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延安文藝，就要讀《延安文藝大事編年》！

《延安文藝大事編年》，經過八個月的緊張撰寫，終於完成了。它是我研究延安文藝三十五年來搜集、調查、採訪、積累的史料的梳理，會使讀者對於延安文藝產生全新、豐富、壯觀的立體感覺。

我接觸延安文藝始於1959年，那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研究班（簡稱「文研班」）讀書。這個班是教育部批准，由人民大學與文學研究所合辦的、正規學歷的研究班，班主任何其芳，副班主任何洛。他們都曾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文研班在「現代文藝運動」教學中，安排了一些關於延安文藝的講座。何其芳講延安文藝座談會和《講話》，王燎熒講延安文藝運動中的爭論，毛星講延安魯藝概況，馬可講延安新秧歌運動，蔡若虹講延安美術運動……這些課堂講座，使我對延安文藝產生了興趣。特別是1962年5月，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二十周年展覽」，形象地展示了當年延安文藝運動的波瀾壯闊和多彩多姿景象。我被它深深地吸引，連看三次，心裡形成「延安文藝情結」。

「文革」中，我任教的中央音樂學院同其他學校一樣，停課、「封書」，「派仗」不斷。讀書人不能讀書，痛苦難耐。幸好，我的單身宿舍在圖書館樓里，與文化圖書的管理人員很熟。我想，其他書不允許看了，看延安時期黨的《解放日報》，無論如何不能算是「迷戀四舊」，更扯不上「封、資、修」吧！當時圖書館已閉館停借，我就私下請求杜世雄特許，將報紙借出來在晚上翻閱。《解放日報》上有許多文藝消息和作品，我邊看邊摘抄，趣味盎然，常看到子夜時分依然興奮。後來學院幾個「靠邊站」的老同志，也在晚上悄悄來我的斗室「借光」看一陣報紙。這是我在「動亂」年代最幸福的一段「夜生活」。延安文藝的種子在我心中紮根了。

1975年底，我調到河北師大中文系任教，依然念念不忘「延安文藝」。1978年10月，我申報了科研題目「延安文藝」，領導批准了我到延安訪問的申請。在延安的十多天調查中，我飽覽並抄錄了延安紀念館的珍藏資料。那時，紀念館的管理較松，甚至在下班時，允許我將材料借到賓館「夜讀」。在延安新結識的朋友趙雲天的陪同和引領下，騎車訪問了楊家嶺文藝座談會舊址，以及鳳凰山、棗園、楊家嶺、清涼山、橋兒溝魯藝、文化溝等處。趙兄在延安大學中文系任教，曾多次參加延安紀念館的展覽會籌備工作，給我講了許多延安文藝方面的掌故，受益匪淺。以後我又兩次訪問延安。這時，延安文藝的基本面貌在我心中逐漸清晰起來。

特別幸運的是，1982年我有機會進京參加了丁玲擔任總編的大型「延安文藝叢書」的編輯工作，擔任文藝史料卷副主編，文藝理論卷、詩歌卷的主要編輯。在京一年半的時間裡，我跑遍首都的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訪問了丁玲、劉白羽、吳印咸、張庚、呂驥、嚴文井、華君武等二十多位「老延安」。先後訪問了西安、蘭州、延安、上海、瀋陽等城市的文藝前輩，搜集、閱讀、複製了延安時期的文藝刊物和珍貴圖片，逐年逐月逐日摘抄了報刊上的文藝消息。這時，我心中對延安文藝有了全面而準確的認知，有了較多的話語權。

在此基礎上，1992年我與人合作，出版了《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藝》（花山文藝出版社，16開本，一百二十多萬字，三百餘幅圖片）。

掌握了史料，應該寫專著。1988年，我應邀參加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重點科研項目《延安文藝史》的編寫，擔任特邀副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本書初稿寫出後，因為藝術研究院的主編艾克恩出國、生病，1995年去世等原因，此書的出版就擱置起來。二十年後的2009年5月，這部有十人參加撰寫的、七十五萬字的國內首部《延安文藝史》，終於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並獲得國家優秀圖書獎，享譽海內外。書稿的最後審定和修改，由我與另一副主編花費了半年多的時間完成。我編寫了全書的寫作提綱和大事記，撰寫了緒論、戲劇創作與演出、黨的文藝理論與建設、茅盾在延安、平劇改革的實踐與成果等五章，以及其他章節中的部分內容，共約二十三萬字。在此前後，我陸續發表了一百多篇關於延安文藝的研究論文，有幾篇被《新華文摘》《作家文摘》及多家網站轉載。

三十五年的研究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事實是科研的基礎，無稽妄談必生謬誤。積累材料是一個長期的、辛苦的過程。本書是我多年研究積累的成果，也是向同行們奉獻的一份禮物，願與大家分享，推動延安文藝的研究，在豐厚史實的基礎上結出累累碩果！

最後，我要感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特別是鄧微同志，是她多次聯繫協調、指導寫作，才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在寫作過程中，我參考了不少書，特此向作者們表示衷心感謝。我的老伴遲鐵華、女兒孫英、外孫女王佳鈺，對我的寫作給予了很多關心與支持。曾榮、李瑞晶、翟忙，也為本書的寫成出了力，幫了忙。在此，我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本書疏漏不當之處，歡迎各界朋友批評、指正！

孫國林

2013年5月

於石家莊方北路11號河北師大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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