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李約瑟之謎」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李約瑟之謎」
解答「李約瑟之謎」
文伯懷
圖來自網路
總的來說，本文認為該問題的主要的原因是西方近代發展出的金融創新例如國債融資（集中未來的現金流來補充當下現金流缺口）的國家財政方式比起中國過度依賴土地稅收更為先進。而本文將通過引述東西方的歷史發展，從東西方關於土地的角度（引申出分權與一統的歷史路徑依賴）來分析出為什麼西方能發展出上述的一套金融體系並如何憑此在鴉片戰爭這場東西方的對決中敲開中國的貿易大門與其對近代中國產生的主要影響。
——前言
序 本質的金融
我們知道，歷史不是帝王將相所書寫的，而是由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活動所組成的，我們的生活方式、飲食起居、道德習慣等共同留下此刻的歷史故事。那麼，人類活動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出於經濟目的。而實現經濟目的的途徑，就是金融。而金融的作用，就在於其提高對社會財富和資源的分配效率，進而推動經濟的更高效發展。那麼，解答「李約瑟之謎」，不但要追溯東西方的歷史發展，更要從中理順出它們各自的歷史條件所發展出的不同的金融路徑。歸根結底，西方近代的先進，就在於其發展出更先進的金融體系。
一
現實的社會是，資源是有限的，而維繫一個社會的最根本的法則就是，對生產資料和財富的分配規則。人類進化伊始，我們的祖先與世間萬物一樣，為了生存下去，不單要與外部環境鬥爭，還要在同類之間爭奪資源，這便是原始社會中單純靠暴力來解決資源分配的問題，即這是「弱肉強食」的「霍布斯叢林」。後來，經過漫長的博弈，理性的人類開始發現這種單純靠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方法的低效性，人們開始選擇修訂契約（儘管這是不成文的，即沒有文字），即選舉部落首領作為公共權力，制定資源分配的規則，避免了同類之間的流血。由此，人們通過血緣氏族緊緊聯結在一起，逐漸發展出國家，走上文明之道路。而所謂文明，就在於制定契約和遵守契約。
那麼，在文明的規則下，人們該如何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或財富呢？無論是東西方，在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時代，老老實實種地才是獲得穩定收入的最好辦法，所謂重農抑商，東西方自古皆有之，這都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求。在商品資料匱乏的時代，是難以大量存在專門靠商品貿易而維持生計的職業商人。因此，離開土地而不耕種的人，大多是因為懶惰而已。統治者當然要號召人們好好耕種，否則，誰來繳納糧食稅收。
二
不同的是，西方是真正的「封建社會」，領主擁有著受封的土地的所有權——包括該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產資料，無論是人還是牲畜農具。因此，割裂的大量分散獨立的土地，使得國家難以整合成一個巨大的社會資源，領主之間的上下臣屬關係是靠「忠誠」來維繫的。而這種情況下，單薄的農民只能投靠各小領主，來獲取自身的安全保障和生活穩定。由此，西方的分封制下才更加是「小農經濟」——城堡內是完全可以自給自足和擁有軍事防衛的世界。
而這也是中國自古比西方經濟所發達的原因，即中國長期保持大一統的局面，而且是以皇權為首的集權的官僚制度。正是由於中國的傳統集權習慣，使得中國擁有著更大的規模經濟，從而推動文化等方面的燦爛文明。
但是，正是由於西方的分封制下，各城堡力量單一，領主要維持生存或者要變得強大，又要去想方設法地提高這片土地上的生產效率或者說是創造更大的社會財富，或言之，即是賺更多的錢。那麼，這就使得各城堡擁有發展出更高的市場交易效率的需求，它們不斷地試錯，優勝劣汰。而且長年累月的兼并戰爭，使得軍事技術的需要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另外，由於各城堡之間的勢均力敵，使得西方世界更著重「平等」，意思即是分權。
到了後來航海時代的開闢，大量的貿易需求使得商人地位大為提高，而這也需要從人們思想觀念上做出革新以適應，因此便有了「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即宣揚「人為主體」，提高人們對世俗的理解和追求，投入到商業之中；和宣揚「自由、平等、博愛」，更是破除傳統貴族的制約，樹立「金錢至上」的理念，促進商人之間簽訂並遵守契約，使雙方處於平等的契約地位，提高社會的商業效率。而這些，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意思即集聚龐大的資本，用於投資以獲取更加龐大的資本，把這個雪球給滾下去。
因此，西方發現新大陸是幸運的，新大陸豐富的資源和市場為他們提供更加龐大的社會發展空間。除了他們具備獨特的地理因素和海洋條件以及15世紀時興起的奧斯曼帝國徹底封鎖東西方之間的貿易道路外，歸根到底還是上述的分散弱小的土地之間對於航海與探索的渴望，或言之，即對財富的渴望——這就是西方人熱衷於尋找馬可波羅口中的「屋瓦鋪滿黃金」的東方的心理的真實寫照。
三
而至少在18世紀前，西方仍是羨慕中國的富裕。今天，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衰落在於明清的「封建黑暗、腐敗落後」，但是，明清不是衰落了，而是對比於西方的發展而顯得停滯，從而落後了！本質原因也不在於其所謂專制。人們對歷史不了解的悲哀就在於活在了他人的解釋體系之下，而沒有親自發掘其中的歷史進程，以簡單的記憶印象對過往整個時代「一言以蔽之」。
中國的長期大一統局面，使得龐大的國家內部可以通過官方手段來實現資源的轉移和交換，即賑災或京杭大運河的修建等模式。明清稅收主要來自於地稅（10%左右），低稅收供應的只是對比於與英國相同官員規模的小政府。這也是為什麼特別是清代的科舉更加難成功，即基數太大、概率太小。因此，中國的農民對比於西方反而享有更多的自由，人們滿足於土地上的勞作與其獲得的收入，而沒有相對於西方從事商業的更為強烈的動機需求。至於手工業發達的江南地區，儘管紡織技術對比於同時代的英國毫不遜色，但由於江南地區缺少重工業原材料，以至於不像英國一樣，憑藉紡織業生產效率提高帶來的貿易資本積累，從而就地投入到對重工業的開發上。
而且，由於東西方的軍事戰爭所應對的敵人不同，使得熱兵器在西方得到更好的需求從而刺激重工業的發展。即中國應對的主要是來自外部的游牧民族的威脅，在空曠的草原上，面對機動的騎兵部隊，冷兵器的刀箭反而比笨重的火炮顯得更為有效；而西方的戰爭主要是國家之間對土地的兼并，即對城堡的爭奪，面對固定的防禦工事，當然是重炮顯得更有優勢。
而我們國家的歷史發展周期循環，就在於對土地的分配的問題上。朝代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失去土地的自耕農變成流民從而流離失所，被迫要起義來推翻政權以重新分配土地。而之所以會每個朝代都不得不終究會發生嚴重的土地兼并，其本質原因就在於大一統的國家缺少應對持續的財政赤字的金融體系以維持現金流的周轉。即和平年間，即使是地稅收也可以保持國家的國庫充裕，但國家遲早要應對來自外部的軍事侵擾或者是因皇帝本身的好大喜功而使得戰爭費用支出的劇升。在國家財政開始連續的赤字時，除了是發行貶值貨幣來人為製造通脹掠奪民間財富外，還有就是放開官僚階層（士大夫本身就是地主）的土地兼并，從而把更多的土地資源「收歸國有」，從而更好地提高土地稅收。
四
時間來到了鴉片戰爭，即被看作是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開始。當時年清廷稅收入為4000萬兩白銀，超半數用于軍費支出。簡單的稅收令明清發展不出像英國的強大的戰時動員能力，雖然有超佔世界三成的GDP,卻在面對如鴉片戰爭的外力入侵時由於國庫虧損（戰爭賠款和戰爭軍費支出），只能通過賣官和加稅的方法來擴充收入，甚至在咸豐年間搞「幣制改革」，即人為製造通脹。低收入的官員俸祿和監督制度，助長了官員貪污的動機，這也是即使皇帝本人踐行清廉（道光皇帝龍袍破了就補，拚命節省內庫開支），也難以保證官僚們不貪污。而這也是鴉片之所以能流入中國，並非清廷不嚴格監管，而在於地方執行者面對鴉片販賣帶來的龐大利益，讓他們甘於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作，讓鴉片流毒於國民。
而對英國等列強來說，對清政府的簽訂不平等條約不重於戰爭賠款，而是開通貿易的條約。過往，中國憑藉茶葉出口是英國的順差國，佔據貿易優勢地位，掌握著貿易主導權，後來英國通過鴉片改變了雙方的順逆差地位，但隨著道光皇帝決意銷煙，從貿易上杜絕白銀流失和挽救國民之精神，而這也根本上觸動了英國的貿易利益訴求，因此他們通過戰爭迫使清政府大大降低英國商品進口和中國絲綢茶葉出口的關稅，令中國失去龐大的貿易利益和成為英國的過剩廉價商品（毛紡織品等）的傾銷市場——因為市場上洋布價格反而比自產布製品更低，消費者是逐利的。對於清廷而言，連續而巨大的戰爭賠款以及不平等的貿易條約令清國即使學習西方的制度也無法整合和發掘潛在的社會資源去保護及發展自己的新興工業，從而陷入加重稅收、減少國家財政支出（「開源節流」）進而進一步緊縮的死循環之中。由此，中國在失去關貿等主權的情況下由於不獨立的國家財政體系更是無法對抗西方國家的經濟侵略和保護自己民族企業的有效發展，而這也是「洋務運動」、「黃金十年」等失敗的本質目的了。而作為第一步的鴉片戰爭的失敗，某種意義上相當於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步錯，後續皆錯。
總結
因此，鴉片戰爭中清廷的失敗不簡單地在於火器艦船，而在於金融體系的落後上。
而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優勢在於其金融市場職能的發達，即能通過國家債券發行強化其戰時動員能力，以彌補單一稅收的不足，提高國家資本的周轉能力（這也是明滅亡之時為什麼李自成能在京師官員家中搜出上億白銀，因為不健全的國家資本周轉制度讓明清在國庫虧損時依賴地稅，從而加劇了小農破產和大地主和官僚的財富劇增，在財富面前，貪慾讓官員拋棄了家國情懷）。
明清最大的缺陷在於其沒有發展工業革命的動機和社會資源條件，它的失敗不在於割裂了對槍炮、制度、文化的效法，而在於沒有對比於西方的更強大的社會整合能力，而直到新中國成立，強大自主的政府才有了國家發展的真正保障。
伯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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