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雄圖大志
公元1260年蒙古汗國的開創者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即大汗位，在這裡他接受漢族幕僚的建議：頒布即位詔書，稱皇帝，以示自己的正統王朝統治者身份。忽必烈的政治志向遠超其兄蒙哥、其父托雷：他企圖變革蒙古汗國的國家體制——他不僅要做蒙古帝國的大汗，還要做中原正統封建王朝的合法繼承人。此後由於權力和意識形態之爭忽必烈與幼弟阿里不哥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汗位爭奪戰，阿里不哥最終認輸。此後忽必烈又經過四年的籌備開始南圖以漢人為主體民族的南宋。
公元1264年忽必烈汗將蒙古帝國的首都從和林遷到燕京（今北京，原金朝中都，金亡後改稱燕京），後又改名大都，從此大都正式替代和林成為元朝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舊都和林成為元朝陪都，同時也是元朝嶺北行省（轄區包括今西伯利亞大部、蒙古國、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省各一部）治所所在。1271年11月忽必烈接受漢族幕僚的建議按《易經》中的「大哉乾元」之意建國號「大元」，繼續推行漢法，任用漢族官吏。
此時的忽必烈已清醒地認識到：單純依靠弓馬騎射是無法統治包括繁榮富庶的中原在內的遼闊帝國，即使能短暫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統治，也難以長久。但此時的蒙古帝國已然出現分裂跡象：窩闊台、察合台、拔都和旭烈兀相繼建立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和伊爾汗國四大汗國，儘管名義上忽必烈不僅是元朝皇帝，也是整個蒙古帝國的大汗，然而實際上四大汗國自行其是，並不買忽必烈的賬。對忽必烈行漢法之舉四大汗國中除了忽必烈的親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爾汗國全都持反對態度。無論是作為蒙古大汗，還是中國正統王朝的帝王，忽必烈都有足夠的自負理由：早在他的祖輩、父輩時就以確立了蒙古的輝煌，從生下那天起忽必烈一生的征戰歲月就已註定。
公元1266年四川開州被攻陷，但次年就被宋人收復。儘管忽必烈越來越倚重自己的漢族幕僚，但對他們始終難以完全放心，於是他下詔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均用蒙古、色目人，但第二年又花重金敕修山東曲阜的孔廟——忽必烈的心情是矛盾的。就在蒙古軍團攻陷開州這年忽必烈在大都接見了從威尼斯遠道而來的馬可·波羅一行，由此忽必烈得以了解到西歐的風土人情。忽必烈還在軍務的間隙給羅馬教皇寫了一封信：要教皇委派一百位傳教士來中國傳授基督教義和西方科學。
此時的忽必烈已立志開創遠邁漢唐的豐功偉業，但他的雄心壯志卻因為南宋這塊難啃的骨頭被暫時擱淺。就在這時忽必烈的御前顧問告訴他：除了南宋之外，還有一個地方沒被征服——那是一個島國，這個島國在大唐鼎盛時期曾挑戰過大陸皇帝的權威，戰爭發生之地就在已淪為蒙古附庸的高麗境內並且這個國家與宋一直保持著良好關係。這個國家在高麗人和漢人幕僚的口中被稱為倭國。事實上在此之前忽必烈壓根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國家——證據就是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給高麗國王發出一份詔書，其中有這樣一句話「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可見此時的忽必烈還並不知道日本的存在，直到公元1265年高麗人趙彝向忽必烈建議：「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
趙彝出生在高麗咸安（今屬韓國慶尚南道），咸安與日本隔海相望，趙彝通曉數國語言，他來到大都後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趙彝向忽必烈介紹了宋、日之間交往的頻繁和密切程度，事實上這種交往僅僅停留在民間貿易範圍內，宋、日之間並沒結成政治軍事聯盟。不過在那個交通資訊極不發達的年代由於信息不對稱的緣故，忽必烈很難清楚知曉宋日交往的真實情形，對道聽途說的情況只能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對待。更何況忽必烈內心同時具有的傳承自成吉思汗的擴張征服野心和傾心漢化後矢志創建遠邁漢唐之偉業的慾望也促使忽必烈要將自己所知的地方全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樣就能在漢人心目中樹立自己作為正統王朝的形象，與此同時對日本的控制意味著蒙古由傳統的陸權帝國開始向海外進軍擴張，其意義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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