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超華：楊慎《全蜀藝文志》版本及流傳考略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曾狀元及第，明代大文學家。《全蜀藝文志》是楊慎於流放途中返蜀時，受時任四川巡撫劉大謨所邀編纂《四川總志》的一部分，後單獨刊印成冊。《全蜀藝文志》刊行前，四川已有一部影響較大、由宋人袁說友編纂的地方藝文集成———《成都文類》。然而正如清人朱彝尊所言：「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束之高閣矣。」又據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藝文若專錄篇章，則自楊慎《全蜀藝文志》始也。」可見，楊慎的《全蜀藝文志》影響更大。《四庫全書·全蜀藝文志·提要》載：「博採漢魏以降詩文之有關於蜀者，匯為此書，包括網羅，極為賅洽。所載如宋羅泌《姓氏譜》、元費著《古器譜》諸書，多不傳於今；又如李商隱《重陽亭銘》為《文苑英華》所不錄，其本集亦失載，徐炯、徐樹糓箋注《義山文集》即據此書以補入。如斯之類，皆足以資考核。」由此可知，此書亦對巴蜀文化的傳承有著重要意義。
一、《全蜀藝文志》刻、抄本情況
《全蜀藝文志》是一部有關四川的詩文總集。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書後，在四川被多次校訂、刊刻，同時亦被其他地區的一些文人所傳抄，因此，流傳版本較多，現今能明確的就有刻本八種、抄本三種。
（一）嘉靖二十年刻本（已佚）
楊慎在此版序中說：「開局於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二十八日以畢……乃囑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12據考證，《全蜀藝文志》乃劉大謨主編《四川總志》的一部分，而《四川總志》最早刊行於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因此，若真如楊序中所說此集成後「囑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那麼，此版極有可能是最早刊行的單行本，可惜它現已失傳，學界也普遍對其真實性持存疑態度。然而，明代何宇度撰《益部談資》時稱：「（藝文志）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按《全蜀藝文志》曾於1545年刻於《四川總志》後，可知它仍然留存，何氏所說「不存」，當指最初楊慎交由鄉人所刻單行本不存，後吳之皞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修《四川總志》時也曾說：「……獨藝文出升庵手選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幾盡，竟可單傳。」由此可見，此單行本確實存在過，可以被視作《全蜀藝文志》的最早刊刻本。
（二）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此刻本並非單行本，而是附著在《嘉靖二十年·四川總志》後的，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全蜀藝文志》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三行二十六字。版心刻有「全蜀藝文志」，並標明了卷數、頁碼。此版楊序刻於劉大謨、謝瑜分別所作《重修四川總志序》、《重修四川總志》後；其後又接王元正所撰《全蜀人物誌序》；正文列於十六卷《四川總志》後；正文後又有謝瑜所作《重修四川總志後序》，考之與前序相同，其後還有崔廷槐、周復俊分別所作《四川總志後序》。筆者所見為《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收錄版，此版《全蜀藝文志》後有手書「此書從趙君斐雲假得略校二卷無瑕遂反也」、「壬午中秋之夜江安傅增湘藏」等字，並留有印章。可見，此為趙斐雲家藏本。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對是版則有如此說明：「《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楊慎輯。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此版其他藏家也有著錄，如清人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稱：「《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並雲此書上有「屐硯齋圖書印、摛藻堂藏書印、古香樓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諸印」。不過，此書卻題作者為周復俊，而僅說楊慎作序。
（三）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此刻本也非單行本，而是附於吳之皞、杜應芳所修《四川總志》後，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字。白口，單黑魚尾，四周單邊，框高24.7cm，寬15.7cm。版心下鐫刻工名：「光」、「生」、「見」、「富」等。
按吳序：「予亟謀重梓，賴督學杜君，雅與同嗜，搜購古本，得二、三殘牘湊之。幸斷圭復完，恨原日筆訛刀誤，殊多魯魚，況歲久漫渙，難以竟讀。遂檄諸帳下士揀其品識超韻者，司編校焉。」按杜序：「中丞饒公、直指吳公，慨然興文，旁求舊本，得什之七八，乃應芳遍構，復得二、三 …… 亟刻《藝文》。」由此可見，此版為吳、杜二人搜羅舊版（當為嘉靖間刻本）再校刻而成，且校刻得非常謹慎，清黃廷桂修《四川通志》時曾說：「杜公應芳，復搜獲於滅末之餘，隻字吉光，不敢妄臆增損。」又據杜序：「二、三子殫厥校讎，良工心苦，已賈餘勇，大肆搜羅。」可見吳杜二人確實在此版校刻上頗為用心。劉琳、王曉波在重新點校《全蜀藝文志》時則對此刻本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對嘉靖本略有校正，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訛誤。」此外，杜應芳在修此本時「更出心裁，補續新藝（文）若干卷，俾成全書」，即為杜本《補續全蜀藝文志》五十六卷。
（四）嘉慶二年朱遐塘刻本
此刻本為現存最早的單行本，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白口，單黑魚尾，四周雙邊，十六冊本。首頁分別題有「楊升庵先生原本」、「嘉慶二年重鐫」字樣，每頁左下角有「讀月草堂」字樣。正文前有楊慎原序，俞廷舉嘉慶元年（1796年）序，並附有「楊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雲煥遐塘」、「溫江張鵬翼培南校」等字樣。
此版俞廷舉作序於錦城修竹軒，序雲此書淹沒已久，朱氏購得抄本（萬曆間刻本），詳加校刻，越三寒暑乃成。又參見其後譚言靄所跋雲，朱氏久任潛溪書院院長，該書院正位於宋、方二公祠舊址，即楊氏修《全蜀藝文志》舊址，因此有感而重修此書。清人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對此版有所著錄：「《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復俊編，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
（五）嘉慶二十二年張汝傑刻本
該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九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白口，單黑魚尾，四周雙邊，眉上鐫評，框高13.4cm，寬8.2cm。它又分十二冊本、十四冊本、十六冊本、二十冊本和二十四冊本。下書口鐫「讀月草堂」字樣，內封鐫「楊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遐塘先生校正」、「安岳譚靜山太史重訂」、「嘉慶丁丑重鐫」、「犍為張氏小書樓藏板」等字樣。
筆者所見為四川省圖書館館藏十二冊本，首頁題有「張氏藏書」印章。此本缺楊序1、2頁，後抄補上，然多有錯字。其後分列俞序、譚跋。同館所藏十六冊本則無「犍為張氏小書樓藏板」字樣及印章，並缺楊輔《古書岩留題》一文後半部分及單夔《州學留題》、李埴《卧龍行紀》、黃人傑《卧龍紀行》等數篇行紀。此版每卷前皆有目錄，正文前則有「安岳譚言靄靜山重校」、「樂山張汝傑樗山重刊」、「犍為張汝照校」等字樣。筆者所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二十四冊本，鈐有「犍為張氏小書樓珍藏書籍字畫印記」印章；所見暨南大學圖書館所藏十六冊本，鈐「姑蘇」、「原版」字樣，或為抄刻地，卷端又鐫「樂山張汝傑樗山重刊」。
譚言靄在《重校全蜀藝文志跋》中說，此版為嘉慶十二年（1807年）綿竹唐張友、犍為張汝傑、金堂陳一津、達紀等人發起，購買朱氏原版，重加校刻而成。而清人王培荀《聽雨樓隨筆》亦有此記載：「犍為有張汝傑……購藏朱霞堂所刊《全蜀藝文志》板片。」此版按譚氏所說：「中如《破吐蕃露布》，實王應麟所擬，誤題韋皋；陸遊《牡丹譜》，本集實三篇，然兩篇誤合為一。此類則證據之可尋，有待校正。」可見，其刊校皆有據可尋。又按譚氏《又跋》中所說：「此書丁卯七月所校，粗得崖略，未即刊正印行。……辛未季秋言靄又記。」知其刊行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對此版有所著錄：「明周復俊編，嘉慶丁丑譚言靄刊小字本。」
（六）光緒十五年鄒蘭生刻本
該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單黑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鐫書名，下鐫卷次，版框高17.3cm，寬12.4cm。它又分十二冊本和十六冊本。內封有「光緒己丑刊於余山房」等字，正文之前有「明新都楊升庵輯，安岳鄒蘭生夢馨氏校」等字。
此本鄒序列於「全蜀藝文志總目」之前，其序曰：「先大夫濯亭公連平州牧任所，每喜聞鄉先達軼事，趨庭時授以是書，乃嘉慶間朱氏重刻本，間有偽誤，為之口講指畫訂正者，百數十餘條，爾來二十餘年矣。意欲物色善本，參互改訂，而卒不可得。繼聞嘉定間有原板尚存，輾轉訪求得之，則已殘缺不完。」「此書謹據朱刻為稿本」，由此可見，此版即為鄒氏據朱氏刻本重校而成的。而鄒氏在校刻過程中極為細緻謹慎：「丁亥歲，長夏無事，讀書餘暇，追維往訓，筆之於書又證之方誌，改之本集，要使一字一句悉有援據。其單辭只句，散見他說者，亦必精校細勘，勿使偽謬，思其誤而不得，則任闕如蓋，其慎也。」因此，此本當優於前面幾個版本。此外，鄒序中還談到重校刊刻的原因：「非特表升庵先生之遺書，亦以完朱氏未竟之志也。」而序後又有「光緒十有七年歲在重光單闕病月安岳鄒蘭生序」等字樣，所以，此版又被稱作「光緒十七年版」。
（七）光緒三十一年鄒蘭生刻本
該刻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四字，十二冊本。此本與光緒十五年（1889年）間刻本基本相同，按此本序中所說，其實為「落難之時，借刻書而陳己志」，並附有鄒氏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後，數年間所受冤落職之事，而序後也題有「光緒三十有一年歲在蒙大荒落，安岳鄒蘭生序」等字。此外，序中又有「為是廣徵群集，求證原書，始刻校論精詳，用成升庵先生完善」等話語，可見，確實是在十五年版基礎上重新訂正過的。然而，筆者考之二版，所異之處甚少，校正訛誤處仍多，因此其所說「校論精詳」之語尚有待商榷。
（八）民國三年昌福公司鉛印本
該鉛印本共六十四卷，正文十一行二十八字，二十冊本。筆者所見為四川省圖書館藏版，原為綿陽圖書館藏本，封面有「綿陽圖書館章」。每頁左下角有「蜀藏之一」字樣，右下角有「昌福排版」字樣。此本內封面題「全蜀藝文志」，內有「中華民國三年成都昌福公司鉛印」字樣。正文前有「楊升庵先生原本」、「江陵朱雲煥遐塘」、「溫江張鵬翼培南校」等字樣，可見，此版底本仍為朱氏刻本。而按劉琳、王曉波先生點校《全蜀藝文志》時所說，此本「錯字亦多，殊無足取」，可知該版劣於鄒氏版。
（九）兩淮馬裕家進呈本（抄本）
該抄本又名「四庫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稱：「菡芬樓舊鈔本，乃四庫底本。」按劉琳、王曉波先生點校《全蜀藝文志》時所說：「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以『兩淮馬裕家本』作為底本收入《四庫全書》。這個本子實際上是嘉靖刻本的一個傳抄本。」查看現存《四庫采進書目》中所收書目，並無兩淮馬裕家進呈的本子，也沒有《全蜀藝文志》一書，其原因可能在於馬裕是分前後兩次進呈藏書的，《四庫采進書目》中所記僅為第一次所呈書目，而包括《全蜀藝文志》在內的第二次所呈藏書並未被記錄下來。按《揚州畫舫錄》載：「（馬裕）恭進藏書，可備採擇者七百七十六種。」而《四庫采進書目》中僅錄六百八十五種，另外九十一種未被錄入，而《全蜀藝文志》應該就是其中之一。馬裕在進呈藏書時，乾隆曾說：「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然而，《四庫全書》成書後，原書並未返還各藏書家，而馬裕這個嘉靖間的抄本也不知所蹤。現存「四庫本」經四庫館臣刪改後，已面目全非。不過，正因為收錄於《四庫全書》，此本也成為現今最易得的版本之一。
（十）結一廬舊鈔本（抄本）
朱學勤在《結一廬書目》中曰：「《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復俊編，計十六本，舊鈔本。」（十一）台藏藍格舊鈔本（抄本）此抄本共十行二十字，雙欄，白口，單黑魚尾，編者題周復俊。此本現存台灣地區國家圖書館。是本上有「王氏二十八宿研／齋祕笈之印」朱文長方印、「恭／綽」朱文方印、「遐庵／經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長方印等。
二、《全蜀藝文志》收藏、著錄及流傳情況
《全蜀藝文志》自成書後，或因作者楊慎的名氣，或因《四庫全書·蜀中廣記·提要》中所說的「談蜀中掌故者，終以《全蜀藝文志》及是書為取材之淵藪也」等緣故，而被歷來的藏書家及目錄學家所重視。因此，是書被廣泛收藏、著錄，流傳甚廣。
（一）藏書家收藏著錄情況
《全蜀藝文志》被歷代收藏家收藏、著錄的情況如下所示：
1.汪曾唯輯《振綺堂書目》：「《全蜀藝文志》並續編四十冊。《志》，六十四卷，明楊慎編。」（浙江杭州）
2．錢曾《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全蜀藝文志》五十卷，十本。」（浙江杭州）
3．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嘉靖刊本，汪季青家藏本。」（浙江杭州）
4．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復俊編，明刊本，江陵朱氏刊本。」（浙江杭州）
5．范邦甸《天一閣書目》：「重修《四川總志》六十四卷刊本，明嘉靖二十年王元正重編，劉大謨、謝瑜、周復俊均有序。」（浙江寧波）
6．繆荃孫、吳昌 綬、董康等撰 《嘉 業 堂 藏 書志》：「《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萬曆刻本。」（浙江湖州）
7．徐幹學《傳是樓書目》：「《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楊慎，二十本。」（江蘇崑山）
8．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蜀藝文志。」（江蘇常熟）
9．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楊慎《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江蘇南京）
10．［明］徐火勃《徐氏家藏書目》（又稱《紅雨樓書目》）：「《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楊慎。」（福建福州）
11．［明］朱睦《萬卷堂書目》：「《全蜀藝文》六十四卷，楊慎。」（河南開封）
（二）其他學者的著錄情況
其他學者對《全蜀藝文志》的著錄情況見如下所示：
1．萬斯同《明史》：「楊慎《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2．張廷玉《明史》：「楊慎《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3．嵇璜等編《欽定續文獻通考》：「周復俊《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4．嵇璜等編《欽定續通志》：「《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復俊編。」
5．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全蜀藝文志》明周復俊撰」，共有考證三十六條。
6．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嘉慶丁丑譚言靄刊小字本。」
7．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明楊慎輯。明嘉靖刊本，十三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
（三）部分省市及高校圖書館收藏情況
我國部分省市及高校圖書館收藏《全蜀藝文志》的刻本情況如下：
1．嘉慶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四川大學圖書館、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張汝傑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湖南圖書館（2種）、南京圖書館（3種）、北京大學圖書館（2種）、清華大學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2種）、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廈門大學圖書館、暨南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2種）、南京大學圖書館（2種）、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鄭州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3．光緒十五年（1889年）鄒蘭生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4種）、上海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2種）、湖南圖書館（2種）、山西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4種）、復旦大學圖書館、鄭州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
4．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鄒蘭生刻本：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
5．民國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鉛印本：上海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西南大學圖書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2種）、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鄭州大學圖書館（2種）、蘇州大學圖書館。
三、《全蜀藝文志》版本流傳的幾點結論
通過對《全蜀藝文志》抄刻版本、著錄及流傳情況的系統考察，我們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全蜀藝文志》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被刊刻後，在明代兩易其稿，但均附於《四川總志》後。明代現存的兩個版本，除刊印板式有異外，其他內容基本相同，這可能與其均為官方刊刻、較為尊重作者原稿有關。該書流傳至清代後，雖被多次翻刻，但多為藏書家的個人行為。這些藏書家包括朱雲煥、張汝傑、鄒蘭生等，均為當時有學識的文士，且在蜀多年，情感深厚，自然對每次修訂甚為嚴苛，力求減少紕漏，以達到弘揚蜀中文化之目的。此外，就其抄本的情況來看，現僅存３種，大陸地區有2種。這與其刻本相比，數量較少，但這並不能說明《全蜀藝文志》在流傳過程中傳抄不廣，只是說抄本總量較少，受清末長期戰亂的影響而多有散佚。
其次，從歷代藏書家收錄《全蜀藝文志》的情況來看，大多保存的是刊刻本，而抄寫本流傳下來的較少。同時，就收藏地來看，主要集中在東部浙江、江蘇兩地，究其原因，可能是明清兩代，江浙一帶藏書家眾多，因而收藏亦較多。據鄭衡泌《中國歷代藏書家籍貫屬地的地理分布和變遷》一文統計，明、清兩朝，江蘇、浙江的藏書家分別有324人和795人，約佔當時全國總數的70.9%和65.92%，而四川則分別僅有4人和5人。又考《中國藏書家史》、《中國歷代藏書家詞典》、《歷代藏書家詞典》等著作中所載明、清兩代藏書家的情況，亦大致如此。由此可見，《全蜀藝文志》在明、清兩代多見於江浙的藏書家亦屬合理。然而，這並不是說包括蜀地在內的其他地區沒有《全蜀藝文志》流傳。以蜀地為例，清代《全蜀藝文志》幾次均在此刊刻，而是書又記蜀中詩文，因此它不可能未在蜀中流傳。也許只是由於清代、民國年間，蜀中目錄學家較少，故少有著錄；或是曾有著錄，但著錄書籍已經亡佚。
再次，從現今各省市及高校圖書館對《全蜀藝文志》的收藏情況來看，江浙等地雖仍收藏有較多版本的《全蜀藝文志》，但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地。清代的主要收藏地———蘇州，僅蘇州大學圖書館存有一套民國三年（1914年）的鉛印本，該地藏書家所存刻本可能已外流他地。北京地區則存有較多的版本，這與此地高校眾多及重視古籍收藏的文化傳統有很大關係。而四川作為清代《全蜀藝文志》單行本的校勘、刻印發源地，仍有多種版本流傳，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內的三大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和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除這三個主要收藏地外，其他省市雖也有收錄，但較為零散稀少，如重慶也僅西南大學圖書館一處存有一套民國三年（1914年）的鉛印本。最後，從單行本的流傳情況來看，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張汝傑刻本流傳最廣，其次為光緒十五年（1889年）鄒蘭生刻本和民國三年（1914年）昌福公司鉛印本，而嘉慶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鄒蘭生刻本則流傳較少，甚至嘉慶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僅保存在四川省圖書館，因此顯得彌足珍貴。然而，從清代歷次刊刻所作序跋來看，朱氏刊本是以明代萬曆年間刻本為底本修訂刊刻的，而張氏、鄒氏刻本，則均以朱氏本為底本校勘，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經考證底本也是朱氏本。由此可見，朱氏本自刊刻後一度流傳頗廣，可能是因為張、鄒二人所刊本是在朱氏本的基礎上經過再次校勘，減少了訛誤，因此更受推崇的緣故。至於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筆者則認為可能是由於公司化經營，鉛印成本低，因而發行量較大，且距今時間近，因而保存下來的也多。
綜上，《全蜀藝文志》自刊行後曾流傳八種刻本，現存七種；三種抄本，大陸地區現僅存兩種。在這些版本中，最早刊刻本當為嘉靖二十年（1541年）楊氏囑鄉人刊刻本；最優者當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鄒氏刻本，最劣者當為「四庫本」。從其流傳情況來看，清代、民國時期以江浙一帶為盛，現今則呈現北京、成都、上海三地並舉的局面。其流傳版本，則以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張汝傑刻本最廣，嘉慶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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