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文 | 葉丹穎 · 主播 | 楊槍槍
「我認識的這些演員、主持人，真的是愛讀書，他們之所以能把各自的熒幕形象塑造得那麼好，之所以聲音能夠有那樣優雅的氣息和氣質，其實離不開他們的閱讀。」
一個多月前，著名作家、南京大學教授畢飛宇的音頻節目《畢飛宇和你一起讀經典》上線了。
在音頻節目的發布會上，畢飛宇提到了上面所說的明星——郭采潔、祖峰、江一燕、周一圍、郝蕾、梅婷、林海、王雪純、路內，他們在畢飛宇的節目中自願擔任了經典篇目的領讀人。
曾憑藉《青衣》走入人們視野、又以《推拿》獲得茅盾文學獎，如今的畢飛宇已是中國文壇炙手可熱的人物，連前不久天津高中生的期末考試卷中都出現了他的文章。
他靠著自己的一支筆，讓世界記住了這個從蘇北走出的文學少年。
渴望
當時間回到1994年，畢飛宇本有機會在那年便一炮走紅。
當時，張藝謀已是國內外著名的大導演，而畢飛宇的名字以編劇的名義出現在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的電影《搖啊搖，遙到外婆橋》中。
畢飛宇成為媒體爭相採訪的對象，但一切的採訪都被他拒絕了。畢飛宇不想依靠別人的名氣來宣傳、推介自己，這在他看來「極不體面」。
那時，畢飛宇30歲，他不在乎「成名要趁早」，他在乎的是：「我必須得靠自己的一支筆把自己寫出來！」
此時，距畢飛宇發表處女作已經3年過去了。
1991年，《花城》雜誌上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這個作者就是畢飛宇。
此前2年，一篇題叫《孤島》的小說從南京寄往廣州，被塞進了《花城》編輯部堆積如山的來稿中。
幸運的是，一個年輕的女編輯朱燕玲蹲在地上處理稿件的時候，翻出了《孤島》，最終讓它得以見光。憑著字裡行間的感覺，朱燕玲認定了這篇小說的作者是一個七十來歲的人。
而將視線重新轉移到南京，在南京特殊師範學校里，《孤島》背後的作者卻是年僅二十來歲的一位姓畢的老師。
這個剛剛工作的青年，還處在「一無所有、一事無成」的階段，一周只要上八節課，時間剩得太多，沒有電視、沒有電腦，到晚上就更加沒事幹。
於是，一到夜裡，畢飛宇就埋頭寫小說。寫起小說的畢飛宇精力無限充沛，像一隻時刻預備著引吭高歌的小公雞。
孤獨的歲月，讓畢飛宇承受了孤獨的痛苦，也享受了孤獨的利益。在一篇篇小說中，他逐漸讓自己飽滿起來。
寫完小說，畢飛宇就立刻投出去，《人民文學》《收穫》《鐘山》《花城》《作家》這幾家當時最有份量的文學期刊都不斷收到畢飛宇的來稿。
然而，等待畢飛宇的是一封封退稿信。不比當下的互聯網時代，那時退稿就意味著一個作家的文字完全沒渠道被更多人知曉。
畢飛宇在收到退稿後又反反覆復地投，在他快要被退稿退瘋時，《花城》編輯朱燕玲向他伸出了第一根橄欖枝。
拿到《花城》樣刊時，畢飛宇的內心卻異常平靜，那是長期的焦慮之後突如其來的平靜。那時，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將改變。
狂人
在接下來的許多年，各大文學刊物上都頻繁地出現了畢飛宇的名字，而在現實生活中，畢飛宇卻度過了情緒最為低落的6年。
1992年，畢飛宇離開南京特殊師範學校，來到《南京日報》，每天騎自行車上班需要八十分鐘。在《南京日報》工作的第二個月，他就後悔了，因為這註定不是一個屬於他的集體。
「我寫不了新聞。我能把假的東西寫得像真的，但我也能把真的東西寫得像假的。我最痛恨的三個字就是『本報訊』。寫下『本報訊』這三個字我就會處於弱智的狀態，全世界都缺氧。」
現實中越壓抑，畢飛宇就越想通過寫作來逃避。這6年，畢飛宇幾乎是生活在一篇又一篇的小說里。
截至1998年畢飛宇來到《雨花》雜誌工作，他已經發表了《敘事》、《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上海往事》、《楚水》等作品，也囊獲了不少文學獎，包括在文壇極具份量的「魯迅文學獎」。
在寫作中，畢飛宇稱得上是一個狂人。寫到不能自拔時，堪比演員徹底入戲時的癲狂狀態。
寫《玉米》的四十天里，畢飛宇在夜深人靜時，曾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批評家李敬澤：「我寫得好啊！我怎麼就寫得這麼好呢？」
寫作的高潮，一點也不亞於生理的快感。
在寫《祖宗》期間，畢飛宇曾感到一種十分怪異和鬼魅的力量。深夜兩三點，窗外電閃雷鳴，畢飛宇被驚得蹲在地上，靈魂出了竅，真實世界和想像世界的氛圍在那一晚渾然一體。
「在寫作狀態特別好的時候，你其實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遠也感受不到的東西，這也是寫作的魅力之一。」
相比於現實生活，想像構築了作家的另一種真實，一個小說家往往要經歷著雙重生活，而在想像的這一重生活里，甚至比現實生活的經歷更加觸目驚心。因此，畢飛宇的每一次精神成長也都是在寫作中完成的。
「在寫《玉秀》之前，我是上帝，100%地控制著筆下的人物，到了寫《玉秀》的時候，我意識到了，我不是上帝，虛構里的人物也是人物，她是有權利挑戰我的。」
從1991年發表處女作《孤島》到2001年發表《玉秀》，這10年時間，畢飛宇都無意間扮演了自己小說里的「上帝」。然而，在他寫《玉米》時，意外卻發生了，「那個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樹的後面，在盯著我，目光很不本分。」
小說里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她撩撥得作家畢飛宇蠢蠢欲動。40多天後，《玉米》竣工了，第二天，畢飛宇就在電腦上開始了《玉秀》的創作，生怕耽擱。
正是玉秀，讓畢飛宇從上帝的角色回歸到作家本身，他塑造了玉秀，而玉秀也再造了他。
「我做了十多年上帝，有一天我醒悟過來了，我是作家，不是上帝，做作家的感覺比做上帝更好。」
疼痛
《玉秀》改變了畢飛宇對權力的認識，因此，他把《玉秀》看作是對一個作家的提升，也是對人的提升。
然而，在寫《玉秀》的過程中，畢飛宇卻獨自經歷了難以忍受的煎熬。按照小說內部的邏輯走向，死亡是玉秀的結局，但玉秀又偏偏是畢飛宇所寫小說人物中最愛的那個。他覺得自己就像殺人犯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殺死了最深愛的玉秀。
魯迅說：「所謂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畢飛宇卻認為悲劇里最讓他心痛的是「把所愛的東西撕碎給人看。」
難以釋懷玉秀的死，畢飛宇選擇放棄已寫好的作品，又重寫了一遍，把玉秀——一個已經死亡的女孩重新拉回了人間，「否則，我可能永遠不得安穩。」
在寫關注盲人的小說《推拿》時，畢飛宇同樣遇到了折磨。由於小說採取的是散點透視結構，如何讓小說能構成一個整體，畢飛宇一度深陷困惑。
《推拿》前後一共寫了13個月，其中90%的內容都在前4個月里完成了，剩下的9個月都在不斷調整最後的兩三章，甚至因為寫不下去，畢飛宇差點決定放棄這部小說……
寫作，讓畢飛宇收穫了榮光，卻也必須忍受常人無法體會的疼痛。但疼痛，對一個敏感的作家來說，是唏噓的，又是迷人的。
在畢飛宇童年的時候，就嘗盡了漂泊的滋味。因為父母工作的調動，從童年到少年，畢飛宇每隔三四年就被迫搬一次家，隨著每一次搬家，他的生活也一次次被連根拔起，在男孩最需要群居的年紀，畢飛宇卻幾乎是在孤獨中度過。
在《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畢飛宇形容當年說：「十五歲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滿了老人斑。」
兒時的畢飛宇還經常目睹著自己的父親被紅衛兵架著推出去，在萬人批鬥會上，父親被批鬥、被迫作出投降的姿勢，而畢飛宇作為紅小兵代表，還要在大會上作批判發言。
隨著畢飛宇慢慢長大，想起童年往事，他說：「即便在文革那樣的環境下，父親也從來沒有喪失他的尊嚴，他從沒求饒、說不得體的話、做有辱自己的事情，即使站在那被批鬥，底下有上萬人在呼口號，父親依舊站在那紋絲不動。」
父親的骨氣、知識分子氣影響著畢飛宇，讓他深刻意識到，人的尊嚴、做人的體面是第一要緊的事。
然而，父親終究是一個被時代耽誤的文人。他在很年輕時就被從城裡送到鄉下去，等到1979年回城的時候，父親人生里最黃金的歲月已經永遠失去了。
父親的不甘心和無奈被身為兒子的畢飛宇看在眼裡，在他2000年發表的小說《青衣》中，通過筱艷秋這個京劇人物，表現了人生的大蒼涼和大無奈。《青衣》是畢飛宇在世紀末作出的一聲長嘆。
文學就如一方良藥，治癒了成長路上的疼痛。
畢飛宇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愛上閱讀，享受文學。在《畢飛宇和你一起讀經典》的音頻節目中，畢飛宇庖丁解牛般地解讀了《紅樓夢》、《阿Q正傳》、《項鏈》等中外經典作品。
他說：「如果我的行為能為推動全民閱讀哪怕做芝麻大的貢獻，我也是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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