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略論同光時期士大夫的「天心」說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一敗再敗，喪權辱國，傳統的封貢體系逐漸解體，原有的天朝尊嚴不復存在，國內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方面，也都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萌動並不斷發生新的變化。面對如此亘古未有之變局，如此全然陌生的環境，如何從歷史的長時段來分析、面對這些變化，如何從原有的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鼓舞民氣，提振信心，這是擺在一切關心民族前途、沒有喪失文化自信、具有思想深度的中國哲人面前的重大課題。流行一時的「天心」說，便是他們基於中國歷史，汲取傳統資源，結合正在變化的國際、國內環境而提出的新的解釋話語。
「天心」說新內涵
「天心」是中國傳統觀念，在儒家經典《尚書》中已經出現。漢代以後學者對於這一辭彙賦予相當豐富的含義，包括作為客觀規律的天意、天理、天道，具有主觀意志的天帝之心，以及落實到人間的天子（皇帝）之心。西漢董仲舒說，《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他認為，上天與人類一樣，具有喜怒哀樂的情緒，這些情緒通過對四季風霜雨雪的操縱而有所表達。上天情緒的表達，必定會在合適的場合、按適當的次序、以合適的方式。這些表達，就是「天心」的外化。東漢王符對此闡述更為具體、系統。他將天心外化與民心順逆、陰陽調和密切聯繫，認為「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心是抽象的，天象是具體的，天象所示即為民心所欲。作為上天與人民之間的聯繫者，君主的作為是否得當，就看其是否順遂民心，「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征也」。
這套解釋系統也是可以逆推的，即由果倒因。假如災害嚴重，五穀歉收，那是因為陰陽失調，陰陽失調是因為天心不慰，天心不慰是由於民氓不樂，民氓不樂是由於法令不善。於是，每有水旱、地震之類災害發生，天心示警、君主失德之論便會出現。天、君、民三者之中，天永遠是正確的。
那麼，天心到底是什麼？可否研究、了解、參透？答案是肯定的。從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歷代哲人一直在研究天心。一部《周易》就是研究、了解、參透天心的著作，其他經書也多有對天心的關注與闡釋。檢索「四庫全書」，共有8549個匹配，其意多指上天之心、天帝之心，絕大多數都是對於《周易》的解釋。但是，天心終究是難以視聽、難以觸摸、難以測定、虛無縹緲、玄之又玄的東西，因此，歷代哲人對於天心的解釋也就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有一共性，即每一代人對天心的闡釋，都會包含那個時代特定的內容，透出那個時代的特點。
同光時期，「天心」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辭彙。考其語義，相當部分是指具有主觀意志的天帝的意旨。這一時期的上諭中屢用此詞，多為此義。比如，同治元年上諭稱：「朕以沖齡寅紹丕基，兢兢業業，罔敢怠荒。乃自正月以來，日星垂象，雨澤愆期。昨雖得有時雨，農田仍未沾足。此皆由修省未至，弗克感召和甘。所幸天心仁愛，懸象示儆，深切著明。因思感應之機，捷如影響」。此後，這類用法所在多有。許多士大夫也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天心」一詞。比如，曾國藩說：「大易之道，重時與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那個在冥冥之中主持「時」與「位」的大力者，就是天帝。廣東巡撫譚鈞培亦說：「十數年前，人事之杌隉，既以因天心而挽回。數十年後，天心之福禍，又將因人事而旋轉」。這一點，與近代以前沒有什麼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同光時期士大夫所用「天心」概念，已有鮮明的近代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用「天心」來解釋鴉片流毒中國的原因，解釋中外關係變化的根源。陳熾說，「洋葯之流毒中國也，天也」，是不可抗拒的事情。這是因為，一方面，英國稅收依賴於煙稅，英國要獲得煙稅就必然要在其殖民地印度種植罌粟，欲印度不種罌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中華士庶，半癖煙霞，要中國人不吸鴉片也是不可能的。兩個不可能結合在一起，就導致鴉片流毒中國。道光年間，中國曾設法禁止鴉片，但效果不理想。如果當年不是採取嚴禁辦法，結果或許兩樣，「煙土不燒則兵端不啟，兵端不啟則商局不開。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或者天心厭亂，隱憂深患，自此消弭，未可知也」。之所以採取嚴禁措施，原因在於，當時朝野既不了解外情，自己的防衛又不堅固，「乃彼之情偽不知，我之防維不密，形見勢絀，受制外人，遂致海溢川流，其禍至今而愈烈，閉關絕市，終古無期。事變循生，追悔何及！故曰天也」。所謂「事變循生」，就是說，一件事情的結果，是導致另一事件的原因，一事連一事，一環套一環，這些都不是事先能夠料及與防止的，所以歸結為天心。
其二，用「天心」來解釋西方科學技術發達的原因。王韜說：「天心變於上，則人事變於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陳熾亦有類似說法，稱西方科學技術如此發達，天下萬國往來如此便捷，其背後起作用的就是天心：西人精思奇器，日異月新，亹亹深深，未知所極，考察其靈奇變化，初以為鬼斧神工，不可思議，「及徐而察之，則高以下基，洪由纖起，淺嘗深造，均有階級之可尋。極人巧代天工，廣地利盡物性，此豈海外小夷所能為乎？然則孰為之？曰：『天為之』。天欲辟一萬國大通之局，而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非此不足以捷往來、資日用也。更新之氣運，天實開之，而謂人能遏之哉！」
其三，用「天心」分析歐洲崛起的原因。有人認為，歐洲今日能如此發達，與歐洲所處地理環境、人文特點有關，與歐洲歷史演變、禍福相倚、否極泰來有關，實乃天心所系。一位署名「嶺南望士」的學者說：
今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半受制於西國，罕稱臣於中邦。天獨鍾於彼而偏靳於此乎？不知富強之見，皆有可稽；富強之事，原無難致。蓋不始於運思之巧，製造之精，實基於天心之剝，地利之絀也。閑嘗縱觀天下之勢，今昔之時矣，國家之困窮無如泰西也，運會之否塞亦無如泰西也。混一統者則隨合隨分，處偏安者則旋興旋替，干戈擾攘，奔命不遑，而勇已成俗矣；物力凋殘，謀生無自，而計必取慎矣。故微弱之可乘，則以力挾之；利益之所在，則以智圖之。況又版圖偏折，時氣多寒。寒則衣食加倍，寒亦物產維艱。物產已不敷於衣食，衣食又必取於物產。欲倍其物產，以裕其衣食，一國遂無不治之曠土，一家遂無不力之遊民。加以勇行其兼并之心，計專其囊括之志，而運思之巧生焉，亦製造之精見焉。既遂其私，滿其欲，在內足以自固，在外可以自雄，而富強遂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矣。蓋富出於強，強成其富，富強相因，強富相益。更由一國之富強，兼於天下之富強，收天下之富強，歸於一國之富強。此泰西之富強遂甲於天下，天下之富強皆遜於泰西者也。
在這位「嶺南望士」看來，西方之由困窮而富裕、否塞而發達，其勇其智，其運思之巧，製造之精，都是事物轉化規律使然。顯然，作者所論否極泰來、窮富易位、強弱轉化的理論，都是從易經中矛盾兩端相互轉化的規律推導出來的。
其四，用是否合乎「天心」來分析中外貿易關係。時人延續傳統關於民心即天心、天心順民心的說法，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順民、益民、養民即符合天心，逆民、害民、傷民則違背天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愛民之心，天心也，養民之道，天道也」。秉此原則，他們認為，西方與中國貿易，西方輸入的是鴉片，中國出口的是茶葉，鴉片有害於人的健康，茶葉有益於人的健康，「不知煙之入華，有百害而無一利也，顯逆天心者也。茶之出洋，有百利而無一害也，隱合天心者也」。逆天心者天將罰之，合天心者天將佑之。
「運會」之類
同光時期，與天心意思相似、相近、相通的術語，還有運會、氣運、運數等，王韜、薛福成、嚴復等都慣用這類辭彙。運會說創於宋儒邵雍。其說依於一年中年、月、日、時四種數字，即每年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每日十二個時辰，假定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然後配合推衍，用來表示世、運、會、元之終始。晚清人沿用「運會」一詞來討論世局變化，並不嚴格按照邵雍創始的意思，而是類似於今人所說的歷史演變規律，說明世變之乘，出於天地自然之運轉，人力只能順應其勢，而無法與之抗拒。
熟悉易理的魏源、徐繼畲等人，都從運會變化的角度理解新變局的到來。在後天八卦中，西北方向為乾卦，主剛主動，東南方向為巽卦，主順主謙，謙遜受益。時人認為，歐洲地在西北，處於剛強主動地位。歐洲崛起，中西交往，預示著新的運會的開始。魏源說，讀世界地圖，將西方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歐洲處於西北，中國處於東南，「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徐繼畲說，「歐羅巴一土，以羅經視之，在乾戌方，獨得金氣」。李鴻章說，西方人「特其製造之巧，得於西方金行之性，又專精推算，發為新奇，遂幾於不可及」。這些都是將八卦說運用到全球地理的典型。古人創八卦說，正是窺測天心的具體表現。
王韜說：「有心人曠觀往古，靜驗來今，而知天道與時消息，人事與時變通。居東南者每由東南而之西北，居西北者每由西北而之東南。而西北恆強，東南恆弱，東南柔而靜，西北剛而動。靜則善守，動則善變，故西北至東南獨先，東南通西北獨後。柔能持己，剛能制人，故西北每足為東南患，東南不足為西北病。顧守有時足以待變，柔有時足以制剛。」他從動靜相對、強弱互轉的角度，預測弱者將來未必會一直弱下去，強者將來未必能永遠強下去，為弱者鼓氣。
在天人合一的話語系統中，「運會」說是天心在社會運行方面的規律呈現。這類解釋，對於後之經過歷史唯物主義熏陶的人來說，或許會以其荒誕不經而嗤之以鼻。殊不知，每個時代人們的認識水珠，折射的都只能是屬於那個時代的知識陽光。誠如王爾敏所論：「就此時代言，中西間既已展開頻繁的來往，少數敏銳的中國官紳，依據直觀的警覺，已開始認識到一個新局面的開始。他們用固有知識來考察判斷，並自傳統思想中找出它的命義。這就是當時人形容的所謂『運會』。『運會』正確的意義，就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自然勢力，在不可預期的機會中到臨，並由此帶來天地人群事物等等巨大轉變。中國官紳向來都相信這個新世局是命運使然，而稱之為『天數』或『氣數』……他們並不是胡亂猜測，而是本著傳統的宇宙觀作推理的解釋。」
強調轉化
天心說、運會說、氣運說，都有一定的循環論與宿命論意味。但是，晚清思想者在沿用這套術語的同時，作了一些改造或創新。
他們從傳統的天人感應說出發，強調天心與人事相通的一面，強調由弱轉強的辯證法，強調新的運會給中國帶來的機遇。王韜、陳熾都認為，在天心面前，人並不是無可作為的。「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先天而天弗違者。君相之所以斡旋，氣運也。」人只要看準事物發展趨勢，在事情發生之前，未雨綢繆，就可以改變氣運流行的方向。王韜說，西方的發展確屬天心所系，但天心並不是要將中國變成西方，而是迫使中國不得不隨之發展，是給中國帶來新的契機：
（西人）航海東來，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諸國既恃其長，自遠而至，挾其所有以傲我之所無，日從而張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軋以相傾，則我又烏能不思變計哉？是則導我以不容不變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變者，人事也。如石之轉圜於崇岡，未及墜地，猶謂其難，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
鄙人向者所謂天地之創事，古今之變局，誠深憂之也。蓋天心變，則人事不得不變。讀《明夷待訪錄》一書，古人若先有以見及之者。窮則變，變則通，自強之道在是。非胥中國而夷狄之也，統地球之南朔東西將合而為一，然後世變至此乃極。吾恐不待百年，輪車鐵路將遍中國，槍炮舟車，互相製造，輪機器物視為常技，而後吾言乃驗。嗚呼！此雖非中國之福，而中國必自此而強，足與諸西國抗。
王韜認為，在西強中弱的格局中，中國要轉弱為強，一定要明白柔弱能勝剛強的道理，樹立柔弱能勝剛強的信心。他說，西強中弱，這是暫時現象，因為強弱之間是會發生轉化的，促使這種轉化的規律也是可以洞悉與把握的，「有心人曠觀往古，靜驗來今，而知天道與時消息，人事與時變通」。他認為，弱者主靜，強者主動，靜則善守，動則善變，柔能持己，剛能制人，「顧守有時足以待變，柔有時足以制剛」。中國只要把握好機遇，採取適當的應對方略，一定能以弱制強，由弱轉強。那麼，什麼是適當的應對方略呢？王韜說，西方目前正處於強盛勢頭，中國切不可以剛制剛，強頂硬拼，而應該謹取守勢，師其所長，創造條件促進轉變，「方張之機不可遏，始厲之鋒不可攖，明者、智者知其然矣。然則何以待之？曰：莫如師其所長。蓋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不得不變於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中國能由弱轉強，意味著西方將由強轉弱，何以見得呢？王韜認為，西方眼下一味逞強黷武，這是他們將會轉弱的關鍵。他以史為例，說是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強者因為橫行霸道而由強轉弱的例子，商之鬼方，周之獫狁，漢之匈奴，晉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女真，還有蒙元，西方的羅馬、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都曾強盛一時，但是，到頭來都衰落下去，考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逞強好戰，「自古仁義為國，其敝也衰；甲兵為國，其亡也蹶」。他專門研究過法國的歷史，認為近代法國由強而弱，從歐洲老大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根本原因就是驕傲逞強，風俗侈靡，習尚誇詐：
餘三年中往還皆取道於法境，故得兩經法都，覽其宮室之雄麗，廛市之殷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強，未嘗不嘆其外觀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風俗之侈靡，習尚之誇詐，官吏之惰驕，上下之猜忌，亦未嘗不慮其國不可以為國，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嗚呼！法在歐洲為千餘年自立之國，喜選事，善用兵，歐洲全局視之以為安危。列國於會盟征伐諸大端，無不遣使集議於其都，而法為之執牛耳。其國威兵力之足以懾人，蓋積漸使之然矣。盛極而衰，此其變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魄，此理之常，法奈何不悟哉？
在王韜看來，任何國家都不可逞強好戰，在普法戰爭中，法國失敗了，變弱了，普魯士勝利了，變強了。但是，假如普魯士從此逞強好戰，則這次勝利就會成為他們衰亡的轉捩。反過來，如果法國由此吸取教訓，則這次失敗又可成為其由弱轉強的關鍵。
王韜特別指出，對於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道理，法國並不是沒有人懂得。他曾與法國一二老成之人交談過，他們太息痛哭流涕以告：「徒以職位不尊，事權莫屬，雖言而不見用」。王韜由此感嘆，運會一事，並非沒有賢人能夠洞悉，關鍵是這些先知的見解很難為廣大社會所理解與接受，「自古事勢一去，智愚同盡；運會所乘，才庸共奮。夫亦准諸天道而權諸人事耳，豈由一朝一夕之故哉？論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為探本窮原者矣。法之盛，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王韜說的是法國，目光注視的是中國。言下之意，他的這番關於天心、運會的見解，但願能為中國社會理解與接受。
當然，中國要由弱變強，並非自甘柔弱就能自然而然地臻於強境。在此過程中，人事一定要配合天道。王韜指出，歐洲諸邦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粵，百十年間，洪波無阻，光氣大開，海舶估艘，羽集鱗萃，凡前史之所未載，亘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這是歷史給中國提供轉變的機遇，「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之於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此豈出於人意計所及料哉？天心為之也。」這是天心示意，也是上天福佑中國，「蓋善變者天心也。天之聚數十西國於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非欲禍中國，正欲福中國。故善為用者，可以轉禍而為福，變弱而為強。不患彼西人之日來，而但患我中國之自域。無他，在一變而已矣」。經他這麼一闡述，西方的侵略，對於中國來說，就由危機變成機遇了。
中國要把握氣運，順應天心，唯有變法。王韜對通過變法、把握氣運充滿信心。他特彆強調，在中外聯繫日益緊密的情況下，學習槍炮、輪舶、火車與機器等西方所長在促使中國由弱變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西方擁有這些長技的歷史也不過百數十年，中國只要努力，用不了百年，必然能夠掌握這些長技：
夫用兵以刀矛一變而為槍炮，航海以舟艦一變而為輪舶，行陸以車馬一變而為火車，工作以器具一變而為機捩。雖刀矛、槍炮同於用兵，舟艦、輪舶同於航海，車馬、火車同於行陸，器具、機捩同於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緩速利鈍，難易勞逸，不可同日而語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無其一。使我無彼有，而彼與我渺不相涉，則我雖無不為病，彼雖有不足誇，吾但行吾素可耳。獨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見絀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與我爭雄競勝，絜長較短，以相角而相凌，則我豈可一日無之哉？一變之道在乎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況彼之有是四者，亦不過百年數十年間耳。而被及於中國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將大有造於中國也乎？准諸天道，揆諸人事，將見不及百年，四者必並有於中國，行之若固有，視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驗，而有不得不驗者，勢也，亦時為之也。
陳熾的觀點與王韜差不多。他說，中西文化有諸多不同之處，「中國求之理，泰西求之數；中國形而上，泰西形而下；中國觀以文，泰西觀以象；中國明其體，泰西明其用；中國泥於精，泰西泥於粗；中國失諸約，泰西失諸博，一本一末，相背而馳，宜數十年來，彼此互相抵制，互相擠排，而永不能融會貫通、合同而化也」。這對於中國來說，是取長補短的極好機會。他以中西兩相對照，西方將科學技術運用於農、礦、工、商等方面，民用豐饒，國亦大富，並且挾其新器新法，長驅以入中國。而中國呢，生齒四萬萬人，為自古以來之最，土地之所出，人力之所成，不能自給，正好需要西方這些新的技術，得新法以養之，而後寬然有餘裕也。他認為，天地間有此安排，實際上是「天特辟此二途，以養此中國溢郭闐城之百姓也」。他的論證邏輯與王韜一致：「故西人之入中國也，天為之也」。
由此可見，王韜、陳熾等人天心論、運會說，不是被動、悲觀、消極的，而是主動、樂觀、積極的，是在吸取傳統天心論、運會說的大視野、長時段分析方法的同時，融入了適應自強運動需要的時代因素。
大同之議
更為難能可貴的，王韜、陳熾等人在這種大視域下，認為從科學技術發展、人類交往交流的趨勢來看，全人類將會進入一種全球混一的大同狀態。
王韜從浩渺的宇宙空間、悠久的人類歷史的宏大視野，看待當下的中西關係。他認為人類文化來自同一源流，有差不多的價值標準，東海西海，心同理同。他在歐洲博物館中看到西方古物與中國古董大致相似，更加深了他的信念。他認為世界大同的境界是天心所在：
天蓋欲合東西兩半球聯而為一也，然後世變至此乃極，天道大明，人事大備。閑嘗笑邵康節元會運數之說為誣誕，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過一萬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為天地人自無而有之天下；將壞之一千年，為天地人自有而無之天下。其所謂世界者，約略不過萬年，前五千年為諸國分建之天下，後五千年為諸國聯合之天下。蓋不如此，則世變不極，地球不毀，人類不亡。我故曰：善變者，天心也。莊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旨哉言乎！顧虛空界中非止一地球也。若准以一行星、一地球推之，則地球幾如恆河沙數，而以我所居之地球虱其間，僅若一粒芥。觸斗蠻爭，由造物主觀之，不值一笑，則我之所論，亦猶地球中微塵也夫。嗚呼！此論出，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王韜訪問牛津大學時，有人問他：「中國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若何？」他回答：孔子之道，人道也。「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
他分析了人類必將趨於大同的時代因素與內在邏輯：在過去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全球各地，雖同處天地之間，而地則有山河之險，人則有良頑之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各安其政，悅其俗，固不能混而同一。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今者中外和好，幾若合為一家。凡有所為，必准萬國公法，似乎可以長治久安，同享太平之慶矣。而不知此乃分離之象，天將以此而變千古之局，大一統之尊也」。他認為，當今世界合合分分，各國廣泛接觸，互相交流，取長補短，實為未來六合混一的準備：
故凡今之由分而強為合，與合而仍若分者，乃上天之默牖其衷，使之悉其情偽，盡其機變，齊其強弱，極其智能，稗一旦聖人出而四海一也。蓋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勢為之也。道無平而不破，世無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極必泰，此理之自然也……故謂六合將混而為一者，乃其機已形，其兆已著。惟見微知著之士，上稽天道，下悉民情，按諸中外古今之事，乃足以語之，而非徒可以口舌爭也。請以此言驗諸來者。
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聖人早已燭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即繼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大同。」
他從歷史進化論出發，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進步的，「草昧之世，民性睢睢盱盱，民情渾渾噩噩，似可以長此終古矣，乃未幾而變為中天文明之世，未幾而變為忠質異尚之世，且未幾而變為鬱郁彬彬之世」。由此可見，世界混一將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若聽其各域一隅，各長一方，不復知有聖教，三綱淪而五常斁，甚非天心之所忍出也」。陳熾亦有類似說法：
輪舟、鐵路、電信、火器、銀行五事，孰為之？天為之也。天以是宏大一統之規為四海會同之法物也。異日者，陸皆鐵路，水皆輪舟，火器以潔兵戎，電信以通文報，銀行以便旅人，而後山海失其阻深，道里忘其險遠，城郭之高堅不足恃，疆界之畛域不必分。天下之人，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先天者興，後天者廢，而今而後，雖百世可知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必同文同軌而後乃可同倫也，此天心之妙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無不久，惟通能久；天無不通，惟變故通：天無不變，惟窮始變。故易者，天心也，即天道也。
王韜所說的「大同」「六合混一」，陳熾所說的「四海會同」，就是今人所說的全球化。
王韜認為，值此全球混一的大變局即將來臨之際，中國文化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他從人本主義出發，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文化較西方文化更能適應全人類和諧共處的需要，更有競爭力，因為中國文化主王道而西方文化主霸道。如果全世界霸道盛行，「設使比天下於逐鹿，人人得以智驅而力馭，則天下不獨含靈負性者盡將起而與之為難，恐飛潛動植之倫，亦無不旁張其坎阱而互奮其抵觸」。那麼，人類社會將永無寧日。所以，從全人類長遠利益來看，「蓋中國昇平則並受其福，中國機阻則必預其禍，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即以遠人益中國，庶幾銷兵氣為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應駢臻，中外一體，遐邇禔福，夫然後始知中國之有聖人」。他堅信，全人類實現大同之日，也就是孔子之道盛行於全世界之時：
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聖賢之學，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後，誰得而知之？亦誰得而見之？況西國所謂死後獲福者，其修亦必裕於生前，然則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說耳。故吾向者曾謂數百年之後道必大同，蓋天既合地球之南朔東西而歸於一天，亦必化天下諸教之異同而歸於一源。我中國既盡用泰西之所長，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蓋至此時不得不變古以通今者，勢也，而今則猶未也。今如有人必欲盡廢古來之製作，以遂其一時之紛更，言之於大廷廣眾之中，當必以其人非喪心病狂，決不至是。
從文化大視域出發，王韜在研究了世界各大宗教之後，高瞻遠矚地指出，未來大同世界的文化，將是吸納了包括孔子之道、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各種文化在內的全人類文化精華：「將來必有人焉，削繁核要，除偽歸真，汰華崇實，去非即是，而總其大成者。」
陳熾也認為，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全球化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對於全球化來說，中國文化是最好的選擇，因為代表中國文化的古代聖人之心即全球普適的天心：
泰西諸國，雖上下一心，然三綱不明，五倫攸斁，墨氏之教，無父無君，即強盛於一時，終不可以持久也。中國聖人之教，親親，仁民，愛物，各有差等……大哉孔子，時乎時乎，中而已矣。成之者，仁也。仁者，人也。無古今，無中外，無華夷，無物我，人而已矣。其於政與教也，善者取之，不善者棄之，有益於民、有益於國者行之，否者斥之。無叮畦，無畛域，無邊際，無端倪，一而已矣。
夫聖人之心天心也，聖人之道天道也。惟我孔聖人之教，與人無患，與世無爭，奄有眾長而不稍淪於空寂，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並包萬善而不稍假夫威權，無始終無成毀，無邊際無端倪，天而不欲，萬國之民永生並育，長治久安，則亦已耳。苟天道好生，人心思治，則舍我中國之聖教無由也。
在陳熾看來，中西交通是歷史給中國文化發揚光大、重鑄輝煌提供了機遇：「西人之通中國也，天為之也，天與中國以復古之機、維新之治、大一統之端倪也。識微見遠之君子，觀於火器、輪舟、電報、鐵路四事而知之矣」。他從時間上推算，「自黃帝以來至於秦，封建之天下一變為郡縣之天下，相距約二千餘年」。自秦以後，古聖王之遺制在中國蕩然無存，但並沒有消失，而是傳到了西方，在那裡發揚光大，包括機器製造之類都是古聖王之遺制的體現。自秦以後，到現在正好也是二千餘年。當今中西交通，全球一體，正是天意要讓聖王遺制回歸中國：
聖人之心，天之心也；聖人之道，天之道也；聖人之器，亦天之器也。天地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極於七國之季，而承之以秦，天亦若無如何者。既生孔子以正人心，達天道矣，維道之中有器焉，不可使之散佚而無所守也。秦政酷烈熏爍，中國無所可容，彼羅馬列國之君民，乃起而承其乏焉，其聲明文物之所啟，亦自東而之西。有器以范之，故無一藝之不精；無道以維之，故無百年而不亂，分餘閏位，迄今亦二千餘年，將以還之中國也。
王韜、陳熾等對於孔子之道的評價，對於西方文化價值的評估，後人可能見仁見智，未必全部贊成，但是，他們對於未來大同世界的預測與懸想，則極富遠見與創意，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日後康有為作《大同書》，是對他們思想的延續與展開。
所謂天心說、運會說、氣運說等，概而言之，都是從大範圍、長時段、變易性來看待社會變動與歷史發展的，都是一種文化大視域。何為天？何為天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文化那裡，自有不同的解釋。中國古人創立天、天帝、天心之說，將人世間種種不可言說、不可詳解、不可抗拒、不可究詰、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至深無底的道理，統之於天，讓天與人、天心與人事成為一組對應關係，合天、地、人為一大系統，相互感應，相互聯繫；合古、今、明為一大系統，前後相續，因果相關。於是，浩浩之宇，悠悠之宙，芸芸眾生，無限的空間，無窮的時間，無量的人民，都被置於一個宏大的系統之中。這個系統是個有機的整體，系統內各種元素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感應，各種元素也都不停運動、不斷變易、極其活躍。這就是醞釀於遠古、集中體現於《易經》的中國傳統的整體性思維，其主要特點是全面論、聯繫論、變易論。
這種整體性思維，運用到歷史觀方面，就體現為大範圍、長時段與變易性，亦即今人所說的大視域歷史觀。從大範圍、長時段與變易性觀點出發，能夠看到在小範圍、短時期、凝固性眼光下看不到的特點。秦始皇廢分封，立郡縣，從短時期與個人動機看，是為了家天下，為私，效果極壞，二世而亡。但是，從長時段與國家層面看，則成就了大一統，取得了長久的公的效果。所以，柳宗元說：「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的卓識，即因大視域所得。對於這種短時期的惡變為長時段的善、由私出發而收公之效果的現象，柳宗元將其概括為「勢」，說是「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王夫之接著柳宗元的思路，將這種「勢」歸結為理，說是理勢不可兩截溝分，一方面，合理必然成勢，「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另一方面，勢之順處即可見理，「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他將這種勢、理的存在歸結於天，說是「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他以這種勢理互涵的理論解釋歷史，「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柳宗元所說的「勢」，王夫之所說的「天」，與日後王韜等人所說的「天心」是一個意思，也就是今人所說的歷史發展趨勢。
對於這類經由長時段、大視域而發現的歷史趨勢，王夫之有一段相當透闢的闡釋：
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今來而成純者也……天之所啟，人為效之，非人之能力。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
所謂「通古今而計之」，就是從長時段來看待歷史演變趨勢。如果再加上一句「統六合而計之」，王夫之所論，就與王韜、陳熾等人的天心論、運會論完全一致了。換句話說，王韜、陳熾等人的天心論、運會論、大同說，與柳宗元、王夫之的長時段史論是一脈相承的。有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王夫之是就古今立論，就歷史而言的，王韜、陳熾等人是就今明立論，是就未來而言的。
王韜、陳熾等人倡言天心論、運會論、大同說，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以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看，種種全球化、現代化的生動史實，包括中國由弱轉強的實踐，無一不如王韜等人所說那樣，無一不證明王韜等人識深見遠，所言不虛。
如果今人也以王韜等人那樣的長時段大視域來檢視王韜等人當年所倡言的天心論、運會論，不難發現，他們所說的柔弱能夠勝剛強、人為努力可以改變氣運、順應天心的說法，於理可通，於史有徵，於往聖有出處，對於時處弱位柔位與困境的中國來說，可以起到增強承受苦難耐力、消解苦難壓力、提振走出苦難信心、鼓舞戰勝苦難鬥志的作用，為正在進行的自強運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正因為如此，這一理論，在甲午戰爭以後，廣為流行，嚴復等都使用運會這一術語，並將其與進化論結合，發展為救亡圖存的理論。
作者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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