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客排斥中企背後的政治算計

2018年2月7日，不算資深但雄心勃勃的阿肯薩州共和党參議員科爾頓與曾經參選總統的盧比奧參議員，共同發起了一項編號S.2391的提案，以華為、中興公司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為由，要求禁止美國政府從華為、中興兩公司購買或者租用相關的設備。

雖然在專門跟蹤國會提案的govtrack網站上還無法獲取法案的全文，不過科爾頓議員本人還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屬於參議院的「二年級生」，在所有100名參議員中保守程度排名可以排到最保守的第三名，在所有「二年級生」中就領導力以及提案等數據排名，雖然沒有墊底，但也就是倒數第二的位置；在參加跨黨派提案程度的數量上，科爾頓議員排名「最稀缺榜」的第三位。根據這些特徵，再加上盧比奧本人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表現出來的與資歷不相匹配的勃勃野心，基本上可以說，此次針對華為和中興的提案是更加保守，同時也更加深諳政治投機之道的美國新生代政客的表演秀，一場為了自己成功不怕洪水滔天的政治秀。

「政治秀」上演的多重原因

這種其實是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的政治秀，能夠在華盛頓國會山粉墨登場，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美國戰略精英確實普遍存在的戰略焦慮。這種焦慮源於中美兩國發展速度的客觀差異，以及無法克服的優越感。客觀存在的中美髮展速度差異，以及中國對美國的追趕，不斷迫使美國精英必須找到「哪裡出了問題」；基於天定命運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優越感，導致美國精英在反思時首先排除「美國錯了」的可能，剩下的唯一選項，就是「中國作弊」。所以無論是批評還是解決方案，都是在「中國作弊」這個不容更改的既定前提下的展開的，於是，各種「不著調」的解決方案也就粉墨登場了。

第二個原因是這一代美國精英真的有相當數量的屬於「總體不行」的那種類型，其基本特徵是疑心病重，想像力豐富，背景知識和執行能力基本為零，關注焦點是「選舉第一」。無論是這次的S.2391提案，還是之前要求搞一個國有化的5G網路的內部報告，都在持續不斷的證明這些特徵。從知識儲備上來看，相當數量的政客，以及幫助制定決策諮詢的人員，對真正意義上的信息技術，產業發展，以及國家戰略，基本知識結構大致停留在20世紀90年代，也就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及柯林頓政府剛剛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年代。這種知識結構下的世界觀，是冷戰時期兩極對峙的世界觀，再配合這些議員從好萊塢電影，以及斯諾登文件中獲取的美國政府與美國企業密切合作搞國家安全的印象，就直接套用到了其實情況完全不同的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公司的頭上去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從奧巴馬延續到特朗普時期美國國內政治的劣質化發展態勢。政治鬥爭正在持續延燒，對美國來說，選舉成為了一種常態化的存在。在選舉政治中優先考慮的選票和支持率，成為了日常政治的常態。這種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與前述兩個原因相結合，導致了華盛頓成為了口水和嘴炮的主場，理性的思考和真正的戰略決策，已經成為了國會山的稀缺品。當然，這對美國來說不是什麼好事，對於世界來說么，不算什麼真正的壞事，對於有志於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行為體來說，這甚至可以看做某種另類形式的好事。

學會如何博弈成中企重要任務

要回應這種挑戰，對中國企業以及中國政府來說，大致有三點：

其一，中國企業要放棄某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可以用自我切割和約束，來證明自己和中國政府之間是「清白」的。和中國政府保持距離，僱傭美國律師，在美國國內法的框架內去進行博弈，是此前中國公司遇到此類問題時的常見應對策略。這種策略能夠解決基於真的誤解帶來的誤會；但解決不了真的來找茬的舉措。美國政府在市場問題上搞起作弊來，是可以出現允許波音公司用全球監控系統去竊取空中客車商業通訊的，這絕對不是中國企業自證清白可以解決的。

其二，不要過於迷信以及機械的理解所謂遊戲規則和國際機制。中國有過與「國際接軌」的漫長經歷，但對美國來說，規則和機制都是服從和服務於美國是否獲利的：美國獲利的，就是好機制；美國沒有獲利的，或者是機制出了問題，或者是對手作弊了。用美國能夠聽懂的話語和方式，與美國展開博弈，是非常必要的。美國國會議員能夠聽明白的，是美國國內財團和遊說資本的語言，所以，要建立這樣一個刺激-反應機制：美國國會議員的亂作為，會導致美國資本和公司的利益受損，其受損程度必須清晰、顯著地達到這些資本和公司無法承受的程度，這些資本和公司必須自覺承擔起遊說和教育美國國會議員清醒、準確的認識世界的任務。在建立這樣一個機智的過程中，需要中國，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積極有所作為，而不是簡單的做個「乖寶寶」。

其三，要深刻把握美國行為的邏輯。美國自己的行為模式，都是話語和實力的結合。美國對理智邏輯的接受程度，取決於對實力對比的感知和判斷。之所以一些荒腔走板的事情在華盛頓持續上演，就是國會山對於力量對比的認知，繼續停留在美國可以單方面為所欲為的時代，這種認知，單純靠中國企業是沒法扭轉的，也不應該由中國企業去承擔這樣的使命。如何綜合運用各種力量，綜合性的應對來自美國的這種具有顯著投機性和不確定性的短期挑戰，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使命。學會博弈，善於鬥爭，敢於勝利，而不是繼續委曲求全，應該成為中方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

（沈逸，復旦大學網路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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