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君為什麼和司馬相如私奔？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兩情相悅。從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可以看出，卓王孫慕相如聲名。將他與縣令請到家做客，相如彈琴（以琴心挑逗文君）。卓文君偷聽偷看，「心悅而好之」。便與相如私奔至成都。此記載應是兩情相悅走到一起的情愛原型。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其故里為四川蓬安。《史記》說：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以贊為郎（用出資金方法得到「郎」的官職）」，可能都在蓬安，說明他在蓬安有相當殷實的家業。「郎」是戰國、秦漢時帝王侍從官的通稱。相如的具體職務是「武騎常侍」，《史記》「索隱」說：「秩（俸祿）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買得這樣的官職花錢不會太少，說明相如家有極強經濟實力。

《史記》載：「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相如在臨邛是「舍都亭」（不住縣令家）；相如出行車騎可謂豪華氣派，對文君侍者「重賜」可謂出手闊綽，所有這些似乎與「窮」聯繫不到一起。至於文君私奔到成都，有「家居徒四壁立」的記述。也不能說相如家窮，因為他在蓬安還有家。相如離成都去長安等地做官，成都的家無人居，自然是「徒四壁」；返甸成都自然還是「徒四壁」。

相如擔任「武騎常侍」，侍奉皇帝打獵，格鬥猛獸。必須保證皇帝的絕對安全。因此，相如應是相貌堂堂、魁梧有力、機智舅敢、動作靈敏、做事千練的人。相如去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他到卓王孫家赴宴，上百人。一坐盡傾」，可說明相如儀錶非凡。「都」是美、漂亮的意思。相如不是一般的「都」。是「甚都」（非常美）。因此，當文君偷「窺」，便「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是說恐怕自己配不上（相如）。應該說，相如的俊美丰采征服了文君，使她為之心動、傾倒。文君是美是丑，《史記》《漢書》都未述及。連一般的漂亮都沒說。《西京雜記》卷二說：「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美蓉，肌膚柔滑如脂。」或屬粉飾之詞，不可全信。

漢代倡導「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義」。此時的相如孑然一身，隨時可以娶婦成婚，應是許多名門望族小姐青睞的人選。這是新寡的卓文君喜歡相如的重要原因。

漢代婚制習俗制約了他們相愛。相如與文君兩情相悅，就應談婚論嫁，通過正式媒聘成婚；但是，卓文君其時「新寡」，是個寡婦，按漢代禮儀、風俗，這顯然不成。《西京雜記》載「文君十七而寡」，如果她十五歲出嫁，結婚約2年成為寡婦。史籍未載她生子與否。看來沒有生育。《札記·郊特牲》載：「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又載：「信，婦德也。壹之與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按照《札記》的規定，死去丈夫的婦人不能再嫁。西漢是禮教形成的重要時期。漢高祖（劉邦）登基後。命叔孫通製作禮法。漢武帝採納博士董仲舒（前179～前10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西漢劉向（前77～前6）撰成《列女傳》，用以進行婦教，宣傳女德。《列女傳·貞順》有：「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也說女子喪夫終身不能再嫁。《史記，貨殖列傳》載：「巴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書·貨殖傳》也載：「巴寡婦清……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寡婦清能遵守當時的禮制，守寡守業而顯天下，儼然是一個貞婦的典型。

漢朝的禮制基本承襲秦制。班昭（約49～120）是《漢書》作者班固之妹，14歲嫁給曹世叔，丈夫早逝，班昭守寡，繼父兄續作《漢書》的編修工作。《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載有班昭的《女誡》，其中有「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義」。汪玢玲《中國婚姻史》說：「班昭自己的寡婦身份……如此安份，著書立說，與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迥然不同，一切均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行事，自然備受皇家重視。推為女聖。」

縣令應是相如與文君婚姻的撮合人。按照漢代的婚姻制度與婚俗，喪夫的文君不能「二適」（再嫁），要服喪、守寡，至少要三年。新寡的文君要再嫁，只有採用「私奔」方式；而相如應是文君私奔所圈定的對象。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卓老太爺也是支持女兒私奔，重尋歸宿的。可是，卓家卻不能直接、正面接觸相如，因此，縣令王吉的搭橋與撮合便應運而生了。

臨邛縣令王吉與臨邛首富卓王孫應過從甚密，是宴席嘉賓。關係之深應超過王吉與相如的關係。但要相如去娶文君，則首先要說服相如；其次也要讓文君對相如的相貌與風度滿意。此外。更重要的還須瞞住世人的耳目才行。王吉先是利用素與相如「相善」的關係，主動向相如發出邀請：「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按理說，王吉邀相如做客，安排在家居住最好。可是，相如是「舍都亭」，王吉是「日往朝相如」。縣令朝見相如，一路車馬喧喧。而「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王）吉愈益謹肅」。這些違背人情的舉動，應是造勢，能達到抬高相如聲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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