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漢簡——華彩燦爛的中國書法藝術遺珍
原標題：敦煌漢簡——華彩燦爛的中國書法藝術遺珍
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環境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西端，處絲綢之路咽喉地位。西漢在敦煌設郡，從政治上確立了它在西北地區的重鎮地位。同時，漢政府在敦煌大量移民屯田，從而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充分的物資後備。而沿長城的亭障，實際上也是為絲綢之路設立的供應糧食的驛站和軍事警衛的哨所，它為確保絲綢之路上來往使者、商賈們的安全和食宿起到重大的作用，為敦煌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古玉門關（小方盤城）（圖片源自網路）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對發展和加強漢族與西域各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標誌著絲綢之路進入繁榮和暢通的新階段。在眾多的交往活動中，敦煌始終發揮著與西域聯繫的橋樑作用。
敦煌是西北重鎮，是連通西北少數民族與中原關係的重要屏障，在中原統治者看來，匈奴等少數民族一直是中原不可小視的威脅，所以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西北邊地建設作為自己執政的重要內容。西漢武帝採取積極防禦與進取的措施，「列四郡，據兩關」，分段修築長城，以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繫，主動聯絡西域各國，達到遏制匈奴的目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置，治所在今敦煌縣城西黨河西岸。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門」，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進行屯戍活動，一直到東漢初年。敦煌郡治西界是玉門關和陽關，為兩漢魏晉時期西域與中原往來的門戶，各種軍政命令都從此傳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至現在，在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區，依然能看到大量的城障烽燧遺迹。就是在這些烽燧里埋藏著古代人書寫的簡牘，記錄著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其他社會事務的各種文書檔案以及古代書籍等材料。其中以漢代的材料最為豐富，為我們考察兩漢社會的歷史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實物資料。
敦煌漢簡 篆書削衣
敦煌漢簡 篆書削衣
敦煌漢簡的出土情況
古代簡牘的發現，已見多次，但大規模發現簡牘是20世紀以來的事。隨著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以英籍匈牙利人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為代表的外國探險者不斷進入中國進行探險發掘活動，揭開了簡牘大發現的歷史。隨之而來的如斯文·赫定、貝格曼、橘瑞超等探險家、學者均在河西地區進行了簡牘的發掘和整理。與此同時或稍後，中國學者也展開了積極的發掘工作，以黃文弼、向達、夏鼐、閻文儒等為代表的一批著名學者在發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紀40年代以後，簡牘發掘工作開始轉為中國人獨立自主地進行。
敦煌漢簡的發現最早是在1907年。是年，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西北的漢代烽燧遺址中掘得漢晉簡牘708枚。1913年-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先在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敦煌漢塞烽燧遺址中掘獲漢簡84枚。隨後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漢代邊塞城障和烽燧遺址中掘得漢簡105枚。陳夢家先生將其稱為酒泉漢簡，但一般在習慣上仍稱其為敦煌漢簡。考古學史上把在敦煌市漢代敦煌郡烽燧遺址及玉門市、酒泉市漢代酒泉郡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簡牘，統稱為敦煌漢簡。
懸泉置遺址（圖片源自網路）
懸泉置遺址挖掘現場（圖片源自網路）
敦煌漢簡發現於20世紀初，後西北科學考察團陸續有發現，1979年又有新的發現，特別是1990年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東南三危山麓下，漢代效谷縣的懸泉置遺址發掘出數萬枚漢代簡牘。總體而言，漢代敦煌郡範圍發現的簡牘時間最早、批次和數量最多，「敦煌漢簡」這一名稱也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同。
敦煌漢簡出土的批次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批始於1907年，即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西北的漢代烽燧遺址中掘得漢晉簡牘708枚，其中紀年簡166枚，最早者為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的是漢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館。
第二批是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先在疏勒河流域敦煌漢塞烽燧遺址中掘獲漢簡84枚。隨後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漢代邊塞城障和烽燧遺址中掘得漢簡105枚。學者斷定是「漢代酒泉郡烽燧的簡牘」。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館。
第三批是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古玉門關城（即小方盤城遺址）外的沙灘中掘得漢晉簡牘17枚，所記內容為屯戍事務，且均為殘冊，具體地點、方位不詳。
敦煌漢簡
第四批是1944年，由向達、夏鼐、閻文儒等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對敦煌小方盤城及其以東的漢塞遺址進行考察發掘，共獲有字漢簡49枚（一說48枚），現藏台北一研究機構。
第五批是1977年8月，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花海農場附近漢代烽燧遺址中發掘出土的，共91枚。
第六批是1979年7-9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敦煌縣文化館組成的漢代長城調查組，在敦煌西北95公里的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出土了1217枚簡牘，絕大多數為木簡，竹簡極少。紀年最早者為漢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的是王莽始建國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中漢平帝至王莽時期的簡佔一半以上。
第七批是1981年3月，敦煌縣文化館得知當地農民在酥油土以北的漢代烽燧遺址發現4枚漢簡的消息後，即派人趕赴現場調查，又採集到漢簡76枚。這批漢簡均為木質，且多以當地所產的胡楊、紅柳為材料。內容大致有詔書、律令、檄書、屯戍簿、字書、兵書、曆書、私人信件等，按形制可分為簡、牘、觚、符、封檢、削衣等。只有一枚西漢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的紀年簡，但據其他簡牘的朔閏干支推算，其下限可至王莽時期。
敦煌漢簡
第八批是1986-1988年間，敦煌市博物館在敦煌地區進行文物普查過程中，先後在多個地點陸續採集到漢代木簡137枚（一說147枚），這批漢簡是屬於漢代敦煌郡玉門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的文書檔案，原簡現藏於敦煌市博物館。
第九批是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漢代簡牘35000餘枚，其中有字者23000餘枚。以木質簡牘為主，竹簡很少，另有帛書、紙文書和牆壁題記。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兩次發掘居延漢簡之後河西地區邊塞的又一次重大收穫，不僅數量比過去的總和多，內容也豐富了不少，被評為199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這批文獻現正在整理當中。
敦煌漢簡的學術價值
簡牘作為第一手文史資料，具有多樣性、原始性、一定的可靠性的特點。學者們將其與甲骨文、敦煌遺書、明清大內檔案並稱為20世紀中國文獻之四大發現。近代以來，由於簡牘的數量與規模不斷擴充，研究也走向了規模化、系統化的道路，並日漸形成了一門獨特的學科——簡牘學。簡牘學現在已經成為一門國際顯學，並日益朝著邊緣化、綜合性學科的方向發展。
我們關注的重點是關於簡牘書寫的研究。近年來，隨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出土簡牘日益成為人們關注和學習的重點和熱點。「80年代以後書法創作上出現的『甲骨風』『漢簡風』『楚簡風』則是借鑒出土之古迹進行創新的結果。」今天，書法文化研究也慢慢深入到各種簡牘的書寫，如何從宏觀到微觀對簡牘書寫進行研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河西簡牘不僅數量繁多，分布地域廣泛，而且其內容也極為豐富，其所涉及的文化學術問題幾乎無所不包，諸如經籍、史學、文字、音韻訓詁、目錄分類、書籍制度、版本校勘、學術流派、真偽之爭、師承家法等，為我國傳統歷史文化的研究留下了豐厚而珍貴的遺產。可以補充和糾正文獻記載的缺漏和錯誤，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敦煌漢簡 篆書削衣
敦煌漢簡 篆書削衣
第一，我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由於傳抄、刻寫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許多傳世文獻都存在一些錯誤和缺失。利用敦煌簡牘材料，有助於校正和訂補傳世文獻的訛誤與不足，為某些糾纏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記載提供有力的佐證，具有正史、證史與補史的功用。
第二，利用敦煌漢簡，可以了解漢代社會狀況。漢代邊塞屯戍、防禦系統和組織管理、烽燧布局與烽火制度、郵驛機構及其職能和相互關係、郵書傳遞方式、漢朝與西域的關係等，在敦煌漢簡中都有反映，其中有許多是不見於文獻記載的新材料。
第三，敦煌簡牘為研究漢代特別是敦煌乃至整個河西的科技文化與社會生活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在敦煌漢簡中，有大量歷譜、算術、醫書和日書等資料，如馬圈灣漢簡中有九九算術書、醫藥書、曆書、干支表，還有天象、占卜等記載，值得注意的是，這裡還出土了書寫《倉頡篇》《急就篇》的字書簡牘，這為了解當時的書寫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實物資料。在敦煌懸泉漢簡中還發現有葬書。
第四，敦煌簡牘為研究漢代簡牘制度提供了實例和原型。由於文書的性質和重要性不同，簡牘所用的材質、長短、寬窄、書寫格式、編連形制等也有別。羅振玉、王國維、勞干、陳夢家、陳直、李均明等眾多學者都做了大量探討。如簡牘的刻齒，往往見於與時間和數字有關的文書中，而且都是涉及非常重要或需要保密的事件。敦煌等地所出漢簡中提供的大量翔實的材料，為研究解決刻齒形式、內涵、性質和種類等問題具有決定性作用。
第五，敦煌簡牘作為漢晉時期的墨書真跡，為研究漢晉時期字體和書體的淵源流變提供了實物證據。敦煌漢簡以豐富多樣的簡牘書體顯示了隸書的演變發展過程。一般認為，隸書起源於戰國時期，隸書為篆書書寫之捷，書寫追求便利，利於民眾，在中下層官吏與普通民眾中得以廣泛應用。因為人們應用廣泛，書寫水平也越來越高，規則也愈加完善。經過古隸的過渡，最後形成漢代通行的字體八分，即通常所說的漢隸。在敦煌出土的漢簡中，我們看到了篆書、古隸和八分等字體，具體顯示了隸變的全過程。通過對書寫的微觀分析，可以發現隸體在解散篆書過程中用筆、筆形、點畫、結構、體勢等方面的變化。在隸變發生過程中，還出現了隸書的快寫，預示著草書的時代也隨之到來。在草書未走向規範之前，呈現出的草隸狀態，充分展示了漢人書寫隨性而為的率真，也看到了字體演變過程中人的書寫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在隸書形成於草書出現的過程中，由於毛筆性能與手的生理機能等的特點，導致漢字書寫一步步走向簡捷規範，毛筆轉向的硬折、硬鉤也在敦煌漢簡中初現端倪，部分簡牘的書寫這種用筆還佔有相當的比重，於是，楷書的雛形顯現出來。這個現象我們可以通過與同時期的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進行對照，證實當時字體發生的內在變化。
敦煌漢簡
另外，敦煌等地所出簡牘內容，許多可與文獻記載相互參證。而且還保存了大量的俗體字、通假字和省別字，是研究古文字、古漢語的難得資料，對於研究古音韻學也有可借鑒之處。許多烽燧中出土《倉頡篇》《急就篇》等識字書和練字的雜書簡，這些簡牘的出土，為文字學研究與漢代官吏制度的考察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通過簡牘文字與文獻對照比勘，還可糾正文獻中的某些錯誤，並可了解文字的假借替代與書體變化情況。書法研究以墨跡為主，敦煌漢簡文字作為最早的墨跡之一，更是研究書法歷史和書法藝術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馬建華、徐樂堯在《河西簡牘遺墨》中說：「河西簡牘在漢字演變和書體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它在研究書史和書體源流、演變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過仔細分析和研究簡牘中的書體種類，使我們能更好地認清各種書體在歷史上的產生髮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二是漢簡在書法藝術與美學方面的價值。通過對簡牘書法的探索，使人們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風格及書法美學的真諦有更深的感受與認識。」應該說這裡所說的書體就是漢字字體。這段話說出了我們研究簡牘書法的內容和意義。的確，通過對敦煌漢簡的分析，甚至截取其中某一類型、某一批次或是某一字體簡牘，都能一斑窺豹，了解到漢字字體發展的具體過程，尤其通過對具體簡牘的微觀研究，可以更好地看到字體的細微變化歷程。通過對具體簡牘書寫的研究，也可以從書寫的節奏、體勢等方面窺見簡牘書法之美。這也是我們重點研究的兩個方面。
此外，根據敦煌漢簡字體、書風以及書寫格式，可以對殘簡進行有效綴合，確定簡牘書寫內容。胡平生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倉頡篇〉殘片研究》中對於《倉頡篇》殘片內容的推斷就使用了這樣的方法。
來源：《甘肅日報》2018年1月24日
TAG:絲路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