以上談的都是目前現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比較突出而又關係學科發展的問題。現代文學面對學科邊界極大擴張以及理論方法的泛化，存在自我解構的危險，有必要做做「瘦身運動」。肯定也有學界同仁對我以上質疑不以為然。但我想大家還是有共同點，那就是承認現代文學研究的確存在困擾，這裡也主要是從學科困擾這一角度來思考問題的，希望能夠引發更深入的探討。
原載《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現收入《文學研究方法論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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