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導師崇拜」現象的思考——派別林立、規範缺失與「學術造神」

轉載自 | 文化縱橫

ID | whzh_21bcr

作者 | 周雪光

本文指出一個有意思的社會現象：在美國學術界，學術長者一旦學術活動不活躍，沒有新鮮思路，很快就會被人忘卻。而在中國社會則恰恰相反，學術資格愈老愈得到尊重。是哪些因素導致了中國特色的「導師崇拜」現象？作者從制度主義的理論視角，給出了一個解釋。

尊重師長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傳統。在今天的學術界，「導師崇拜」現象尤為突出，我們不時看到或聽到各種慶祝或紀念某位著名學者的活動。在報刊、回憶錄或雜記中我們也不時讀到有關導師治學和做人高風亮節的故事。如此這般，我們可以感到在不同的教師間存在著一個聲望等級制度。而且，這種「師承」關係遠遠超越了學術界。在文藝界，師生稱謂司空見慣；在工作車間，師徒關係也以此為模本。從比較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更為有意思。

在美國學術界，學術長者一旦學術活動不活躍，沒有新鮮思路，很快就會被人忘卻。而在中國社會則恰恰相反，學術資格愈老愈得到尊重。這是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呢？

當然，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解釋這一現象。但是，為什麼許多文化現象都衰落了，而這一現象卻愈演愈烈呢？下面，我們從制度學派的解釋邏輯做一個嘗試。

教師之聲望首先來源於學生弟子的崇拜，各種慶祝紀念活動也大多是學生弟子組織起來的。所以，我們的解釋以此為起點。我們不難想像出若干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例如，這與師生密切接觸的培養過程有關。另外，學生的敬畏態度也可能與導師對其學術生涯有決定性影響密切相關。

這些解釋有著不同的邏輯。明確地從一種理論邏輯來解釋這一現象有若干好處。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解釋的邏輯聯繫，又有利於我們檢驗實證假設的正確與否。我們關心的不僅是對這一現象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而且可以對已有的知識體系做出貢獻。

下面我們從制度主義理論角度提出一個解釋。我們選擇這一角度意味著我們已經做了一系列決定：我們要強調哪些因果機制，注意哪些變數關係，忽略哪些方面的關係。例如，文化傳統可能對解釋這一現象頗有意義，但這不是制度主義解釋邏輯的關鍵所在。利益政治也是其中一個重要機制，但這也不是制度主義理論關心的問題。

制度主義理論強調人們或組織的行為受到社會承認的邏輯的支配，因而表現出與文化傳統、利益政治機制所不同的規律特點。

我們首先討論這一現象的微觀基礎，然後討論制度設施如何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從而誘發了「導師崇拜」現象。

我們的基本思路是這樣的：導師崇拜現象是人們（無意間）通過崇敬導師的行為發出信號所導致的結果。而選擇「導師崇拜」這一信號是社會承認的邏輯與制度設施相互作用的結果。我們首先注意到，學術界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許多學科的成就難以準確測量。在學術規則、學術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不確定性尤為突出。

在這種情形下，人們需要通過某種信號來傳遞有關自己學術能力的信息。而這種信號必須建築在社會承認的邏輯之上，為大家所接受、所公認。「名師出高徒」這一文化設施恰恰能承擔中國社會、學術界十分有效的「類比」功能，為其弟子學生的學術能力提供了一個易於識別、廣為接受的信號。於是，學生有意無意間特彆強調「師承」關係，並通過神話導師的各種活動來傳遞有關自己學術水平的信號，促成和維繫了導師的聲望地位，從而產生了「導師崇拜」現象。換言之，人們追求私利的行為藉助了社會承認的邏輯，又強化了這一邏輯。

在宏觀層次上，我們觀察到「尊重師長」這一制度邏輯導致了「導師崇拜」這一現象。如果只是從宏觀層次上解釋這一現象，人們通常會說，中國文化傳統使然。但是，這種解釋有著明顯的漏洞。

第一，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些方面衰落了，另外一些方面發揚光大了。我們需要解釋這些興衰的機制是什麼。

第二，宏觀層次上的解釋即便可以自圓其說，但如果缺乏微觀基礎，從抽象到抽象，實證研究尤為困難，因此不能令人滿意。

我們上面這個解釋模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建立了宏觀與微觀之間的關係，即「制度邏輯學生尊師」這一關係。在這裡，學生的行為受到社會承認的邏輯支配，在已有的社會文化設施中擇其有益者而用之。也就是說，宏觀的制度邏輯促成了微觀上學生尊師的行為，誘發了各種慶祝紀念活動。而這些微觀層次上的活動又反映在宏觀層次上，製造了「名人現象」。

這一微觀基礎雖然可以從追求私利的邏輯解釋，但這種追求可能是有意識的（理性選擇的解釋），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功能主義的解釋），在這兩者之間究竟是哪一個因素對應我們提出的制度學派的解釋邏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承認的邏輯在解釋這一現象時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和獨特的因果機制。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在一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沒有「尊師」的歷史文化設施和相應的社會承認邏輯，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尋找信號）就不能從文化傳統中得到答案，人們就會遵從不同的行動邏輯，尋找不同的標準作為信號，從而導致不同的行為。例如，人們可能轉而積極推動學科制度化的進程，以解決信息不對稱性困難。

我們下面簡略地提出幾個從社會承認的邏輯推理出的實證假設，並與其他的解釋邏輯做一比較。

首先，我們上面的討論強調了「尊師」的信號作用。這意味著「尊師」活動與對這種信號功能的需求有著密切關係。如果一個領域中不需要「導師」的信號，我們可以預測，這類活動就會大大減少（這類活動仍然可能出現，例如師生的家庭般關係導致了為「父母」祝壽的類比。但這種情形已經不是我們的理論邏輯可以解釋的）。我們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實證假設：

H1.一個學科的研究成果的評判標準越客觀，尊師現象越微弱；反之則越多。具體說來，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中的尊師活動會比自然科學領域更為頻繁、更具規模，而在一個有完整學術制度、獨立評判標準的學科中，其尊師活動會相對較少。

我們注意到，這一實證假設與其他的解釋邏輯不同。

第一，不同學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差異是不能用文化背景來解釋的，因此，「文化使然」論的實證意義與以上假設相悖；

第二，權力理論的實證含義也與這一實證假設相悖。自然科學中實驗資源更為重要，按照權力理論的邏輯，這些領域裡的尊師現象應該更為盛行。

對信號的需求，取決於一個學科內部的「共享觀念」的程度。如果一個學科有著高度的整合認同，大家對信號的接收、解釋都會明白無誤。但是，在一個缺乏整合性、派別林立的領域，人們需要更為獨特強大的信號。據此，我們提出以下的實證假設：

H2.一個學科中內部衝突越強，山頭派別（不同的學術標準）越多，那麼，這一學科中的尊師現象越為活躍；反之，一個學科的制度化（學術評估體系）越健全，尊師現象越弱。

以上的這些討論是從我對國內學術界的觀察，特別是與美國學術界的對比中產生的一些感想和猜測。把這些想法從制度主義理論的角度整理出來，並不是因為這些想法本身有多大的解釋能力，也許這些解釋經不起推敲和實證檢驗。我是希望據此說明，一種理論思路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思考問題、認識問題的獨特角度。這正是理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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