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麗、日本上演「三國演義」

公元1266年8月元世祖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為國使前往高麗，然而黑的使團此行的最終目的地並非高麗，而是和高麗隔海相望的日本。忽必烈希望高麗配合蒙古朝廷說服日本遣使入貢，對此高麗的態度極為矛盾：此時的高麗經過蒙古連續三十年的打擊和削弱，已被忽必烈徹底征服；與此同時高麗常年遭受日本海盜的侵襲。

這一時期的日本海盜可以視為早期倭寇——他們由日本對馬、隱岐、肥前等地的漁民和農民組成，在糧食歉收的時候他們就會武裝起來乘船到朝鮮半島南部沿海劫掠米糧：公元1223年即蒙古軍團幾乎把金國在黃河以北所有領土侵蝕殆盡那年在高麗南部的金州發生了倭寇大肆搶掠的轟動事件，這種不間斷的騷擾行為一直持續到公元1263年。公元1227年高麗向日本大宰府遣使要求日本官方查禁倭寇。大宰府次官武藤資賴曾當著高麗使節的面斬首九十名倭寇，但由於產生倭寇的土壤沒能根除或者說當地人的生計問題沒能得到改善，倭寇對朝鮮半島的侵擾始終沒能停止。

公元1263年倭寇再次來襲並掠走高麗漕運船上120石穀物，而已不再相信日本朝廷的高麗政府在未知會日本當局的情況下徑直派人進入日本對馬島收回了被掠走的物資。另一方面從公元12世紀後半葉~13世紀後半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對馬島和高麗幾乎是在進行「進奉貿易」——缺乏耕地的對馬島為獲取經濟利益而向高麗王室進奉朝貢物品，獲得心理滿足的高麗則下賜對馬島相當於貢品幾倍的貨物，這實際上是日本地方政府對高麗政府的朝貢貿易。這種模擬中國與藩屬國的交流模式使日本和高麗之間保持著相對平穩的關係。直到後來元日關係破裂，忽必烈打算出兵日本並要求高麗配合時日本對馬島進奉貿易船隻還曾到過高麗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擔心兩國來往被忽必烈知道，於是暗中讓日本船隻原路返回。儘管倭寇襲擾令高麗不勝其煩，但高麗政府也慢慢意識到：倭寇行為並不是日本官方支持認可的，雖然日本幕府有暗中縱容的嫌疑，但高麗還是不願因為蒙古和日本之間的衝突而被動捲入一場大戰之中。

到訪高麗的黑的使團攜帶有忽必烈給高麗國王的詔書：「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以下抑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等異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誠，卿其勉之。」然而《元史》中卻記載黑的使團最終「未至而還」，使節提出的借口恰恰就是「大洋萬里，風濤蹴天」，而關於這點忽必烈在詔書中已提前警告：「勿以風濤險阻為辭」。

原來黑的使團到達高麗後高麗國王派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等人與其同行，但黑的等人到達巨濟島後返回高麗，最終到達日本的是高麗使團。黑的使團之所以半途折回是因為高麗人告訴他們海上風浪危險，高麗宰相李藏用的一封信更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李藏用在給使團的信件中極言日本此等「蠢蠢小夷」「驕傲不識名分」「欲舍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險阻，非王師萬全之地」，只要「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順其自然即可，不必在這個小邦身上耗費過多精力。即使退一步講皇帝陛下決心通使日本，高麗也願充當馬前卒，不必上國天使親赴。從沒見過海上風浪的黑的使團原本就對日本之行心懷畏懼，無奈皇命難違，如今見高麗人願代為效勞自然樂見其成。

高麗人一番忽悠將黑的使團勸了回去，但忽必烈那邊必須得有個交代，高麗只好自己向日本派出使臣。高麗使臣到達日本後除了向見面的地方官傳達忽必烈的詔命外，還帶著高麗國王的一封親筆信，信中是這樣寫的：「如果高麗人和蒙古人一起訪問日本的話，貴國會懷疑高麗，但這並不代表高麗的意願，而是迫於蒙古的命令不得已而為之。「高麗這種敷衍行為自然不可能實現令日本遣使入貢的目的，日本幕府僅僅只是安排大宰府地方官接見了高麗使節就匆匆打發他們離開，由始至終高麗使團連日本幕府中樞官員的面都沒見到。

這樣的結果自然令忽必烈大為惱火，於是他在公元1267年夏給高麗國王下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詔書斥責作為屬國不僅不協助朝廷使節，反而從中作梗百般阻撓。黑的再次率團前往高麗，忽必烈嚴令高麗國王必須遣使配合黑的等人一同前往日本。黔驢技窮的高麗國王只得故技重施——硬著頭皮再次以」海道險阻，不敢辱天使「為由讓高麗大臣潘阜等持忽必烈簽發的牒狀及高麗國王書前往日本。潘阜使團在公元1267年11月到達日本對馬島，次年正月輾轉來到九州將蒙古牒狀和高麗國書一併交給日本大宰府。在大化改新通過效法唐朝建立起律令制國家後大宰府是天皇朝廷派駐九州掌管對中國和朝鮮半島外交事務、軍務及九州政務的官署，是名副其實的」天皇之遠廷「。隨著幕府時代的到來以天皇為核心的律令制國家日益衰敗，大宰府的對內職能有所削弱，但一旦有涉外事務發生，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對外窗口的職能便凸顯出來。

高麗使團希望日本方面能儘快作出答覆。不過當地官員可不敢擅自決斷這種破天荒的外交大事，他們甚至無權拆看國書內容，只好將國書送往鎌倉幕府。幕府執權北條時宗立刻召集自己的重臣高官們緊急磋商，當他們打開國書後不禁大吃一驚，首先令他們吃驚的是：他們原本以為蒙古文字晦澀難懂，結果拆開一看全是漢字，對當時的日本上層人士而言漢字是他們的必修課。當他們讀完國書之後更加震驚了，原來這份國書是這樣寫的：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宣。

忽必烈在詔書一開頭就以小國稱呼日本，最後更是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結尾即朕不願對日興兵，但迫不得已時還是會這麼做。看到這份國書的日本人一頭霧水：什麼是大蒙古國？該國何以能使」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這一切又是何時發生的事？至於國書開頭對日本最高統治者稱呼為」日本國王「——儘管在日本國內天皇早已成為幕府的傀儡，但外人竟以明顯低於」皇帝「的」國王「稱呼，這種赤裸裸的降格又怎能讓幕府高層接受？國書中對日本」自古小國「的稱謂無法避免地傷害了幕府高層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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