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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曾心甘情願去「赴死」

在一節滿是農民工的車廂內,梁曉聲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他的父親幾年前死於礦難,幾年前死一個採煤農民工,礦主才補償一萬多元。列車經過他的家,他沒有下車回家去看看,因為怕見了母親不知該說什麼。他家裡只有母親、妹妹和爺爺,爺爺已經老的快乾不動地里的活了;而妹妹,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我竟尋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可以對這個年輕的農民工說.連一句安慰他的話也尋找不到……

……

「現在,死一個礦工,真的補償給二十萬嗎?農民採煤工和正式的礦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補償給二十萬嗎?……」

我從他的話中,聽出了他對平等極強烈的要求,以及對二十萬人民幣極強烈的渴望。

……

年輕的農民工說,他是要去一個省的礦區的,但願他去的地方,一條命也值二十萬元。……

讀到這裡,我不想再看下去,怕自己又沒出息地掉眼淚,會想起因為礦難而重傷的父親,以及死去的舅舅,更怕揭開看似已經了無痕迹的傷疤……

我從小就是個愛哭的孩子,連別人瞪我一眼都會掉眼淚。大家都嘲笑我,卻沒人知道,當他們瞪我的時候,促使我哭的不是這個動作本身,而是由這個動作傳遞出來的,被我解讀並放大某種情愫。

8歲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特別想哭,無緣無故的哭,怎麼哄都不聽。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個夏天,天空繁星浩瀚,我穿著姐姐穿剩下的粉色紗裙,站在院子里,一直抬頭看著天空,有眼淚的時候就掉眼淚,沒眼淚就乾嚎。院子里坐著媽媽和幾位熟識的嬸嬸、姑姑們。她們勸我幾句,看勸不動了就聊著家常,卻一直都陪著我。後來媽媽告訴我,我大概哭了整整五六個小時,

再後來我睡著了,醒來已是日上三竿。小姨和姨夫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到了。看我醒來,媽媽習慣地笑了笑,讓我趕緊起床吃飯,還說她要出遠門,這幾天由小姨在家照顧我。

她走後,我像脫了韁了野馬,每天出去玩,由著小姨在吃飯的時候滿村子喊我回家,忘乎所以。

有一天去了同族的一個伯伯家,娘(伯伯的媳婦,我們方言叫娘)問我:「你媽去哪了你知道不?」我說:「不知道。」她笑了笑說:「你爸都住院了,你不知道?」我立馬轉身跑回家裡,又哭又鬧問小姨到底怎麼回事,她說爸爸下井挖煤的時候受傷了,目前具體情況也不清楚。現在想想,那晚我不由自主的哭,或許是父女之間特有的感應吧。

那天以後,除了吃飯外,我都坐到大門口,望著唯一一條通往山外的路,等著媽媽回家,一等都是一個多月。後來媽媽回來了,帶著滿頭包著紗布,幾乎看不到臉,在床上躺了一年多的爸爸。

我家住山裡,爸爸在幾十公里外的礦區挖煤,往返車費得十五六塊錢,所以他很少回家,平時給媽媽稍話或者錢和物資,都得靠相識的礦工叔叔回來時帶給我們。從記事起,爸爸的工作就是挖煤,家裡里里外外靠媽媽一手打理,她白天在村裡的學校當民辦老師,放學後去地里幹活,好像從來都不累。

那樣的爸爸被帶回來之後,媽媽的擔子更重了。於是從那年開始,我變得沉默寡言,學會了做飯蒸饅頭、整理家務,開始去地里除草、割麥子、摘花椒,知道了如果從村口挑滿滿一擔水回家,最好一口氣走回來,一停就挑不動了,也知道了綠豆紅豆在成熟的季節,一個星期得去摘一次豆莢,不然豆子就會全蹦到地里,還知道了,春耕、夏長、秋收、冬藏,撫養孩子,整理家務、照顧病人,教好學生有多麼的不容易,更知道了每天保持家裡整齊,水翁滿滿,鍋里隨時有飯,缸里隨時有米,兜里隨時有錢,叫一聲爸媽,有人答應,是多麼值得珍惜和驕傲的事情。

如今,那個我曾經險些失去的爸爸,已年過六十,還是孩子般愛笑、愛玩,彷彿任何苦難都不會在他身上留下印記;那個曾經一肩挑幾擔的媽媽,也已快六十,依然不苟言笑,嚴肅認真,卻不再那麼獨斷專行,霸氣凌人,多了幾分溫和和孩子般的膽怯。

15歲那年,暑假,正是花椒收穫的季節,我們一家人都在地里摘花家,突然對面山上有人喊我媽媽的名字,讓趕緊回家。我們急匆匆的回來,看到門口停了兩輛轎車,那時候村裡有輛車,全村的孩子都會圍著轉好幾圈,羨慕不已。同樣的,我家門口業已圍了很多孩子,還有大人。我走的比較慢,比父母晚些到家,很遠就聽到媽媽撕心裂肺的哭聲。原來是二舅在下井檢查安全事故隱患的時候,出事故去世了。礦山查了他的親屬關係,發現他的一個姐姐也就是我的媽媽是老師,所以徑直到了我家通知處理後事,現在想大抵是領導們覺得兄弟姐妹中除了二舅外,媽媽是唯一一個比較容易溝通的人吧。

外公外婆都去世的早,大舅年邁,作為大姐的媽媽,理所應當安排舅舅後事一切事宜。我記得舅舅出殯那天,人很少,舅媽哭的不省人事,入殮蓋棺的時候,他們讓我們這些小輩去看舅舅最後一眼,我特別認真的去看了,到現在都很清晰地記得他平靜的表情和凹陷的左臉,據說舅舅是被一根鋼繩斷裂擊中左臉當場斃命,他的左邊頭顱和臉都是後來殯儀館的美容師給修復過的。

人,生都一樣,而死,終歸是不同的慘烈。

舅舅去世後,很快我媽媽的頭髮就全白了,本來就很嚴肅的她,在之後的很多年都再也沒有笑過,從那以後,我和姐姐都不約而同的停止了頂嘴、不聽話等一系列行為,盡量不惹她生氣。

而我的爸爸,也因為當年的重傷,再也沒去過煤礦,也不能幹重的體力活,偶爾還會暈倒。所以我又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在爸爸單獨出門單時候,悄悄跟著他。

有時候我特別想問爸爸,每天他下井挖煤的時候,面對隨時可能光顧的死神,是什麼樣的想法,會不會像梁曉聲描寫的挖煤工一樣,貌似雲淡風輕的說一聲:「但願我去的地方,一條命也值二十萬元。」

在那個年代,很多像我父親,舅舅一樣的人,為了生計,下井挖煤,死的很多,活著的,多少都會因為受傷或者出苦力太多而迅速衰老。或許每一次當他們要下到那暗無天日的地方工作時,都會用打鬧、玩笑、俏皮甚至吹牛去消除內心的擔憂,而每一次工作八小時後,能出來呼吸到地面上的新鮮空氣,也會暗自慶幸活著真好吧。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我已成家立業不再需要父母拼盡全力的撫養和呵護,生活帶給我們的種種,只會讓我們更懂得珍重生命,珍惜親人,因為他們,曾經為了兒女,為了生計,心甘情願去「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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