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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荊州古城名勝文化景觀探討

湖北荊州古城名勝文化景觀探討

宋才發*

(中央民族大學 民族博物館,北京 100081)

荊州市位於湖北省中南部,地處東經111°15』—114°05』,北緯29°26』—31°37』。1949年7月成立荊州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治江陵縣荊州鎮;1996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更名為荊州市。荊州南鄰湖南常德及岳陽市,東西最大橫距約274.8公里,南北最大縱距約l30.2公里。全市總面積14067平方公里,總人口647萬。荊州地勢平坦氣候溫和,河流縱橫交錯,湖泊星羅棋布,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92條,長江流經該地區面積為453平方公里。早在5000—6000千年之前,人類就在荊楚大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燦爛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古時候「荊」與「楚」指的是同一個地區。「荊」、「楚」的字意,原本是同一種樹木的名稱。據史書記載,把「荊」與「楚」作為一個具體的地方,是先稱「荊」而後才稱「楚」的。譬如,在商代作為荊州之地的「楚」,就曾以地方國列入商朝的管轄範圍。周莊王八年(公元前689年),周朝的「楚國」先君熊繹自丹陽「徙都鄂」,取國號為「荊」[1]。春秋初期,楚成王改「荊」為「楚」。「荊州」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典籍,如《尚書·禹貢》中就有「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地處長江中游、江漢平原腹地,是產生與黃河流域中原文化輝映並重,可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的發祥地。荊州因荊州境內的「荊山」而得名。自上古大禹治水時所框定的九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即為這古老的九州之一[2]。

荊州是歷代王朝封王置府的重鎮。秦時荊州屬南郡,定治江陵。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立荊州刺史部,東西漢時皆屬南郡。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分荊州」,後歸吳荊州,定治南郡。晉代荊州治所自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定治江陵。南北朝時齊和帝、梁元帝、後梁、蕭銑皆以荊州為國都。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因與後梁聯姻而罷總管府,開皇七年(公元587年),並後梁又置江陵總管,20年改為荊州總管。大業初(公元605年)復稱南郡。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屬山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山南道分為東、西道,屬山南東道江陵府,設荊州大都督府,至德後置荊南節度使。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以江陵為南都,改荊州為江陵府;次年(公元761年)罷都。五代十國時(公元925年),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割據荊、歸、峽三州稱南平王,國都設江陵。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始為荊湖北路,治江陵府;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更名為荊南府,寄治枝江縣,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複名為江陵府,仍徙治江陵縣;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復更名為荊南府,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之前仍更名為江陵府。元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荊南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升「江陵路」,天曆二年(公元1329年)更名中興路。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改置荊州府,改屬湖廣行省。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湖廣行省改置湖廣承宣布政使司,荊州府改屬河南布政司;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荊州府復屬湖廣布政使司。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置上荊南道,駐荊州府;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上荊南道更名荊宜施道;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荊宜施道更名荊宜道。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一月荊州府裁府留縣,所轄各縣直屬荊宜道;1914年荊宜道更名為荊南道;1921年8月復稱荊宜道。1932年為湖北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1936年改為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荊州不僅是楚國的官船碼頭和渚宮,出現了最初的城廓;而且青銅冶煉技術、鍛鑄鐵技術、絲織刺繡技術和漆器工藝技術等,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老莊哲學、楚辭文學和音樂舞蹈,也都登上了古代世界文明的殿堂。楚故都紀南城建都長達411年,留下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有遺址5座,楚文化遺址73處,大型石墓800多處,其中包括18個楚王的墓葬。三國時期諸葛亮稱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3]因而這裡是三國時期「群雄爭霸」的要津。此後東晉末年的安帝,南朝時期的齊和帝、梁元帝、後梁宣帝,隋時的後梁王,以及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平國王等,先後有11個紛爭王侯,都在此稱帝(王)建都,長達100餘年。荊州之所以名揚天下,緣於三國時期所發生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如「劉備借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漢代荊州橫跨大江南北,幅員遼闊,又是連接東南西北水陸交通的樞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魯肅稱荊州為「帝王之資」[4],諸葛亮稱之為「用武之國」[5]。漢末劉表在荊州苦心經營19年,達到「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6],單集中在江陵的大小戰船就有1000多艘,軍事實力相當強大,是當時一大割據勢力。但劉表才略有限,只想「死守」和「穩保」江漢。曹操、劉備、孫權正是看到荊州的極端重要,同時看到劉表的不能自守而盯著荊州,把攫取荊州作為他們發展自己勢力、爭奪天下的重要目標。荊州在中國漫長歷史的演進中,所處的這種「重中之重」的地位和作用,有力地促進了荊州古城的發展與進步。

荊州古城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建築。巍巍古城已有2800多年的歷史,古城牆盤旋於湖光水色之中,依地勢而起伏,順湖池而迂迴,蜿蜒伸展,狀若游龍。古城牆全長11.28公里、高8.8米,有城垛4567個,炮台26個,各種建構設計充分體現了古代戰爭的功能和特點。譬如,藏兵洞洞壁厚實,洞中有孔,孔中有眼,眼中瞭望,孔中射箭;箭孔既可以啟閉,也可以多面施放暗箭,可置攻城之敵於猝不及防;「瓮城」設計則可適時誘敵入內,然後「關門打狗」。城牆外的護城河緊相環抱,寬30—100米不等。全城有城門6座,東門為「迎賓門」,南門為「南門」,西門為「安瀾門」,大北門為「拱極門」,小北門為「遠安門」,小東門為「公安門」(亦稱「水門」)[7]。元兵攻佔荊州城後,忽必烈下令將城牆全部拆除;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又再次依原基修復並在城周開掘「護城河」。明末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進荊州城後,城牆又被憤怒的起義軍所拆除,直至清順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第三次在原基上築起城牆,這就是留存至今的「荊州古城牆」。本來古城牆的6座城門上建有6座城樓,其中有5座毀於戰亂,現僅存大北門上的「朝宗樓」。「朝宗樓」重建於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是荊州城唯一保存下來的古城樓,採用穿斗式和抬糧式兩種結構。城樓脊枋下書有重建此樓的時間:「大清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九月壬戌初十戊申吉時丁巳時重建」。由於此樓古樸壯觀,電影《小花》、《路漫漫》、《戰國鐘聲》等,均在此拍攝外景。樓下的門是通向京都的大道,古時官員遷官調職皆從此門出入;送行時即在此「折柳話別」,故又稱為「柳門」。蘇軾曾寫道:「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鏡橫天下,懷王信弱王。」[8]城牆上現在還有仲宣樓、雄楚樓、明月樓、曲江樓、三管筆等著名古建築遺址。據《後漢書·地理志》記載,荊州古城的修造史可以追溯到2800多年前的周厲王時期。1997年荊州古城的東南角,由於暴雨侵襲而坍塌,文博考古工作者因之而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古發掘。深埋基腳下的2000多年歷史被層層掀開:宋代磚牆,五代磚牆,兩晉、三國時期的土城垣。尤其是疊壓在城牆10米以下的五代磚城的發現,使荊州古城磚城的修造歷史,從始於明代的普遍認同,又上溯了400多年。從三國時代起,荊州古城牆城沒有發生過大的變遷,移位距離僅在50米左右範圍內。歷代城牆遺迹的出土證實,荊州古城牆是中國現存延續時間最長、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演變為「磚城」的「唯一古城牆」。2000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荊州城小北門西側,又發現了一段長近20米的明代成化年間夯築的石灰糯米漿城牆,磚城牆體用特製青磚加石灰糯米漿砌築。特製大青磚每塊重約4公斤,有的磚上燒制有「責任銘」。遊客在攀登東門城樓的馬道上,即可見到部分已採取保護措施的文字磚。文字磚記載了操辦城磚的官府名稱、官員姓名和燒制時間。從文字磚記載的產地得知,城磚並非只是出自原荊州地域,鄂、豫、陝三省交界的均州,湘、桂、黔三省交界的靖州,江西省的茶陵以及湖南全省均有文字磚砌在荊州城垣上。文字磚是荊州古城牆修建史不可多得的檔案實證。此段城牆經500多年日晒雨淋至今仍堅如磐石,為世所罕見。悠悠古城在烽火狼煙的紛亂年代,是護衛蒼生、抵禦外侮的軍事工事。因而荊州古城素有「鐵打荊州」之稱。如今它卻成了荊州古城居民的一份驕傲、一道靚麗的風景。

荊州古城積澱了豐厚的歷史文化。荊州自古人傑地靈,素有「唯楚有才」之譽。漢代以耿直忠烈聞名的宰相李固,三國名將關羽、周瑜、呂蒙、陸遜,晉代文武雙全的大司馬陶侃都曾鎮守過荊州;晉代詩人謝靈運、鮑照,唐代開明宰相張九齡、張柬之,大文學家韓愈、元稹以及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等著名歷史人物,都曾在荊州擔任過大小不同的職務。此外,歷代的許多次重大農民起義,都把荊州作為重要的攻奪目標,如西漢末年的王匡、王鳳,唐末的黃巢,元末的陳友諒,明末的李自成和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都曾攻佔過荊州城[9]。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也曾在此任職20餘年,唐代「茶聖」陸羽,明朝「宰相之傑」張居正,當代文學家曹禺、歐陽山等都是地道的荊州人。荊州更是世界文明的「三國文化」誕生和繁衍的勝地,120回《三國演義》,就有72回的內容涉及荊州。現留存於世的「三國遺迹」,主要有江陵的關公點將台、馬跑泉,洪湖的曹操灣、烏林寨,監利的子龍崗、華容道,石首的綉林鎮、劉郎浦,公安的孫夫人城等。荊州有條老街叫迎喜街,這條街名的來歷,據說緣於「劉備娶親」。迎喜街是一條古老的商埠,劉備當初迎娶孫權的妹妹,就是從這條街上一路吹吹打打而來的,故而稱謂迎喜街。如今的迎喜街還是一條老街,保留著起碼是百年前的舊貌。荊州的古老底蘊可上溯到綿延久遠的史前時期。距今5.6 萬年前的雞公山舊石器時代遺址,就在古城東北4公里處;古城附近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0餘處。在《三國演義》中,荊州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地名。赤壁之戰後,曹、劉、孫三家共分荊州:曹操佔據南陽、襄陽、南郡三郡;劉備佔據長江以南的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孫權則佔據江夏郡。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周瑜打敗曹仁奪得南郡,孫權拜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駐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死後孫權納魯肅之建議,把自己所據部分「借」給劉備,於是劉備佔有荊州絕大部分地盤。從「借荊州」起,江陵既是荊州治所,又是南郡治所。《三國演義》在敘述有關荊州的故事時,當是劉表任荊州刺史之後的事。因此,在赤壁大戰之前的「荊州城」,實際上是指「襄陽」;而在赤壁大戰之後的「荊州城」,實際上是指「江陵」;此外並無單獨的「荊州城」。荊州這塊古老的熱土,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在現今荊州城內及其城周附近,有著眾多的古迹名勝。譬如,大禹治水的息壤[10],雄楚立國的故都,三國紛爭的遺迹,歷代名人的勝蹤。荊州古城與城北的「楚都紀南城」、「城西的八嶺山古墓群」地下文物寶庫,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三大組成部分,被考古界、史學界稱為「中國南方古城的唯一完璧」[11],被列為國家「三國旅遊線」重要名勝。荊州古城牆與江蘇南京、山西平遙等其他幾座古城牆相比較,最大特點,一是規模較大,周長11.28公里;二是城垣保持得相對完整。荊州古城被湖北省指定為定點涉外旅遊景點;1982年2月8日國務院公布荊州城為全國第一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1996年荊州城牆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建設部公布的全國現存七大古城牆中排名第二。2000年以荊州古城為中心的荊州市,又被國家旅遊局命名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12]。荊州市現有國家級、省級、市(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40餘處。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2處,市(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00餘處。

荊州古城飽經時代的滄桑。千百年來荊州古城曾四度平毀、十次大修,歷經「血與火」的洗禮。現在遺存的「磚城」是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荊南道李西鳳、鎮守總兵鄭四維依照明朝基地重建的;到民國時期古城牆因年久失修而殘破不堪。新中國成立後,為了保護歷史文物,發展荊州旅遊事業,當地政府又進行了多次維修。整個城牆由原有的6座城門和新開的3座三拱城門,連接而成為一堵封閉的城牆。自1978年以來,古城牆已經修繕32次,其中較大的維修有13次。古城牆儘管有「南方完璧」的盛譽,但古城牆不同於一般的歷史文物,由於它呈自然裸露狀態,成年累月自然損蝕不斷加劇,加之又處在城市現代化建設迅速發展的環境之中,面臨諸多矛盾和碰撞在所難免。古城牆之所以能保存得這麼好,據說與城牆上野生植物的功勞分不開。因為植物的枝葉擋住了粉塵和酸雨對城牆的侵蝕,網狀植物的根系有效地防止了牆體的崩塌。各個歷史時期,來自四面八方的植物種子,在不經意間流落在土牆和磚牆之中。江漢平原溫暖多雨、四季分明的氣候環境,為野生植物的生存成長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荊州古城由於外用條石或城磚砌築,內用土夯築,再加上城牆上的樹林里鳥多肥多,因此,十分適合野生植物的生長。1995年長江大學(原湖北農學院)曾組織專家學者,對古城牆上的植物做過一次大普查,發現生存著500餘種野生植物,其中有150種植物名稱曾出現於《詩經》、《楚辭》、《山海經》等文獻記載,如「凌宵花」、「佩蘭」、「包莖」等珍稀植物就有70多種,屬國家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的有4種。個別珍稀植物不僅在方圓500公里未見同類,甚至連邊遠地區也難覓芳蹤。這些活的歷史文物,其實就是「一座活的遠古時代種質資源基因庫」,在中國城市中當屬獨一無二[13]。然而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這些樹或頂著牆體生長,或從城磚中伸出,也有將城牆拱破的。在普查中發現,破壞古城牆的雜樹,當以「構樹」為禍首。「構樹」是一種落葉喬木,根系淺但側根分布廣、生長快,很容易對牆體造成破壞。據說野生「構樹」的生命力極強,樹籽落地生根後2年不到就可長到直徑20多厘米粗。「構樹」的根鑽進牆內以後,把牆撐倒或傾斜;待樹長高後遇風一吹,隨風搖晃,城牆就開始遭遇切膚之痛。如遇狂風暴雨,古城牆體就會在「構樹」的搖晃下坍塌。當地文物管理部門請示國家文物局後,獲准對危害城牆的「構樹」進行砍伐。但雜樹根生牆體之中「斬草難以除根」,令管理部門著實頭疼不已。如果對「構樹」進行剝皮處理,儘管樹的上部會枯死但根部還會繼續生長,對古城牆的危害依然存在。

荊州古城留下了許多美麗的故事和動人的傳說。譬如,「劉備與公安門」。公安門位於古城牆東南角,又稱小東門,它是古城唯一的水門。如今水門碼頭早已失去它的功用,但碼頭之上的青石護岸欄杆以及上下碼頭的石階仍清晰可辨。東漢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紮營公安縣的劉備從接替周瑜執掌帥印的魯肅手中「借得荊州」,並派關羽鎮守,他自己仍紮營公安。自後劉備每由公安到荊州視察防務都經水路,由小東門碼頭登岸入城。當地老百姓為紀念這段難忘的歷史,遂用劉備駐守之地的公安代稱小東門。年深日久小東門的稱謂被淡化,公安門便成了人們的慣稱。公安門之上的城樓名「望江樓」,可觀「長江之水天際來」,現僅為遺址。城樓前面的城牆環繞城樓曲折修建(「曲城」),「曲城」所設城門與城樓下的主城門形成「雙保險」的二重門,兩城之間空曠場地為「瓮城」,一旦攻城之敵踏入裡面,即可「瓮中捉鱉」[14]。城樓坡道左為馬道,右為人行道。馬道既便於戰馬登城,也有利於守城物質的運送,可謂一舉兩得。又如「得勝街與洗馬池」。得勝街即荊州城大北門金水橋外的那條街道。傳說關羽鎮守荊州時曾北攻樊城,在沔水與曹軍遭遇。此戰關羽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大獲全勝。關羽班師凱旋經此街道進城,沿街百姓自發聚集兩旁歡迎得勝將士,鞭炮聲聲,鼓樂陣陣,載歌載舞,慶賀勝利。此街因之得名為「得勝街」,一直沿用至今。關羽得勝回城受到如此盛大的歡迎喜不自勝,進得城來見其寶坐赤兔馬征塵滿身,憐惜之情頓生,忽見北門內東側有清澈見底的池塘,於是策馬而至親手為赤兔馬洗滌,百姓親眼目睹此景甚為感念,遂將此塘謂之「洗馬池」。千百年來民間津津樂道,流傳不衰。又如「點將台與拍馬山」。點將台位於荊州城西門外花園村。據傳關羽北攻曹營前築此高台閱兵點將、操練軍士。點將台本為戰前夯土簡易築就,台高10米,方圓10餘畝,如今遠遠望去一片蔥綠。點將台東北面另有一高不過10餘米的小山丘,名拍馬山。它是關羽北攻之前拍馬演練的場所。點將台、拍馬山儘管「貌」不驚人,但因與「關羽」相連而聲名長存、生機勃勃。古往今來,點將台一直是人們憑弔觀瞻的三國勝跡。清代詩人湯右曾睹物舒懷,寫下了《江陵點將台》的動人詩篇:「地形天險楚江寬,欲借荊州自古難。虛笑百步稱武吏,豈同列郢領材官。雲台特給親軍仗,玉台新登上將台。駿馬健兒君識否,時平政要重師干。」[15]1968年12月,開國元勛徐向前元帥,親筆題寫了「點將台」匾額。再如「馬跑泉與落帽冢」。馬跑泉位於八嶺山南麓的馬跑泉村,它與關羽坐騎赤兔馬緊密相關,充滿神奇傳說的又一處三國遺迹。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在泉旁所立「漢關公馬跑泉碑記」石碑道盡緣由。碑文敘述:「劉備被曹操圍困當陽時,關羽引師救之,取道過此,人馬俱困,焦渴難當,寸步難移,赤兔馬以蹄刨地,昂首嘶鳴。忠義感動山神,石開泉涌,人馬得飲,精力復萌,速赴當陽救主。」馬跑泉因此而得名。馬跑泉呈馬蹄形,直徑85厘米,深約2米,泉水清澈味道甘甜,久旱不竭,水中含有20多種礦物質,當地已開發生產冠名為「馬跑泉」的「礦泉水」。緊鄰馬跑泉東側的落帽台,傳說是關羽赴當陽解劉備之危途經此地,風勁、人急、馬蹄疾,戰帽被大風吹落,因此處為山地高台,當地人崇敬關羽的忠義壯舉,遂將此台謂之「落帽台」。每逢重陽佳節,人們常來此登台憑弔,散心野趣。唐代詩人李白登臨此台曾詩興驟發,留下了千古詠唱《九日龍山飲》:「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開,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16]落帽台旁有一座大型封土堆古墓葬,便因此台得名為落帽冢。

荊州古城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慘烈壯舉。譬如,「卸甲山」在古城新南門左側與土城垣融為一體。傳說關羽征戰得勝歸來時常在此卸甲小憩。久而久之,人們便習慣稱謂此山為卸甲山。擲甲山在古城西北城牆處,關羽鎮守荊州屢屢征戰獲勝,思想上日漸麻痹輕敵,不聽諸葛亮的告誡,不聽謀士的忠告,結果中了呂蒙、陸遜的驕兵之計。關羽自以為是的把大批守軍調往襄陽,結果後方空虛吳軍乘虛而入,關羽回救不及「敗走麥城」,身首異地荊州失守。城內守軍被逼擲甲山一帶,無奈只好繳械擲甲。「卸甲」與「擲甲」一字之差,境遇變化天壤之別。它形象地警示後人,「驕兵必敗」是千古一脈的真理。荊州的關廟與春秋閣都是因關羽鎮守荊州後的紀念性建築。關廟位於古城南門內,始建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原建築規模宏大氣勢雄偉,與山西解州關祠、湖北當陽關陵並列為「全國三大關公紀念聖地」。荊州關廟後毀於侵華日軍的戰火。1985年國家旅遊局等部門撥款在原址重建,曾改稱「關公紀念館」。重建的儀門懸掛有清乾隆御賜的「澤安南紀」匾額。儀門後院內兩側立有石碑,正面為重建關廟碑文,背面為隱喻關羽氣節的竹葉詩,正殿基本維持原關廟風貌,門首上方為清同治皇帝御賜匾額「威震華夏」。殿中塑有關羽夜讀春秋和關平、周昌侍立兩旁的塑像,上方懸掛清雍正御賜的「乾坤正氣」匾額,另有清代碑刻一塊。正殿後的庭院內有兩株參天古銀杏樹,為元末明初所植。後院的三義殿塑有劉備、關羽、張飛三結義坐式像。春秋閣原位於荊州城東郊金龍寺,建於清嘉慶年間,1931年重建於現沙市中山公園內東北隅。閣內供奉關羽拜讀《春秋》塑像,故名春秋閣。閣宇建在高大厚實的台階之上,面闊三間分上下兩層,上為閣、下為室,正面置有橫向石梯兩道由此入閣。整座閣宇建築精巧,三面環水,綠樹掩映,似瑤台瓊閣。該閣現為市文物重點保護單位。總之,荊州這塊古老而又底蘊深厚的沃土,滋養了楚地的先民,同時也孕育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文明。

荊州古城留下了許多名垂千古的歷史遺迹。譬如,「張居正墓」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遺迹。張居正墓佔地10餘畝,墓地原有的石人、石馬、石龜、石獅等大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損毀。「文化大革命」後墓葬已被修葺一新,現為荊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謚號文忠公,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出生於荊州城東現張家台村,自幼聰慧好學,12歲考中秀才,16歲中舉被譽稱為「江陵神童」,23歲入京會試中進士,42歲進入內閣大學士行列,48歲任內閣首輔。當時神宗皇帝年幼,朝政實際上由張居正一人掌管,直至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前後當政長達10年之久。在任期間,他採取了一系列果斷的改革措施。如在政治上整飭吏治,推行考成法,嚴格獎罰,主張唯賢是舉,堅決裁減冗員;在經濟上改革漕運,清丈土地,打擊豪強,推行「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及各項雜稅合併,增加財政收入;在軍事上加強邊備,有力地抵禦了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促進了國泰民安。這些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改革措施,儘管使朝政為之一新,但由於觸動了不少權貴的利益,因而招致了頑固守舊派的竭力反對。張居正死後不到1年,其功績即被徹底否定,改革措施遭致廢止,張居正在荊州的老家被查抄,30多年後才得以平反昭雪。張居正一生著作頗豐,主要有《書徑直解》、《張太岳集》、《張太岳雜著》、《帝鑒圖說》等。其中,《帝鑒圖說》以歷史上117個帝王正反兩方面為政的故事教育小皇帝,論述為官之道影響極大。監利縣古稱「華容」,原縣城位於今縣城北30公里。《資治通鑒》注「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故名。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兵敗赤壁走到此遇泥陷,急令軍士負草填之,眾多人被馬踐踏而死或餓死。強行間先被關羽堵截,後被放行,因而有「關雲長義釋曹操」故事傳聞。故在《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有詩云:「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為當初恩義重,放開金鎖走蛟龍。」[17]現在古道旁阡陌縱橫,公路交錯,城鎮與水鄉連在一起,一改昔日崎嶇荒涼麵貌。顯陵位於湖北省鍾祥市城東郊的松林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親恭壑獻皇帝和母親章聖皇太后的合葬墓,也是我國數千年歷史長河中最具特色的一座帝王陵寢。顯陵始建於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建成,前後歷時47年,其圍陵面積183.13公頃,整個陵園雙城封建,外邏城長3600餘米,牆高6米,牆體厚1.8米,紅牆黃瓦,金壁輝煌,蜿蜒起伏于山嵐疊嶂之中,是歷代帝王陵墓中遺存最為完整的城牆孤品。陵園由內外邏城,前後寶城、方城明樓、棱恩殿、陵恩門、神廚、神庫、陵戶、軍戶、神宮監、功德碑樓、新紅門、舊紅門,內外明塘、九曲御河、龍形神道30餘處規模宏大的建築群組成,其布局構思巧奪天工,殿宇樓台龍飛鳳舞,工藝浮雕美麗絕倫、一陵雙冢舉世罕見,是我國古代建築藝術中的瑰寶。

摘自宋才發著:《中華民族文化遺產及鑒賞研究》(上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310頁

*作者簡介宋才發(1953—),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館長,原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院長、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羅亞蒙等編著:《中國名城》,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頁。

[2][春秋]左丘明:《左傳》,《襄公四年》。載有:「芒茫禹跡,畫為九州」。

[3][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332頁。

[4][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5][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6][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劉表傳》。

[7]資料源自《荊州古城導遊詞》;李昆、海鷗:《湖南湖北行知書》,廣東旅遊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頁。

[8][北宋]蘇軾:《荊州十首》。

[9]有關資料源自《荊州古城導遊詞》。

[10]息壤是大禹治水在荊州古城留下的一處遺迹,位於南門外西側城牆腳邊,系一長約40米,寬約10米的土丘,其上有石柱四根,以示標誌。息者,乃平息之意;壤者,則泛指治理此處管涌的填充之物。

[11]羅亞蒙等編著:《中國名城》,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

[12]有關資料見《荊州古城導遊詞》。

[13]王兵,楊太旭:《荊州古城牆珍稀植物瀕臨滅絕》,《武漢晚報》2004年08月11日。

[14]有關資料見《荊州古城導遊詞》。

[15][清]湯右曾:《江陵點將台》。湯右曾(公元1656—1722),字西涯,仁和(今杭州)人。康熙二十七年(公元688年)進士,官吏部侍郎,以逸筆寫山水,著墨無多,舒展自查初白(慎行)有詩稱之。工行楷,遒媚似蘇軾。詩與朱彝尊齊名。有懷清堂集。

[16][唐]李白:《九日龍山飲》。

[17][明]羅貫中:《三國演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434—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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