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軍：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到底是什麼？記住證偽的必要性
本文節選自傅軍教授著作《國富之道: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證研究（第2版）》,P47-P53
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到底是什麼
記住證偽的必要性
什麼是科學理論？首先，書本知識本身不是理論。理論也不是打個比喻，打比喻只是修辭海。「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就像騎自行車一樣。」如果把這說成是「騎自行車的理論」，這是很可笑的。正如《國富論》的 作者亞當·斯密所指出的，科學理論是探尋可以連接似乎無關事物那個看不見的鏈條（a search for the invisible chains which bind together all seemingly discordant objects）；熱衷於打比喻是理論建設的敵人（the enemy of good theory is promiscuous analogizing）。理論本來是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而打比喻往往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看來這是方向性的謬誤。同樣，本質是同一個東西，用不同辭彙說，結果把本來可能是簡單的世界說得更複雜了，這更不是理論。要回答什麼是科學理論這個問題，先讓我試著來回答以下人認知深度遞增的三個層面。第一個是觀察層面，第二個是因果層面，第三個是理論層面。
第一個是觀察層面，你看清了你想看的東西嗎？比如，有人認為中國人講 究集體主義，美國人講就個人主義。真的嗎？我們看得見嗎？看什麼呀？也許中國這種所謂的「講究」只停留在規範（或應然）世界中，在實證的經驗（或實然）世界中並沒有變為現實。這個問題問得深一點就會涉及本體的問題。顯然，對一般人而言，在形而下「器物」在 這層面觀察世界會比較容易，而在形而上的抽象層面觀察世界比較困難。如果真的觀察清楚了，才有基礎進入第二層面。不幸的是，人們在觀察層面就經常犯錯誤。第二層面是解釋層面，是探討因果邏輯關係、回答「為什麼」的層面。如果我們找到一因對一果，雖然有理論的含義，但它本身未必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第三層面才是檢驗是否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的層面。理論講究解釋範圍，最好能放之四海皆準，當然這是努力方向，不然我們就只能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上；相反，如果一個因能解釋很多果，這個理論意義就大了。馬克思就是在努力追求和發現人類社會「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我在這裡強調一下，科學理論的水平或深度在於用最少的假設來最大範圍地解釋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自然界和社會界的現象，並能包涵已有理論。舉個例子，人們之所以接受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對論（theory of relativity），是因為它既能比牛頓力學解釋更多的現象，同時還能把牛頓力學作為它的特例。可見，理論是力圖對世界整體的解釋，而非就事論事的敘述（ad hoc approach）。牛頓萬有引力的偉大不在於對蘋果、冰雹、眼淚等落體的歸納，而是在於它還可以理解和解釋為什麼月亮不落到地球上來，以及衛星旋轉、潮汐運動等等看似完全無關的各種現象。
圖：傅軍教授接受經濟學家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的採訪時，向他介紹辦公室牆上懸掛的愛因斯坦與哥德爾散步的照片。
和科學理論一樣，社會科學理論應有三個功能，一、描述（description）；二、 解釋（explanation）；三、預測（prediction）。相應地，衡量理論的好壞也有三個 維度，一、簡潔（parsimony），二、範圍（scope），三、精確度（accuracy）。理論不是寫文學作品，不講究生動，更不是面面俱到地描述細節。理論中必須描述的因果邏輯關係，越簡潔越好，一個字能說清不要用兩個字，一句話能說清不要用兩句話。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理論就很簡潔，E=mc2 ，（其中c是光速；c+c=c）。這個理論對於所有遠小於 c 的速度的解釋和牛頓定律的解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與牛頓定律不同的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超出牛頓定律的解釋範圍，和電磁學的麥克斯韋爾方程組（Maxwell』sequations）是一脈相承的，它為光學和電磁學的統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E=mc2 是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公式，它是有關質量與能量轉換的公式，簡潔的一個等式和一個字母說清了「能量有質量，質量也有能量」的關係。當愛因斯坦確定光速是一個普遍性的常數後，一切相對論的結果都可以從純數學的推理來獲得。
可見，與人文學科有所不同，科學理論，包括社會科學理論，不在於對複雜現象的描述和渲染，而在於透過現象看本質，力爭發現一些有普適意義的規律。換句話說，科學理論力求從具體、複雜、多樣的現象中找出共同的原理，再從原理中解釋、說明、預言更多的現象。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對一個理論來說，前提假設越簡單越好，涉及的東西越多樣越好，可適用的範圍越寬越好。」
從認識論的角度說，科學理論的科學性還在於它必須有證偽的機制，不能證偽的理論是偽科學。波普爾（Sir Karl Popper，1902-1994） 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哲學家，社會哲學家，用他的話說，「理論的科學標準是可檢驗、可反證或證偽」。科學知識和科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大膽地提出假說，通過證偽，然後改進或推翻舊理論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是漸進式的演進，而不是革命式的變革。特別值得提醒的是，科學中的每一項理論都會與某一事實對象相衝突，即找到一個完全符合所有數據資料的理論是極不容易的。因此，基於個案證偽本身並不能自動地毀滅一個理論，只有一個新的、更成功的理論才能替代舊理論。
在大眾文化中，哥白尼、達爾文和弗洛伊德是打破人類神話的三位思想巨人。哥白尼把人居住的地球從宇宙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來；達爾文使人在本質上不同於其他生物的思想破滅；弗洛伊德則認為人並不是自己大腦的主人而是被無法控制的潛意識所左右。但是，由於弗洛伊德的學說無法「證偽」，因此科學界並沒有把他的學問當做科學理論來看待。
我們可以把科學理論，包括社會科學理論，比作是我們認知世界的拐棍。只要從假設（assumption）到假說（hypothesis）的邏輯一致（logically coherent from assumption to hypothesis），無所謂對錯之分。在證實（validate）或證偽（falsify） 的檢測過程中，評價理論的尺度是它解釋力的大小和精確度的好壞；僅僅指出和 批評已有理論的某些假設與現實的差距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看是否提出新的體系，不僅新理論的假設與現實更貼近，而且解釋力更強，解釋範圍更大。 舉個例子，即便在自然科學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的量子物理理論（quantum mechanics）相互之間也不統一。儘管愛因斯坦努力了一生，試圖找到統一的理論（unified grand theory），但是到最後 他也沒有成功。目前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只是兩個幫助我們認識世界部分的 （partial），而不是完整的（complete）理論，一個在宏觀世界，一個在微觀世界。但是即便這樣，這兩根不完整的拐棍，我們目前也不能扔掉，除非有相對更好的拐棍出現。如果有兩個同樣簡潔互相競爭的理論，對它們好壞的衡量在於在多大範圍內（scope）和預測的精確度（accuracy）上它經得起自然和人類歷史經驗數據的檢驗。
但必須指出的是，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證常常是一團漿糊、很快陷入細節描述的泥沼，很難看出真正規律。為什麼呢？因為自然和社會是極其複雜的，它會對我們提出種種望而生畏的問題，可謂「剪不斷、理還亂」。而對我們人來說，如果缺乏理論邏輯體系，個人經驗往往是片段、零星而不系統的，以此得出的抽象 也只能是經驗性的，再加上缺乏用於實驗與觀測的工具和設備（如系統的統計），光憑經驗，人們對於自然或社會現象的觀測是很有限的，結果常常是「霧裡看花」 而已。科學家經常會告訴人們一些關於世界、但是一般人不易看到的事實。例如，生物學家說我們和大猩猩是親緣關係，地理學家說非洲和南美洲曾經是連接的，宇宙學家說宇宙一直在膨脹。他們是如何得出這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結論的呢？畢竟，在我們的經驗中沒有人確實看到過一個物種進化到另一個物種，一塊大陸變成兩塊，或宇宙在變大。答案是，科學家們先通過邏輯自洽的推理，然後對所提出的理論假說進行證實或證偽的檢驗來逐步確定上述事實。
正是有鑒於此，現在社會科學的典型方法，就是構築社會生活的簡單邏輯模型，來幫助我們系統地觀察、評價和解釋社會的複雜性。用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的話說，我們必須有一個問題，有一個工具箱，有一個對現象進行排序的方法，並對現象進行解釋（a problem set, a tool box, an authoritative ordering of the phenomena it set out to explain），此乃通常所謂 「範式」（paradigm）。
當然，現實世界永遠不會與我們所構築的邏輯模型完全吻合，如果這種偏離太大，我們就需要修改、甚至最終拋棄我們的邏輯模式。這也是為什麼國際一流大學從事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學者都注重理論導向的實證研究。因為他們堅信科學 知識的進步恰恰源於否定原有的假說。曾擔任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在談到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時是這麼說的：
「經濟學家努力以科學家的客觀性來探討他們的主題。他們研究經濟的方法 與物理學家研究物質以及生物學家研究生命的方法一樣：先提出理論，在收集 數據，然後分析數據，以努力證明或證偽他們的理論。對於初學者來說，聲稱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經濟學家畢竟不用試管或望遠鏡進行研究工作。但是，科學的本質是科學方法——冷靜地建立並檢驗有關世界如何運 行的各種理論。這種研究方法適用於研究一國經濟，就像適用於研究地心引力 或生物進化一樣。正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指出的：「所有科學不過是日常思考的提煉而已。」
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460-前395）在其《博羅尼撒戰爭史》中寫道：「我的這部著作，不是應景之作，而是將成為長久流傳的財富。」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認為人們往往被紛繁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看不見戰爭的真正原因，而他要做的就是從雅典和斯巴達斯的戰爭中探尋一般規律。各國在探尋國富國窮的過程中不也是如此？作為這部分的結語，我想說，真理常常是帶著面紗的，事物的規律常常深埋在歷史的重重迷霧和層層厚土之中。我在這裡先談一點哲學，是希望我們能以理性的態度來進行經驗的反省，克服常識的片段零星，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爭取在儘可能大的程度上和範圍內獲得更為連貫一致的理解。
圖：傅軍教授在課堂上；傅軍教授與南南學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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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之道》
《國富之道》
北京大學出版社
傅軍 著
2014年10月版
為什麼有的國家窮，有的國家富？這種「命運」可以改變嗎？在探討國富國窮的基本邏輯和各國的特殊性時，哪些變數是常量，哪些變數是變數，哪些變數是最關鍵的？它們之間先後的次序以及因果關係是什麼？要再邁入富國之列，中國改革在橫向（市場）和縱向（政府）制度安排上的發展方向是什麼？在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框架中，傅軍教授的《國富之道》旁徵博引、穿梭古今、橫貫中外、在嘗試著回答這個各國發展的重大命題。《國富之道》不僅討論國富國窮的原因，更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閱讀歷史、審視現在和規劃未來。
關於作者
傅軍，現任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學術院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哈佛大學校友會會長。他有政府、企業、學界的多種經歷。他曾任職於中國外交部，擔任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理事會主席特別顧問，奧美公司、福萊一希樂公司高級顧問，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大學教育基金會顧問等職。他是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理事和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理事。 傅軍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手，業餘愛好包括游泳、交響樂、油畫創作。他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獲學士學位（英語專業）；以後他先後獲得外交學院法學學士（國際法和外交），哈佛大學碩士（區域研究一東亞）和博士學位（政府一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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