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喪夫，50歲蒙冤入獄，女兒被活活打死，63歲遠赴美國活出精彩，她才是最後的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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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凌羊

封面圖來自一位國外插畫師

越是了解鄭念的故事，

我越是只能想到一個詞：貴族。

文｜晏凌羊 授權發布

第一次看到鄭念年輕時的照片，我驚呼：「真漂亮啊。」

鄭念梳著高高的頭，英氣十足，有一瞬間我覺得她有點像奧黛麗·赫本。

民國的美人很多，但美得這樣有氣勢的，卻比較少見。我甚至覺得，美成這樣的女人，如果不去當電影明星被萬人欣賞，真是太可惜了。

我再次被鄭念吸引，是因為看到她一張老年的照片。

依舊妝容精緻，依舊美得扎眼。

自信、優雅、坦然、端莊，還透著一股高貴的沉靜。

是的，就是沉靜，是一種靜水流深式的美。

大多數女人到了一定年紀之後，難免會變得有點庸俗、油膩、精明、市儈，但這種感覺在老年鄭念身上一點都看不到。

她依舊美，年輕時是出水芙蓉式的，老了以後是火樹銀花式的。

我那時想：「這樣一個美了一輩子的人，一定會有一個相對順遂的人生吧？」

可當我了解到鄭念的故事的時候，用「佩服」二字已經不足以表達我對她的激賞。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於北京。

那時清政府已亡，北洋政府當權。

鄭念就出生在北洋政府一個高官家庭，她的父親曾在日本留過學。

她一生下來就註定是一名名媛，看的是英文書，吃的是精緻瓷器盛的飯菜，不知人間愁苦。

鄭念一開始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後來又在北平燕京大學就讀。南開中學和燕京大學，都是當時中國的民校，燕京大學是司徒雷登創辦的，那時與北大齊名。

▲右前為鄭念

1930年，15歲的姚念媛去了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在這裡，她遇上了一生摯愛——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

「郎有情，妾有意」，兩個年輕人迅速墜入愛河。

這位從來不缺高官、富商子弟追求的美女，就是看上了比自己大五歲、跟自己不那麼門當戶對的博士鄭康琪。

1937年，等二人學成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

北方已經淪陷，兩個年輕人只好去了相對安穩一點的重慶，鄭康琪進了外交部工作，接著被派去駐澳長達七年之久。

鄭念一路跟隨。

國內戰火連天，鄭念和她的丈夫在悉尼度過了一段安穩而又美好的歲月。

1942年，兩個人在澳州迎來了女兒的誕生。

如果這一家三口當時就留在澳洲，也許安安穩穩也能度過一生。只可惜，大概是太想念故土的緣故，這一家人於1948年回到中國。

當時，上流社會人士都往台灣、美國跑，他們似乎並沒有感知到危險，選擇了「反其道而行之」。

回國後，鄭康琪則在上海繼續擔任外交官。

1949年，老蔣敗走台灣，鄭康琪夫婦選擇了留在中國。也怨不得這對夫妻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畢竟他們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的亂世，且在國外待得太久，對國內形勢可能不大了解了。

上海解放時，新政府仍聘留鄭康琪任陳毅市長的外交顧問。鄭念也帶著女兒經由香港到上海，參與紅色中國建設。

1950年，鄭康琪就任亞細亞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那時候，鄭康琪居住在市中心綠蔭中半遮半掩的三層小洋樓，有僕人數名，專門的廚師、管家，國內外銀行都有存款，生活精緻優裕。

鄭念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裝，出門有車接送，喜好研究古玩，家裡陳設全是明清時期的古董瓷器，朋友也以外國人居多。

她的英國朋友說，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一方綠洲」。

而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解放前」生活水準的不過十來戶。

1957年，鄭康琪死於癌症。

鄭念為了紀念丈夫，隨了夫姓，並改名為「鄭念」。

接著，擁有海外求學、就業經驗的鄭念被聘為總經理顧問。

在今天看來，這都是一個非常令人艷羨的職業。只是，在那個年代，這樣的生活看似風光，實則危機四伏，因為一場浩劫即將到來。

1966年浩劫來時，鄭念作為在外商公司就職過的「英國間諜」和腐朽資產階級的代表，第一個被拉出來批鬥。

同年8月，在紅衛兵抄了鄭念的家並沒收其財產後，她被當作英國間諜軟禁在家中， 9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

鄭念可能一輩子都沒想過，人到中年自己會遭遇這樣的劫難。

紅衛兵抄家砸毀古董的時候，她用身體護住古董，想盡辦法護住那些珍貴的文物。平反後，她把當時沒被砸碎的古董捐給了國家。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鄭念被關押了七年。

七年里，她承受了不知道多少極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

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鄭念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里，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傷口撕肝裂肺地痛。

在自傳里，對這段經歷，她是這麼寫的：

那時候我覺得，無論我受多大的苦，絕對不能做假供。假如做了假供，好好好，不要打我了，我承認自己是間諜，這個案子就結了。但以後誰來為我恢複名譽呢？

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時，她擔心自己因為神志不清而屈打成招，甚至自編了一套運動操。

她咬著牙，抬著頭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為。

鄭念能做到這樣，確實讓人覺得意外。這個從小養尊處優，結婚後又被丈夫保護得很好，幾乎沒有承受過一點苦難的人，在真正的苦難來臨的時候，居然能如此「硬骨頭」。

很多人在寫到鄭念這段經歷時，都會說她很堅強不屈。不過，對這一點，我還是存疑的。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鄭念若是屈打成招，等待她的會是肉體的滅亡而不僅僅是折磨？

承受非人的折磨時，能不能熬過去，靠的不僅僅是信念，還有求生的意志和本能。

對於鄭念來說，那會兒她還有最牽掛的人：女兒。

她想活著出去跟女兒相見。

一夜之間從天堂掉到地獄，變得一無所有，經歷嚴刑拷打、非人折磨，這些對於鄭念而言可能都不算什麼。

鄭念最痛苦的時候，應該是聽聞女兒死訊的時候。

在看守所，看守員拿了一件她女兒的衣服給她，她不信女兒唯一的一件棉衣穿了六年還是新的，就猜到女兒可能已經不在了，但是沒人告訴她實話。

她自己也不敢確定，不願確定。

後來，鄭念被診斷為子宮癌，看守所準備放她出去。

鄭念堅持要迫害她的人承認她是被冤枉的，並向她道歉。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種訴求必然被置若罔聞。

1973年，鄭念被無罪釋放。

出獄後，她聽別人說，她女兒是自殺的。她不信，秘密調查女兒的死因，最終發現，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才扔下樓的，扔下樓是為了製造她跳樓自殺死亡的假象。

我初略算了下時間，她女兒死的時候應該只有25歲。那時，她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

活活打死？這是什麼概念？

一個母親聽到自己的女兒被人活活打死，然後被扔下樓，而且早幾年前就被人打死了，這又是什麼概念？

我不知道鄭念是怎麼熬過來的，估計每一次呼吸都能給她帶來透心徹骨的痛吧？

經過多方打探，她知道了殺人兇手的名字——胡永年，這位當年「上海體育系統造反總司令部」的「胡司令」。

鄭念恨不能親手把他給宰了，但沒法做到。

1978年，浩劫結束，政府官員向鄭念道歉。

1980年，早已失去了丈夫、女兒的鄭念孤身一人，以去美國探望親戚為由，拿到了出國的許可。

臨走之前，鄭念盯著公安局，希望他們能把女兒的案子弄清楚，結果後來鄭念看到報紙，發現大運動期間迫害死了六個人的胡永年只被判了死緩。

鄭念當時沒有直接去美國，她先是從香港出境，到了加拿大渥太華，在那裡生活了三年，最後才又來到美國華盛頓，從此定居下來，再沒離開。

1996年，她在報紙上看到了兇手胡永年即將出獄，他的兒子兒媳等在監獄門口接走的消息，她很不忿。

我能理解這種不忿。流氓在運動中借運動的風頭迫害人，把別人害得家破人亡，到頭來卻可以跟家人團聚，享受天倫之樂，而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卻永遠沉睡在地底下了。

鄭念出國時已經六十幾歲了，但她很快適應了新生活。她獨自生活在美國，買菜、做飯、洗衣甚至駕車。

1987年，72歲高齡的她，嘔心泣血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翻譯成中文名，就是《上海生死劫》，是純英文式寫作，該書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一出版就引起轟動（這本書在大陸已沒有再版了）。

1990年，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在專輯《Bang！》中，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鄭念致敬。

80歲時，她還精神抖擻地穿梭於各大高校做演講，並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以女兒的名字設立了「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

90歲時，她還出去跳迪斯科，開車去郊區郊遊，並且結識了許多朋友。

她每天堅持做家務，自己做飯、洗衣、拖地，不願意鄰居把她當成老人來照顧。

2009年7月，鄭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熱水燙傷住院，最後導致細菌感染，終致不治，於11月2日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看鄭念的故事，令我印象特別深的有幾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

被抄家那天，三四十個陌生人忽然破門而入，在她家裡亂砸一通。

鄭念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為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家裡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順德藍白花瓶等數十件珍品。

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迹」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沒有驚慌失措，而是吩咐廚師為她準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黃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地呷著咖啡，甚至還有心思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麼。

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被洗劫一空，她卻鎮靜地對女兒說：

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為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為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產並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細節：

在看守所期間，鄭念為了自保，不得不去溫習語錄，並且用這些語錄來保護自己。

她愛乾淨，每天都用掃帚打掃屋子，有機會就洗澡，用借來的針線將毛巾縫製成馬桶墊，給貯存水用的臉盆做蓋子防灰塵。

為了不讓被褥被牆上的塵土弄髒，她把原本就不多甚至是吃不飽的米飯，每頓留有一些當漿糊用，然後將攢起來的手紙一張一張地貼在沿床的牆面之上。

看守員嫌麻煩，她就振振有詞地背出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使得看守竟無言反駁。

在牢獄中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鄭念放聲嚎哭來引起惡勢力發善心，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

在看守所被打得遍體鱗傷，鄭念每一次如廁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但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衣不遮體，傷了風化。

第三個細節：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

已74歲的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髮，很舊上海，以致程乃珊都感嘆：「她是那樣漂亮！」

就這樣三個細節，我問過自己：倘若我和她處於一樣的境況，我能做到嗎？我覺得我很難。面對這麼多的打擊，我可能已經垮了。

人們講起家境優越的人，往往會想到一個詞「嬌生慣養」「溫室花朵」，可在鄭念身上，我們看不到這些。

她的三觀應該在少年時代就已經定型，而那個時候她是優雅地站著生活的人，從來不需要跪著討生活，所以她從小就知道：一個高貴的人，應該以這樣的姿態活在這世界上。

鄭念的所有表現，讓我想起來一個詞：貴族。

什麼是貴族？西方的很多大哲學家、思想家提出過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它最核心、最基礎的部分不是豐厚的物質、高高在上的權力，而是一種精神內核，也就是傳說中的貴族精神。

貴族精神指的是哪些？

是自尊，是尊重別人，是講規則，是「淡泊名利」。

個人的尊嚴比生命還要重要，這是人之所以成為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最核心的東西。

不管遇到什麼困苦，鄭念都保有作為一個人的自尊，不奉承，不迎合，不屈服，不向卑劣者下跪。不管自己處於何種境地，她也要保持作為一個人的優雅，這是她的自尊。

真正的尊重別人往往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一個人學會了自尊，才能真正地尊重別人。這一點，鄭念也做到了。

在遭受批鬥時，鄭念注意保護偷竊者的自尊；在遭受牢獄之災期間，她沒有告發過任何人，甚至在那種形勢下，她依然會為劉少奇說話，了解過那十年歷史的人應該明白，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

紅衛兵來抄家的時候，鄭念拿出憲法，跟造反派理論；她自己沒做過的事情，打死也不會承認。女兒慘死，她選擇用法律來解決問題。

她不是沒膽，不是聖母，只是講規則，懂得「一碼歸一碼」。講規則，也是貴族精神的一種，於此相對應的是什麼？是不講規則、無法無天的痞子精神、流氓精神。

鄭念的貴族精神，還體現在她淡泊名利。

被抄家時，她很淡定，視所有的財物為身外之物。離開上海前，她把所有自己搶救下來的文物捐給了這個曾傷透她心的國家。

到了晚年，她獨自生活在美國，卻沒有變成守財奴，甚至還捐出了自己的稿酬。

我們可以試問下自己：鄭念能做到的這些，哪一條我們能做到？

如果做不到，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眼睛矍鑠的老太太很令人欽佩？

在鄭念的那本自傳里，曾這樣提到那場浩劫：

能否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一種天賦的毀滅狂？我們所披著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擊的，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伏著一種獸性。假若我還年輕，工人階級出身，自幼接受並崇拜左的教育，相信這是正確的，那我會不會同他們一樣行動？

你看，到了晚年，經歷過那麼多事情之後，她也一點都不自大，更不著急著包裝、炒作自己，為自己伸冤，而是保持著一種難得的清醒，敢於叩問時代、叩問自己的心。

在那本書里，她還明確表達了1948年選擇留在國內的後悔。

是的，如果那時候她選擇離開，或許他們一家人會過上特別幸福的生活。

只可惜，歷史和生活都不能「如果」。

那一場實實在在的現實，改變了鄭念的人生，也讓我們有機會見到了這樣一個令人欽佩的女性。

當一個人享過福、吃過苦，經歷活著的種種磨難之後，還能樂觀地活下去，那麼TA就是一名不平凡的英雄。

我們都該和鄭念一樣，享受得了溫柔鄉，也背負得起命運的蹂躪和打擊，永遠擁有著擁抱幸福、對抗挫折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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