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法鬘》與密教圖像志研究
梵文密教文獻對佛教美術研究的重要性無需贅言。20世紀以來，國際學界在密教圖像志領域的研究主要針對早期密教儀軌文本的解讀，取得了諸多價值深遠的成果。與之相比，國內學界研究的起步較晚，對相關梵文密教文獻的關注亦不足。本文以成書於12世紀的成就法典籍《成就法鬘》為切入點展開對密教圖像志研究相關問題的討論，並重點介紹印度學者巴達恰利亞的圖像志著作《印度佛教圖像志：基於及相關密教儀軌文本》。以此小文求教方家。
一、密教與密教圖像
公元6世紀左右，怛特羅（Tantra）開始與印度佛教修行結合，形成了秘密而鬆散的宗教組織，重視師徒秘授，傳承觀想與儀式法門，在通達秘術的上師的指引下，以感官體驗真實，開啟了另一種證覺悟的路徑。由此印度佛教從公元7世紀開始逐步進入金剛乘階段，一直持續至13世紀，成為佛教在印度最後的輝煌時代。基於此，後世對佛教的發展形成了普遍的二分認識：「怛特羅佛教」（Tantric Buddhism）與「非怛特羅佛教」（Non-tantric Buddhism）。[1]
「Tantra」的詞義與「Sūtra」類似，即線繩、絲縷之意，該詞後來的所指是一種特殊應用，與原意無關，「續」（Tantra）與「經」（Sūtra）則逐步成為對顯密經典的指代。我們通常認為「Sūtra」（經）多指義理；而「Tantra」（續）則更重儀式。二者並未出現明確的歷史界限，如多羅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在《印度佛教史》中所說：
「在密教的早期階段，密法修行者非常注意保持自身法脈與修習的隱秘，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修習密法，直至其證得殊勝成就，飛天或隱身時，人們才知曉他們乃是密咒修習者。就此來說，這種上師秘傳弟子密法的脈絡，我們是很難追溯的，從大乘佛教開始就已出現針對『事續』（Kriyā-tantra）與『行續』（Caryā-tantra）的研習，因為修行秘密，故而除了密咒修習者外，是沒有人知曉的。」[2]
Teun Goudriaan對怛特羅佛教的特質作了較為全面的定義[3]，幫助我們理解怛特羅佛教的特徵及其發展脈絡：
1.怛特羅佛教提供了不同於標準大乘佛教的證悟途徑；
2.其教法更加關注特定的俗人，而非比丘與比丘尼；
3.直接結果就是怛特羅佛教承認世俗旨趣，並通常輔以幻法實踐而非精神參悟；
4.教授特殊的「成就法」（Sādhana）以為覺悟之路，即在此生或較短的時間內將個人轉為尊神的化身；
5.這種觀想模式也廣泛地應用到了曼荼羅（Ma??ala）、手印與陀羅尼之中；
6.觀想時出現了創造性的想像，眾多尊神的身相形態在觀想化現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尊神形象可以被視為內在與外在的雙重表達；
7.佛教尊神的數量和種類激增；
8.非常強調上師的地位，突出上師對指導成就法觀修和灌頂的必要性；
9.思索語言的屬性與語言的力量，尤其強調對梵文字母的應用；
10.各種非佛教淵源的服飾和儀軌被納入佛教，如護摩儀軌；
11.精神上的生理機能（physiology）被作為成就的重要部分被教授；
12.強調女性的重要作用和對各種性瑜伽形式的利用。
以上論述基本概括了佛教怛特羅的發展面貌。事實上我們也能看到以上少數特徵亦出現在前怛特羅階段的大乘佛教經典中，如《金光明經》等[4]，但當我們來到10世紀以後會發現，佛教文本中集合了越來越多的上述要素。從前怛特羅文本到最後複雜的《時輪本續》（Kālacakra-tantra），佛教的觸角在數個世紀內得到了極大地擴張，將世間的諸多方面皆系統地納入佛法修行之中，豐滿了最初單一的佛教世界。
金剛乘佛教的一個重要貢獻即是對神靈成就法儀軌的發展與尊神曼荼羅的構建。密教修行強調修習者觀想自身與尊神合一，以此為獲得殊勝解脫的方便之法。通過對神靈的觀想而獲取神力之人被稱為「成就者」（Siddha），而取得這種超自然力量的過程即被稱為「成就法」（Sāddha）[5]。所以在成就法的禪定（Dhyāna）中會出現大量關於神靈形象的描述，記錄尊神的身色、持物、身姿、飾物、手印、坐具等信息來指導觀想。對尊神的化現也同樣運用到對尊神世界的觀想之上，在某種程度上看密教曼荼羅即是隨著金剛乘佛教尊神的劇增，而出現的一種秩序化構建佛教神系的嘗試，即以幾何形式構成的佛教世界的秩序。
二、《成就法鬘》的成書與傳播
成書於12世紀末的《成就法鬘》（Sādhan -amālā）即是在金剛乘佛教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一部指導修習者觀想佛教尊神的密教儀軌文本，其中收錄了三百一十二篇尊神成就法，從某種程度上看，該書實際上是一部細緻描繪金剛乘尊神形象的圖像典籍。書中有五十五篇成就法錄有作者姓名，共四十二人。年代最早者為活躍於公元四世紀的無著（Asa?ga），而年代最晚者是活躍於十二世紀的超戒寺班智達無畏生護（Abhayāka -ra Gupta），亦有學者認為《成就法鬘》是由無畏生護彙編而成。
國外學者對該經典的研究發軔較早，以印度學者巴達恰利亞（B.Bhattacharyya,1897-1964）為代表。1925年巴氏對《成就法鬘》的八種梵文寫本進行彙編、校訂並集結出版在《蓋克瓦德東方學系列》（Gaekwad』s Oriental series）中的第26卷與第41卷，這八種梵文寫本分別是：
1.孟加拉亞洲學會圖書館（Library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藏寫本，是較為完整的一部，錄於政府藏梵文寫經目錄（Catalogue of Sanskrit MSS in the Government Collection），卷1，No.74號；
2.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寫本，該寫本有明確的紐瓦爾紀年（N.S.285），斷代於1165年，收錄在劍橋大學圖書館佛教梵文寫經目錄（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S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MS.Add.1686；(圖1)
3.亦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該寫本尾記有紐瓦爾紀年（N.S.939），相當於1819年，錄於Bendall目錄（Bedall』s Catalogue）No.1593；
4.孟加拉亞洲學會藏貝葉寫本，年代或在13世紀末，錄於尼泊爾杜爾巴圖書館屬文書與梵文貝葉寫經目錄（Catalogue of Selected Paper and Palm-leaf MSS belongning to the Durbar Library），卷2，第200頁；
5.孟加拉亞洲學會藏貝葉寫本，錄於政府藏梵文寫經目錄，No.111，年代應在12世紀初；
6.孟加拉亞洲學會藏，錄於政府藏梵文寫經目錄，卷1，No.112，該本在最後一頁標註了紐瓦爾紀年N.S.224，相當於1104年；
7.尼泊爾杜爾巴圖書館（Durbar Library）藏，編號No.603，共收錄了150篇成就法；
8.尼泊爾杜爾巴圖書館藏，No.324B，共收錄166篇成就法。[6]
圖1.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梵文寫本《成就法鬘》MS. Add. 1686（圖片采自劍橋大學數字圖書館）
另有日本學者佐久間留理子（Ruriko Sakuma）在《成就法鬘·觀音部：梵文與藏文文本》（Sādhanamālā. Avalokite?vara section: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中基於梵、藏本《成就法鬘》中對觀音成就法的描述而展開對密教觀音圖像的深入研究。
國內針對《成就法鬘》的專門研究成果不多，以首都師範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所郝一川的碩士學位論文《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之研究》[7]為主要代表，她全面整理了存世的諸種梵藏本《成就法鬘》，並總結國外學者對該經典的研究成果，初步勾勒出該經在西藏發展的脈絡，並基於梵、藏成就法文本中的描述，對各種真實名文殊（Nāmasa?gīti Ma?ju?ri）身相的圖像特徵、眷屬配置及其流傳作了全面的討論。（圖2）
圖2.郝一川：《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之研究》
根據郝一川的整理可知，目前世界範圍內共發現三十八部《成就法鬘》寫本，各部寫本中對成就法的編排順序有所不同，但內容大同小異。《成就法鬘》影響廣泛，亦傳入我國，並對藏傳佛教圖像學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丹珠爾》大藏經中就出現了四部與《成就法鬘》相關的成就法藏譯文本，分別是：
1.《百成就法》（Sādhana?ataka, sgrub thabs brgya rtsa），由活躍於藏南的巴才家族的譯師楚臣堅贊（tshul khrims rgyal mtshan）翻譯，對於此譯師的身份，未有定論；在北京版《丹珠爾》中該經內共收163篇成就法，而在德格版《丹珠爾》中收162篇。托馬斯(F.W.Thomas, 1867-1956)研究認為此成就法集為劍橋大學圖書館藏的Add.1686號梵文寫本的藏譯本；
2.《百成就法》（Sādhana?ataka, sgrub thabs brgya rtsa），由薩迦祖師巴日譯師（rin chen grags，1040-1109）藏譯，亦稱《巴日百法》（Ba ri brgya rtsa），收錄成就法百餘篇；德國學者Gudrun Bühnemann研究認為此部成就法譯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梵文寫本《百成就法》（Sādhana?ataka）；
3.《成就法集》（Sādhanasamuccaya, sgrub thabs kun las btus pa），由雅礱譯師扎巴堅贊（Yar klung lo tsāba grags pa rgyal mtshan，1242-1346）翻譯，收錄了251種成就法，有學者認為此部藏譯本的前半部分是根據劍橋大學圖書館藏的梵文寫本Add.1593和Add.1648譯出，而後半部分源本不明；
4.《諸尊之成就法集成》（Devāntaravi?vasādhana，lha so so sna tshogs kyi sgrub thabs），譯者不明，亦未見對應梵文源本，據學者考證此部《成就法集》為後世流傳過程中逐步加入的新的成就法集本。[8]
除此之外，在1914年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在我國浙江鄞縣普安寺內亦發現了一部貝葉寫本，是由僧人寶藏於宋嘉祐二年（1057年）從印度請回。《成就法鬘》不僅為佛教美術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尊神圖像的文本材料，而且也呈現了金剛乘佛教在精神探索上取得的輝煌成就，對於我們認識密教修行及尊神儀軌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意義。
圖3.Benoytosh Bhattacharyya,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New Delhi,2008
三、基於《成就法鬘》等密教儀軌文本的密教圖像志
在校訂完成《成就法鬘》後，巴達恰利亞又相繼展開了對《究竟瑜伽鬘》（Ni?pannayogāvalī）、《不二金剛集》（Advayavajrasa?graha）、《秘密集會怛特羅》（Guhyasamāja Tantra）等梵文密教文獻的整理與校訂工作，這深化了他對金剛乘佛教神系的形成、發展及其秩序的認識。最終在1958年，他以早先於192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印度佛教圖像志：基於及相關密教儀軌文本》（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為基礎，以新的結構邏輯再版該書。（圖3）將五方佛種姓（Kula）理論作為構建神系的框架，根據尊神形象中的化佛、身色、持物、坐具等信息，將《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等密教儀軌文本中的眾多神靈納入五方佛的種姓體系中，由而形成了新的密教神系的敘事模式。這種邏輯我們從該書的目錄編排中便可窺其一二：
第一章 禪定佛與世間佛（Dhyani and Mortal Buddhas）
第二章 眾菩薩（The Bodhisattvas）
第三章文殊菩薩（Bodhisattva Ma?ju?rī）
第四章觀音菩薩（Bodhisattva Avalokite?vara）
第五章 阿彌陀佛之化身（Emanations of Amitābha）
第六章阿閦佛之化身（男尊）（Emanations of Ak?obhya）
第七章阿閦佛之化身（女尊）（Emanations of Ak?obhya(continue)）
第八章大日如來之化身（Emanations of Vairocana）
第九章不空成就佛之化身（Emanations of Amoghasiddhi）
第十章寶生佛之化身（Emanations of Ratnasambhava）
第十一章集合配置尊神（Collective Deities）
第十二章義理化身尊神（Philosophical Deities）
第十三章金剛乘中的印度教諸神（Hindu Gods in Vajrayāna）
第十四章 結 語
再版的《印度佛教圖像志》呈現了密教眾神殿（Pantheon）的一種清晰的組織結構，為讀者提供明確的角度思考密教神系的發展歷程。全書大體結構可分為三部分：一、世間佛與菩薩；二、五方佛及五方佛的化身；三、獨立於五佛之外的佛教眾神。
該書摘譯《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等梵文經典中的描述，對佛教諸尊神的典型身相加以明晰概括，是一部指導辨識佛教神靈的經典圖像志，並配以尊神對應的印、藏、漢、尼泊爾等地的圖像材料，展現了印度佛教尊神在不同地區的傳播及其內在聯繫。事實表明，藏漢等地出現的諸多密教尊像也都嚴格依照《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等原始梵文文獻，雖然作者並未深入討論佛教跨地區的文化傳播與交流，但通過觀察印度密教尊神圖像與信仰在不同地區呈現出的繼承與發展，我們便會感受到一個跨越種族和地區的佛教世界逐漸鮮活了起來。
巴達恰利亞的這部密教尊神圖像志是基於印度金剛乘佛教發展出的尊神成就法典籍而成，這些專註於尊神形象的梵文儀軌文本，如同一種視覺上的「正法」，為頗具革新性的密教思想在不同地區的傳播提供了理想的圖像媒介，並為修行者規定出一套正確的思維意象。與此同時，也為研究遍及亞洲的密教美術遺存提供了源本依託，使我們能夠建立起密教圖像在多元文化與不同地區中的傳續過程及演變脈絡。
（由作者承擔的漢譯本《印度佛教圖像志：基於及相關密教儀軌文本》作為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浙江大學高水平文科叢書之『漢藏佛教藝術研究』系列書系」之一，將於近期出版。）
[1] David Snellgrove,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Shambhala, 2002. pp.278-281.
[2]Schiefner(ed.),Taranatha"s History of Buddhism, Tibetan text, p. 82, II.15ff, 見David Snellgrove,The Hevajra Tantra: A Critical Stud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Toronto, 1959, pp.11-12.
[3] 參看Stephen Hodge, 「Considerations on the Dating and Geographical Origins of the Mahāvairocanābhisa?bodhi-sūtra」, Tadeusz Skorupsi &Ulrich Pagel (ed.),The Buddhist Forum III: Papers in honour and appreciation of Professor David Seyfort Ruegg』s contribution to Indological, Buddhist and Tibetan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4, p.59.
[4] David Snellgrove,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 and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Shambhala, 2002. pp.117-128.
[5]Benoytosh Bhattacharyya,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Firma K.L.Mukhopadhyay, 1958, p.18.
[6]Benoytosh Bhattacharyya(ed.),Sādhanamālā, Vol.1,Baroda: CentralLibrary, 1925, xi-xii.
[7]郝一川：《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之研究》，首都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
[8]見Lo Bue,E: 「Iconographic Sources and Iconometric Literature in Tibetan and Himalayan Art」,Indo-Tibetan Studies, pp.171-197.郝一川：《藏傳佛教圖像學經典之研究》，首都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2-18頁。
作者簡介：
王傳播，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藏傳佛教藝術史，博士論文關注藏漢過街塔內的圖像與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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