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 「南饒北季」從此是回憶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饒宗頤出生於1917年8月9日，廣東潮州人。於一九四九年遷居香港，對敦煌學、古文字學、詞學均有研究，並且精通梵文。代表作《敦煌書法叢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詞集考》等。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2014年9月獲得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2017年，饒宗頤剛剛過完百歲生日。學術界尊饒宗頤先生為「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
饒宗頤先生曾在書中對自己的字型大小來源曾如此介紹：「先君為小子命名宗頤，字曰伯濂，蓋望其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以理學勖勉，然伯濂之號始終未用之。」「平生治學，所好迭異。幼嗜文學，寢饋蕭《選》；以此書講授上庠歷三十年。中歲重理繪事，以元人為依據，尤喜錢選。六十退休後，蒞法京，以上代宗教與西方學者上下其論。……余之以選名吾堂，蓋示學有三變。」
正如饒宗頤先生字型大小所期許的那樣，他長期潛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其巨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冊，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由我社於2009年出版。
饒宗頤先生為我社題寫的「東壁圖書府」
2016年，饒公為我社《長安之路：一個南方小鎮的口述歷史》一書題寫的封面
謹以此文追憶饒宗頤先生。
季羨林談饒宗頤：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師
饒宗頤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季羨林先生曾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表達對饒宗頤的敬意，認為饒先生在海內外「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2008年10月28日，98歲高齡的季羨林與92歲高齡的饒宗頤「世紀會面」。
這是季羨林先生為饒宗頤先生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撰寫的寄語。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及海外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他的論著方面極廣，文章散見於許多刊物上，而且越來越多，收集不易，限制了學人對饒先生學術造詣的了解。
……出版饒先生的文集，這真是學壇佳話，世界各地的學人會熱烈歡迎，這是毫無疑問的。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故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緻，這些都是我們應當從他的學術論著中學習的。
此前，季羨林先生曾為饒宗頤先生的《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寫了一篇熱情深謹的序言。我們謹摘錄季先生大序中的一些文字，以表達我們對這位國學大師的崇高敬意，同時也期待有助於讀者更好地了解饒宗頤先生的學問和人生。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台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
幾年以前，饒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選堂集林?史林》三巨冊寄給了我。我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文章，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大陸的同行中，我也許是讀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比較多的。因此，由我來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和學術造詣，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有一句古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紹，饒先生的學術成果，一旦在大陸刊布，自然會得到知音。但是，介紹一下難道不會比不介紹更好一點嗎？在這樣的考慮下，我不避佛頭著糞之譏，就毅然答應寫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於廣東省潮安縣，幼承家學，自學成家。自十八歲起，即嶄露頭角。此後他在將近五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在學術探討的許多領域裡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瀚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價，確非易事，實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討論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我就想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從清末開始的近一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先引一段梁啟超的話：
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識略》，穆有《蒙古游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畬著《瀛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贍。（《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接著又談到金石學、校勘、輯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後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特別重視。金石學等學問，雖然古已有之，但此時更為繁榮，也可以說是屬於新興學科的範疇。這時候之所以有這樣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趙甌北的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用到學術研究上，也是適當的。世界各國的學術，都不能一成不變。清代後期，地不愛寶，新材料屢屢出現。學人的視野逐漸擴大。再加上政治經濟的需要，大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新興學科於是就蓬蓬勃勃地繁榮起來。
下面再引一段王國維的話：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經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為中國史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錄一：《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
這裡講的就是我在上面說的那個意思。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近百年以來，在中國學術上，是一個空前的大轉變時期，一個空前的大繁榮時期。處在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學者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投身於其中。有的學者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新時代的特點視而不見，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結果是建樹甚微。而有的學者則能利用新資料，探討新問題，結果是創穫甚多。陳寅恪先生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九八零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詞「預流」，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形象的名詞。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說，王靜安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援庵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預流果的，近代許多中國學者都得到了預流果。從饒宗頤先生的全部學術論著來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也已得到預流果。
我認為，評價饒宗頤教授的學術成就，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談到對饒先生學術成就的具體闡述和細緻分析，我想再借用陳寅恪先生對王靜安先生學術評價的幾句話。陳先生說：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生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麴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與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陳先生列舉的三目，我看，都可以應用到饒先生身上。
如果歸納起來說一說的話，我們從饒宗頤教授的學術論著中究竟得到些什麼啟發、學習些什麼東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來一個重要的問題：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必須隨時接受新東西。我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預流果」這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這裡再強調一遍：對任何時代任何人來說，「預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要預流，換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跟上時代的步伐生產、建設，無不有跟上時代的問題。學術研究何能例外？不預流，就會落伍，就會僵化，就會停滯，就會倒退。能預流，就能前進，就能創新，就能生動活潑，就能逸興遄飛。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這一點。
預流之後，還有一個掌握材料、運用材料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進行學術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方法的指導下，從中抽繹出來的結論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們往往囿於舊習，片面強調書本材料，文獻材料。這樣從材料中抽繹出來的結論，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與狹隘性。我們應該像韓愈《進學解》中所說的那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畜，待用無遺。」我在上面已經多次指出，饒先生掌握材料和運用材料，方面很廣，種類很多。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都被派上了用場，有時甚至能給人以化腐朽為神奇之感。這一點，我認為，也是我們應該向饒先生學習的。
中國從前有一句老話：「學海無涯苦作舟。」如果古時候就是這樣的話，到了今天，我們更會感到，學海確實是無涯的。從時間上來看，人類歷史越來越長，積累的歷史資料越來越多。從空間上來看，世界上國與國越來越接近，需要我們學習、研究、探討、解釋的問題越來越多。專就文、史、考古等學科來看，現在真正是地不愛寶，新發現日新月異，新領域層出不窮。今天這裡發現新壁畫，明天那裡發現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許多地方都有發現。我們研究工作者應接不暇，學術的長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風起雲湧。如今電子計算機已經不僅僅限於科技領域，而是已經闖入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藩籬。我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舊，只抓住舊典籍、舊材料不放。我們必須掃除積習，開闊視野，隨時掌握新材料，隨時吸收新觀點，放眼世界，胸懷全球；前進，前進，再前進；創新，創新，再創新……願與海內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時為農曆中秋，誦東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句，不禁神馳南天。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共14卷20大冊，近1200萬字，涉及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等，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國際漢學界的前沿。
該書由饒宗頤先生親自校訂，集其主要著作之大成，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堪稱我國20世紀國學研究的一座豐碑。其標誌性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直接參与並推動當代國際顯學——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的創建和深化：二是從世界範圍的角度和人類文明的高度審視國內與域外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三是用新的數據和方法豐富與改造傳統學科，使之獲得新的發展。
饒宗頤先生以20世紀的新資料和新方法為嚮導，走出一條國學研究的新路子，饒宗頤學術活動的七十年中，一直置身於每個時代潮流的最前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無疑是確立中國學術自尊心的一個輝煌典範。
2009年，93歲高齡的饒宗頤先生親自出席《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簡體字版新書發布會。
在編輯過程中最難的當屬甲骨卷的下卷以及甲骨索引，其難度可以用這卷中的造字數量來體現，這一卷造字1萬多個，但甲骨文總共才1千多個，也就是說，同一個字排版廠造出了不同的字形，因為造的字無法用電腦的查找功能來查找，所以單是解決由於排版工人不懂得甲骨而造成的同一個字不同字形的問題，編輯就付出了極為艱辛的勞動，而且改正了很多台灣版留下的錯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一卷經饒宗頤先生審定後，饒先生的評價是「這套書經人大社的編輯加工可以留存後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手記
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