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89 顧頡剛 | 中華民族是一個

文史 02-12

原標題：No.689 顧頡剛 | 中華民族是一個

此文寫於1939年2月9日，發表於1939年2月13日昆明《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

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報了一腔愛國的熱忱寫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說:「現在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撣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某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志不在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信念，也是事實。我們務當於短期中使邊方人民貫徹其中華民族的意識，斯為正圖。夷漢是一家，大可以漢族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的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百越、黎、苗的血統。今日之西南，實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粵耳。此非曲學也。」

我在這一個多月來，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無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筆管來。讀到這位老友懇切的來信，頓然起了極大的共鳴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書桌前寫出這篇文字。

我在西南還沒有多走路，不配討論這個問題，但西北是去過的，滿、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觸過的，自九一八以來久已有和我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見藏在心裡。在西北時，也曾把這些意見說出寫出，但到了西南之後還沒有向人談過。去年年底替《益世報·星期論評》寫過一篇《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在篇末說：「還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險性同『中國本部』這個名詞一樣，讓我下次再談。」現在就趁這位朋友我的的刺激，寫出如下。

「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五大民族」這個名詞卻非敵人所造，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從文化來說，那時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時的執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研究《春秋》的學者也常說「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孔子一方面稱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墮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為的是想把邊民的文化提高起來。在商朝，西邊的周國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們克商之後，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發揚光大，於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統，連商王的後裔孔子也要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了。他並不想說「你們是周民族，我們是商民族，我們應當記著周公東征的舊恨」；他卻愛慕周公到極度，常常夢見周公，以至於把不夢見周公當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現。墨子也說：「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後來《禮運》的作者也把這話抄了進去。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裡存著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

孔墨的態度既是中國人一般的態度。春秋時許多蠻夷到了戰國都不見了，難道他們都絕種了嗎？不，他們因為文化的提高，已與中原諸國合為一體了，再沒有種族問題了。到了秦始皇統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就生根發芽了。從此以後，政權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漢的版圖裡的人民大家是中國人了。舉一個例罷。我姓顧，是江南的舊族，想來總沒有人不承認我是中國人或漢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時還是斷髮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時住在閩浙的海邊，不與中國通，實在算不得中國人。自從我們的祖先東毆王心向漢朝，請求漢武帝把他的人民遷到江淮之間，其子期視受封為顧余侯，他的子孫姓了顧，於是東漢有顧綜，三國有顧雍，我們再不能說我們是越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晉朝五胡亂華，雖說大混亂了多少年，但中華民族卻因此而擴大了一次，現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是當時慕容氏之裔，姓連的便是當時赫連氏之裔，至於姓劉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漢還是胡了。宋朝時遼、金、元和西夏迭來侵奪，然而到了後來仍然忘記了種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滅了金，把金人都稱為漢人了，《遼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們的正統的歷史書了。為什麼會這樣？就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種族的成見，只要能在中國疆域之內受一個政府的統治，就會彼此承認都是同等一體的人民。「中華民族是一個」，這話固然到了現在才說出口來，但默默地實行卻已有了二千數百年的歷史了。

中華民族不組織在血統上，上面已說明。現在我再進一步，說中華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上面說過孔子不願意被髮左衽，似乎他老人家嫌棄夷狄的文化；其實不然，他只是希望人們過著較好的生活，並不是要人們非過某一種生活不可。現在漢人的文化，大家說來，似乎還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實也不對，它早因各種各族的混合而漸漸捨短取長成為一種混合的文化了。試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商周時的音樂，最重要的是鍾、磬、琴、瑟，其次是鞀、鼓、笙、蕭、柷、敔、塤、篪之類。但到了後來，這些東西只能在極嚴重的祭儀中看見和聽到，且而聽了之後也毫不會感覺到興趣。除了笙簫和鼓之外，其他的樂器在民間是早淘汰了。現在民間的主要樂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這分明是從胡人和羌人那邊接收過來的。再說，我們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稱胡床，也是從匈奴方面傳進來的，炕則是遼金人帶進來的。我們騎的是馬，不消說得，自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始有單人匹馬，以前都是用馬拉車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無論男女裹著一條裙子就算了。沒有穿褲子的，褲子之起也是為的騎馬的方便，可見褲子即是胡服的一種。現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紙紮鋪里定做許多紙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給死者收用，然而我們知道從唐朝以前都是用實在的東西或泥制的東西埋葬在墳墓里，紙制明器乃是遼國的風俗傳播進來的。我們現在穿的衣服，男人長袍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記得，這是滿清的制度，而且旗袍還是清帝退位之後大家開始穿起來的。中國古代的女子裝飾容貌只有塗一種膏，至於塗脂抹粉也是學的匈奴女子的風尚，所以匈奴人在失敗之後會唱著「失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歌。像這一類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細細考究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書。我們敢斷定地說：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取於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漢人為什麼肯接受非漢人的文化而且用得這樣的自然，那就為了他們沒有種族的成見，他們不嫌棄異種的人們，也不嫌棄異種的文化，他們覺得那一種生活比舊有的舒服時就會把舊有的丟了而採取新進來的了。所以現有的漢人的文化是和非漢的人共同使用的，這不能稱為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

（胡服騎射）

豈但漢人文化不能稱為漢人文化，就是這「漢人」二字也可以斷然說它不通。從前因為我們沒有中華民族這個稱呼，在我們外圍的人們無法稱呼我們，可是說話時沒有一個集體的稱呼總覺得不方便，於是只得用了我們的朝代之名來稱呼我們，把我們喚作秦人、漢人、唐人。其中秦字衍變為支那，成為國外最流行的名稱；漢朝享國最久，漢人一名成為國內各族間最流行的名稱。然而我們何嘗自己開過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規定漢人或漢民族是我們的正式稱謂，我們應該承認這個名詞！我們被稱為漢人的，血統既非同源（可以說國內什麼種族都有，亞洲的各種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們只是在一個政府之下營共同生活的人，我們決不該在中華民族之外再有別的稱謂。以前沒有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時，我們沒有辦法，只得因別人稱我們為漢人而姑且自認為漢人，現在有了這個最適當的中華民族之名了，我們就當捨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

我們既有這樣不可分裂的歷史，那麼為什麼還有「五大民族」一個名詞出現呢？這隻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訛傳訛造成的惡果。本來「民族」是nation的譯名，指營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團體情緒的人們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種族」是race的譯名，指具有相同的血統和語言的人們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不幸中國文字聯合成為一個名詞時，從字面上表現的意義和實際的意義往往有出入，而人們看了這個名詞也往往容易望文生義，於是一般人對於民族一名就起了錯覺，以為民是人民，族是種族，民族就是一國之內的許多不同樣的人民，於是血統和語言自成一格單位的他們稱之為一個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個單位的他們也稱之為一個民族，而同國之中就有了許多的民族出現。一方面，又因「中國本部」這個惡性名詞的宣傳，使得中國人再起了一個錯覺，以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們就聯想及於滿、蒙、回、藏，以為這四個較大的民族佔有了從東北到西南的邊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布在幾個大民族的境內，而五大民族之說以起。此外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清季的革命起於漢人從滿人手中她奪回政權，當時的志士鼓吹的是「種族革命」，信仰的是「民族主義」，無形之中就使得「種族」和「民族」兩個名詞相混而難別。恰巧滿清政府是從滿洲興起，他們所統治的郡縣則為漢地，藩屬則為蒙、藏（清末僅有這兩個，中葉以前多得很），從藩屬改作郡縣的又有回部，從政治組織上看來確有這五部分的差別，於是五大民族之說持之更堅。所以當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號，又定出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來。這五色旗是再顯明也沒有了，全國的人民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深深地印在腦里，而且把「紅、黃、藍、白、黑」和「漢、滿、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個國民都知道自己是屬於那一種顏色的。這種國旗雖只用了十五年便給國民政府廢止了，但經它栽種在人民腦筋里的印象在數十年中再也洗不凈了，於是造成了今日邊疆上的種種危機。

（五色旗）

這惡果的第一聲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決」的名義奪取了我們的東三省而硬造一個偽「滿洲國」。繼此以往，他們還想造出偽「大元國」和偽「回回國」，自九一八以來，他們不曾放鬆過一步，甚至想用撣族作號召以搗亂我們的西南。此外也有別的野心國家想在我國邊境上造出什麼國來，現在不便講。倘使我們自己再不覺悟，還踏著民國初年人們的覆轍，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來談我們國內有什麼民族什麼民族，眼見中華民國真要崩潰了，自從戰國、秦、漢以來無形中造成的中華民族也就解體了。從前人的口中不談民族而能使全國團結為一個民族，我們現在整天談民族而翻使團結已久的許多人民開始分崩離析，那麼我們豈不成了萬世的罪人，有什麼顏面立在這個世界之上？

當第一次歐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原要使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得著她們的獨立自由。那知這個口號傳到中國，反而成為引進帝國主義者的方便法門。滿洲人十分之九都進了關了，現在住在東三省的幾乎全為漢人，然而這個好聽的口號竟給日本人盜竊了去作為侵略的粉飾之辭了。德王在內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繼而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出賣民族和國土，然而他的口號也說是民主自決。我游西北，剛踏進某一省境，立刻看見白牆壁上寫著「民族自決」四個大字。我當時就想，在這國事萬分艱危的時候，如果團結了中華民族的全體而向帝國主義者搏鬥，以求完全達到民族自決的境界，我們當然是大大的歡喜和欽佩；但倘使他們只想分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求達到自身富貴的私圖，對於我們統一的政府喊出這個口號來，那麼這位領袖人物就不免成為溥儀和德王的尾隨著了，這不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嗎！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所萬不能容忍的。

然而民族究竟是一個新名詞，只有上層分子才會使用，一般的人民是不懂得的。我們去年在西北，常有和民眾談話的機會，這個對談者如果是回教徒，他便說：「我們是回教，你們是漢教，再有草地里的人們是番教。」這回到西南來，偶然遊了幾個縣，也聽人說：「這家是漢教，那家是夷教。」我聽了覺得他們不稱族而稱教是極有意思的一件事。所謂教者，就是文化的別名。因為文化不同，生活有異，所以彼此覺得雖是同國之民而不是同樣過日子的人，正像行業的分為軍、政、學、農、工、商一例。他們著眼之點可以斷定它絕對不在血統上。然而知識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詞，隨口就把「漢民族、回民族、藏民族、擺夷民族」亂嚷出來，自己的心理上即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謀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條下手分化我們的捷徑了。

（1874年清朝版圖）

我現在鄭重對全國同胞說：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因為種族以血統為主，而中國人的血統錯綜萬狀，已沒有單純的血統可言）；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來分，我們可以說，中國境內有三個文化集團。以中國本土發生的文化（即在中華民國國境內的各種各族的文化的總和）為生活的，勉強加上一個名字叫做「漢文化集團」。信仰伊斯蘭教的，他們大部分的生活還是漢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儀，可以稱作「迴文化集團」。信仰喇嘛教的，他們的文化由西藏開展出來，可以稱作「藏文化集團」。滿人已完全加入漢文化集團里了，蒙人已完全加入了藏文化集團了。我為什麼這樣說？我們在北平，很有機會和滿人同住，看他們的生活真是舉不出一點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來。當民國初年，女人的服裝還有不同，滿人梳髻在頂上，穿的是旗袍，漢人梳髻在腦後，穿的是上衣下裙；但過了幾年，滿人也梳漢髻，漢人也穿旗袍了，到國民革命之後，大家都剪髮，再也分不清是這是那了。滿和漢在清朝時禁止通婚的，但到清末已破例，民國以來這個界限就絕對不存在了。彼此見了面，說的是同樣的言語，吃的用的都是同樣的東西，大家是中華民國的人民，大家涵濡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之中，還有什麼畛域芥蒂可言。再看，日本軍閥建立了偽滿洲國，有智識有志氣的滿人曾有幾個去做官的，連清末的攝政王也捨棄了皇父的尊榮了。可見滿漢一家，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蒙古和西藏的關係也是這樣。元世祖封西藏的高僧八思巴為國師，又尊為帝師，蒙人接受喇嘛教到今已歷六百餘年。明初宗喀巴創立黃教，他的第三個弟子哲布尊丹巴遠到庫倫去傳教，因為得到蒙人的熱烈信仰，他的後世也就漸漸成了蒙古的最高統治者，記得民國初年外蒙古獨立時還推舉他做皇帝。所以蒙古和西藏，除了語言之外，其他文化早己溝通為一。即就語言而論，也正在融合的道路上進行，例如青海蒙古河南親王所屬的貴德四旗的蒙民已只會說藏話而忘記了蒙話，連親王自己也是這樣了。倘使我們到了那邊，要替他們強生分別，說你是蒙族，該說蒙話，他是藏族，該說藏話，他們一定嫌棄你的多事，因為文化的力量本來可以超越種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聯成一體，那就是一個不可分解的集團了。

我上面說中國人民可就其文化的不同而分作三個集團，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它們真是這樣厘然秩然各不相混的，須知這僅是一個大體的觀測，並不是究極的意義。這三個集團都沒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相牽連的。新疆的纏回固是突厥族（這裡所稱的突厥族並不指定突厥國的後裔，乃沿用西洋學者的說法，指蒙古族以西的一大類人。突厥族之移居關內的，如漢朝的南匈奴，唐朝的回紇兵，已混合在漢人里），而內地的回人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漢人（百分之一是到內地傳教的阿剌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後裔），除了信仰祈禱和食物禁忌以外再沒有和漢人兩樣的地方。我走到甘肅的寧定縣，聽那邊人講，在十幾年以前這一縣的人民漢和回各佔半數，但到近幾年漢人數目竟減至百分之五而回民升至百分之九十五。為什麼會這樣變？就因經了一次大亂，漢人感到需要宗教信仰，相率加入回教了。這是眼前一個極清楚的例子。以今證昔，就可明白內地回民的來源。信仰自由載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上，一個漢人他願意信回教時就是回民了。可恨一般野心分子想把回教徒曲解為回民族，以作他們獨樹一幟的張本。怪不得寧夏主席馬鴻逵先生駁斥他們道：「要是回教徒可以喚為回民族，那麼中國信佛教的人為什麼不叫做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為什麼不叫作猶太民族呢？」我們再看，穆哈默德立教完全對準現實的人生，和中國孔子之道非常相像，不過孔子專對上層說法，穆氏則上層下層無所不包。因為他們有這樣類似之點，所以回教學者的著作里常常引用儒書中的名詞和義理，例如劉介廉著的《清真指南》，假使你隨便鈔出一段，教人猜測是什麼書上的話，多分要答說是宋儒的理學書的。所以就在文化上觀察，漢和回的中心思想實無大異，不過在宗教儀式上具有分別而已。再說漢和藏的文化關係。西藏雖和印度接界，但因喜馬拉雅山的阻隔，佛教早先不曾傳去，那時他們的宗教只是巫教。自從吐蕃的君主棄宗弄贊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公主酷好佛法，佛教才開始在西藏興盛起來。棄宗弄贊愛慕唐朝文化，遣派子弟到長安國學讀書，又造文字，定刑律。那時藏人都用赭塗面，公主不喜歡這等裝飾，棄宗弄贊就下了一道命令，教當地人民把這風俗廢止了。即此可見西藏的風俗里一定傳入了不少的唐朝風俗。再說佛教，在蒙藏固極盛，可是在漢人區域中也何嘗不盛。班禪離了西藏之後，內地多少人去歡迎他，真箇是肩摩轂擊，戶限為穿。藏人稱漢人為「嘉那黑」，稱寺院為「倉」，我到拉卜塄，看見一所大寺，他們稱為嘉那黑倉，是漢人舍施資財建築的。我到青海，聽說十餘年前，西寧道尹黎丹開辦藏文研究社，招集青年攻讀藏文，有一個師範學院的學生名叫劉等魁，他的藏文學得不差，適逢卻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當了繼任的活佛。番人本無姓，我見過一個番女，她有機會聽無線電，就從無線電上學得了漢語，又學會了漢歌，對人說「我願意姓蔣」，因為她知道蔣委員長是現在中國最大的人物，她要在自己選擇的姓上表示她的高攀。可見漢人和藏人所以覺得隔膜，只為語言不通，彼此很少來往，倘能打通這一重難關，兩方的情意自會立刻融合無間。不看回民嗎，番地中的買賣十之八九是他們做的，回番兩方各有各的堅信的宗教，似乎很不容易相處，可是回民學會番話，善做生意，久而久之，情誼也自然浹洽。所以在喇嘛寺院區里，縣政府要造一所小學校還辦不到，然而高大的清真寺卻興築起來了。再看，寺院區里本來只許單身商人入境，現在也建立了一座一座的「塔窪」（村鎮）了，一班商人扶老攜幼，拖兒帶女，住進這禁地來了。更看信仰回教的人，在中國境內似乎只有纏回和漢回兩種，可是河州大東鄉的蒙民雖依舊說蒙話，卻全信了回教；青海輝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藏民信回教的如撒拉，在六百年前只有八個纏回進入番地，娶了番女成家，到現在已有數萬人了，嫁給他們的番女都是回教徒了。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趁這機會一說。我若發問誰是漢文化的代表者，大家一定會想到孔子，那麼孔子的後裔是漢文化集團中份額分子，不再有什麼疑問。可是我這回走到甘肅，聽說永靖縣的孔家都做了回回；走到青海，又聽說貴德縣的孔家都做了番子。難道是他們不肖，膽敢背棄了祖先的禮教？不，他們有適應環境的要求，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他們加入了迴文化和藏文化的集團，正表示一個人不該死板板地隸屬於那一種文化集團，而應當隨順了內心的愛慕和外界的需要去選擇一種最適當的文化生活著；而且各種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質素，不是絕對抵觸的。從這種種例子看來，中華民族是渾然一體，既不能用種族來分，也不必用文化來分，都有極顯著的事實足以證明。

（拉卜楞寺）

有一種人小心過甚，以為國內各種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談，談的結果適足以召分裂之禍。記得前數年就有人對我說：「邊地人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歷史時還好駕馭；一讓他們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覺得，這是諱疾忌醫的態度，我們不當採取。要是諱疾忌醫之後而疾病會好，那也值得，無如其病將日深何！試想那班眈眈逐逐的侵略先鋒早在中國境內下了百餘年的功夫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做的工作他們會做，我們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我們表示謹慎，閉口不談，他們卻會侃侃而談，而且談得譸張為幻。我去年游番地時，眼見許多黃髮碧眼的人們在那邊混著，他們已住了十餘年二十餘年了，說的番話純熟得同番民一樣，而且他們男的穿了沒面羊皮的番裝，女的頭上梳了數十條小辮，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禮，表示其親善。聽說他們又替番民照相，檢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說：「你本是和我們同種，只因流落到中國來，才比我們差些了。」我又曾看見他們畫的地圖，把我們的行政區域改變了，他們要西藏地方擴張到怎樣遠，界線就畫到那裡去。這次我倒雲南來，又聽說這些侵略的先鋒為了當地的夷民篤信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來裝點自己，說耶穌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們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我們還不敢談真的歷史，他們卻大談其假的歷史；我們只想平靜無事，他們偏要興風作浪。我們只知道日本人有特務機關，那知道別國的有實無名的特務機關也是星羅棋布。要想對付他們，唯有我們自己起來，向邊地同胞講實在的歷史，講彼此共同光榮的歷史，講全中國被敵人壓迫的歷史，講敵人欺騙邊民的歷史，講全民族團結禦侮共同生存的歷史。惟誠可以感人，邊地同胞的性情是最真摯的，我不信他們聽了不會感動。

知識青年是推動時代齒輪的人，國事到了這步田地，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熱血騰沸，欲報國而無所適從。我現在敢對他們說：我們所以要抗戰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為建國的先決條件。你們應當不怕艱苦學會了邊地的言語和生活方式，到邊地去埋頭服務，務使一方面杜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肅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邊地同胞的知識，發展他們的交通，改進他們的生產，傳達內地的消息，搜集了他們的歷史材料而放到全國公有的歷史書里去，使得中原和邊疆可以融為一體，使得將來的邊疆只是一條國土的界線而不再是一片廣大的土地。青年們應當和邊民通婚，使得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一代比一代高起來；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後裔們的體格日趨健壯。能夠這樣，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永遠打不破的金甌了！

為了篇幅的限制，即此煞住，讓我們共同喊幾句口號來結束這篇文字：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只有民族的偉大胸懷而沒有種族的狹隘觀念！

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

我們要逐漸消除國內各種各族的界限，但我們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風俗習慣！

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二八，二，九。昆明

本文作者為歷史學家顧頡剛；文章寫於1939年2月9日，最初發表於同月13日昆明《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