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學與紅學

一些粗淺的見解，不成系統，也夠不上是論文著述，寫下來，聊備參考，諒亦專家碩學所不哂棄。

愚意以為，不懂滿學，即看不懂《紅樓夢》——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反過來，不通紅學，也會影響滿學的探研與評議的一大方面，換個方式說：想通紅學，須略曉滿學；欲究滿學，勿忘兼明紅學。兩者並不「等同」（Coincidence），但關係至為深切。有些人以為不通滿學照樣可以大談紅學——那多半是誤將紅學一義錯置於「紅樓夢小說藝術論」上去了。實際上紅學的本義與實質真諦並非那麼一回事。故錯覺歸錯覺，我們須知，紅學，本來是一種廣義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學。

中華民族是個多民族的偉大複合體，欲研中華文化，當分研各民族文化，而後通曉其整體構成。然而，八千年的古老中華文化，多民族的文化又是相互影響，即交流滲透的，故欲研滿族文化，除深曉其文化之本身特點外，又須明了它與漢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朝鮮族文化……的相互關係。就中，若以滿、漢兩文化而言，那麼多年來歷史學家、文化學家習言「滿族的漢化」，而常常輕視（忽視）了另外一面：漢族的滿化。

「難道漢人滿化了嗎？真是謬論！」怎麼謬的呢？當今的中國文化中，就包含至少三百年之久的滿漢文化的大融合的燦爛的花葉與果實。只是漢人自己不太能夠意識到此一事實，好像魚在一池「二合水」游沐已久，便以為此水是「天經地義」了。

沒有漢人的「滿化」，沒有滿漢兩大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沒有產生《紅樓夢》作者與作品的可能的。

我曾發表過一種意見：當數年前有人問我，《紅樓夢》能歸入滿族文學去講嗎？我答：我看是可以的，曹雪芹的血統是漢人，但他的家世，已經有好幾代是歸屬於滿洲旗人的了，要知道，旗制並不是像別的名目，可以只是一個「名堂」，而是一種極具特色的軍、政、民「三結合」（或更多結合）的「編民」制度，這制度不僅穿上「制服」（披甲）去從軍作戰，而且在「非戰時」生活，也完全依從著滿族的一切體制習俗。這可不是一般的「化」，是由被迫服從以至變為自發自願，最後成了「向化」、「歸化」、「樂化」、「沐化」。其結果是年深代遠的漢人滿化得殆難「分割」了。這是一種極深厚的文化積累與演變的由一定的衝突矛盾達到交融孕育的歷程。此「化」之後，比原來的雙方更具有兩重特點特長，而且更有「新」的特色了。反過來，既化之後，想「脫離」它，想掩蓋它的特徵，都是困難以至不可能的事了。《紅樓夢》的作者，其家世淵源，正是這樣的深久滿化了的一姓漢人，也許應該杜撰一個名目叫他做「滿漢人」或「漢滿人」。這等人，不止一家兩家，也不止是發生在明清之際，從宋代北方的金邦女真時期，早已有之。

我小時候讀《紅樓夢》，自然什麼也不能領會；年近三十，方認真研索它的一切跡象。四十年代末期屬稿的《紅樓夢新證》，有一章題作《新索隱》的，1953年出版後，次年被批判譏嘲為「新索隱派」。我原意本是反對王夢阮等人的「索隱紅學」，他們以為，此書作者是明之遺民，全書旨在「反滿復明」。我說不然，恰好相反，此書並不「排滿」，倒是在弘揚滿族文化。

當時我引的資料中，就包涵了滿化漢人（內務府人）的生活習俗是「滿七漢三」之比例的說法。我為辨明曹家是內務府籍，是滿洲旗分，費力最多——所有以前的談者研者，都不明此義，所以在理解認識上走入歧途岔路，影響了一般人對這部書的正確領會。由於雪芹的旗籍的考定，回過頭來再重讀他的小說，這才頭頭是道，由崎嶇走向豁然開朗（這是說紅學的大曆程、大「走向」。至於個別人，至今還胡塗的，自不在話下），從這一角度來看紅學的歷史，懂不懂旗制——即滿學之一種基本內容，決定著懂不懂「紅樓」之「夢」，道理就十分清楚，無勞詞費了。

我少年時，不懂滿俗，而讀雪芹之書卻總有一個感覺：與一般漢人的一切，不盡相同。這「不同」是個什麼？應予回答，因此開始探索。

首先可以從某些容易「捉摸」和講說的跡象開始。

比如，書的開頭雖然寫的是姑蘇、閶門和維揚、金陵、應天等古地名（所以避「朝代年紀」也），可是一寫到薛寶釵是進京「待選」，我便立刻感到：這是清代滿洲旗制的事情了，這是無可「挪移」的硬證，也非詭辯所能歪解。薛家能領「內帑」作「皇商」，顯然是指內務府人的身分，而只要懂得內務府是滿洲旗分，而絕非清末混稱的什麼「漢軍」——這在俗語用法指本來血統是可以的，因為是古語變用；若以之混認為「漢軍旗」，便謬甚了。那麼，薛家女兒既能待選（秀女），其為滿洲旗人，更無疑義。

十分有趣，但今日一般人已不懂得的是書中稱呼，充分透露了那是滿俗風規。例如，漢人最重名諱，來源最古，男子既冠，即有表字，誰再呼名，是最大的不敬之表現——等於罵人辱人。而滿俗大異，其稱人不冠姓，而以名為「領稱」，雙名的則以名之首一字「領稱」。請想：政老爹、赦老爹（或將爹改爺，是晚出本）、璉二爺、寶二爺、環三爺，以至珍大嫂子、珠大嫂子、蓉大奶奶、璜大奶奶……皆屬一轍。這就是滿俗，漢人家裡絕沒有這個稱法，誰要如此將犯名諱當好話說，那就成了笑談了。

薛寶釵稱寶姑娘——而黛玉不稱什麼「黛姑娘」，而例用「林」姓冠稱（書中總用「林黛玉」三字齊全），分明顯示了漢俗，與薛有別。但薛蟠又稱「薛大爺」而不稱「蟠大爺」，則是為了區別賈氏以外的人，另有用意，並非制度之亂。湘雲亦只稱「雲兒」、「雲丫頭」，而正稱則曰「史大姑娘」，用姓，也屬漢俗的跡象。按我個人的考證，史家即李煦家，也是漢人久歸內務府籍之人，書中變稱，也只是為了有別於賈氏之義例。再如滿人對錶親中的兄弟姊妹行，相互之間，仍如本族，只稱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而無漢俗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之例。書中寶玉、黛玉、湘雲等互稱之「二哥哥」、「林妹妹」、「雲妹妹」，最是佳例。

對待奴僕下人的態度與規矩，滿俗有其很大的特點，即：雖然也嚴主奴之名份，尊卑貴賤等級絕不許混，但尊老念舊，賞功酬恩，乃一大要義與醇風，與漢人不同。男女奴婢，凡侍候尊長上輩老人的，晚輩以長輩之禮待，連稱謂也是親切尊敬的，有殊功的，更不同一般。如書中寫趙嬤嬤，賴嬤嬤，年輕主子絕無坐位，她們卻都賜坐。鳳姐對趙嬤嬤，一口一個「你兒子」（指賈璉）。賈蓉稱賴大為賴爺爺——脂硯批雲，此稱聞之酸鼻！倘無實際內涵（即《紅樓》一書之特殊性質）漫以一般小說目之，則焉有為一「下人」的稱呼而觸動真情者乎？在迎春意中，甚至以為「只有嬤嬤說（教訓）我的，沒有我說嬤嬤的」。以致邢夫人批曰「胡說」（謂嬤嬤有不是，小姐應以主教仆。見第七十三回）。由這些例證，清楚表明芹書所寫悉為滿俗，這在漢人家裡，是大不相同，沒有這麼樣對下的。

再如，書中有黑山村莊頭烏進孝。此亦滿制。庄頭是兇惡的二地主，權力極大，每年給主家多少東西，全憑他「賞」；莫可奈何，據說有極可訝的：一大片果木林，年終只「進上」四個大蘋果了事！（我聞東北滿族舊家一老太太親述如此）。有些「評紅者」，大講烏庄頭的「被剝削」、「受害者」，讓人看了真是啼笑皆非。漢俗並無庄頭之名。

生長南土的，有的雖然當了洋教授，卻不大明白清史北事，硬說芹書寫的都是南方生活習俗。幸有金啟孮先生寫過一篇《紅樓夢中的北俗》，從多個方面論證了書中所寫，悉為滿俗。名篇在上，鐵案如山，我此處就可以不再絮絮而列了。

雪芹筆下，有一句話點醒：「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這是暗指康熙大帝的六次南巡的盛舉。為什麼要說仿舜？蓋此乃尊滿之詞義，因滿族被宋明時代漢人呼為東夷，加以歧視輕視。清代滿族皇帝極不願人使用「夷」字，嚴防引起民族隔閡糾紛（所以荷蘭的「紅夷大炮」也得改書為「紅衣大炮」了！），而雪芹卻為「東夷」找著了一個最光輝的大舜。故在雪芹意中，華夏之文教，自古亦苞系滿洲在內。因此巧妙地（而又隱避地）用他的生花之筆大寫滿俗，卻又不讓人感到任何突兀特異，真是一位絕世的奇才——他原是「八斗」之才的曹氏的真後代。

以上說的是顯而易見的跡象。跡象的深處，實在還有更要緊的質素。姑就淺陋之見，略一敷陳。

芹書的全部大旨，是「談情」。此情並非男女戀情之狹義，而是最博大的仁愛之襟抱——此義我屢論之，凡拙著中皆涉此要點，茲不復雲。藉此偉大情懷，欲為歷史婦女一吐幽憤之氣，雪芹發奇論，驚俗駭世，膽敢貶男褒女，一反往常。此意由何而生？論者往往援引古作，尋找重女的文詞典故，而依我愚見，雪芹之極重女性，正從滿族一大特殊觀念而來——尊女。

對於這一點，宜作出較為全面和深入的論述，滿學方面的文獻，並非全無記載與討論，惜我目壞太甚，已不及廣引詳征，只能申其大意。所謂尊女，原是個複雜的歷史社會問題，非本篇故事文所可勝任，但就個人的感受而言，至少可以肯定一點：滿族之尊女，遠過於漢人。

在中華文化上，對待女性的態度這一個重大課題早應有專著論述發明。論古史話，伏羲與女媧並列，女媧的代表意義（創造、功績）較之伏羲還要重要，也許遠古「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會是個尊女的源頭。但是傳說中神農教民稼穡，嫘祖始創蠶桑之道，這就是「男耕女織」的中華生產和生活制度結構的「綱常」，決定著一切派生的道理與觀念，到《詩經》時代，「后妃」作為「代表」，佔了重要地位，還有很多抒寫婦女情懷的篇什，不妨拿湯顯祖的一支曲來「概括」一下，倒是方便法門——論六論，詩經最葩：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凈鉛華。沒多些，只這無邪二字，付與兒家。（《牡丹亭》，陳最良為杜麗娘講授「詩教」）

這都是「好樣的」，表現了尊女崇德的態度。另一條文學源流，如《楚辭》一系（後衍化為辭賦），則出現「美人香草」、「朝雲暮雨」的詩境化了（超越現實）的女性觀念，從此逐步衍變為「佳人才子」這一類型的文學內容。其結果，「佳人」最多不過是為「才子」增添幸福的享受品，或者「名花美人」，都是高級的欣賞對象罷了，女性的「本體性」很少得到理解和表達，的的確確是一種「附屬品」了。等而下者，就有了「美人禍水」、「淫亂污穢的貶女、辱女、弄女的」作品，而以小說為主要體裁和宣傳陣地。我之愚意：在真正的男耕女織的社會本體中，女子的地位與尊重度，並不如此低下，恐怕正是工商資本經濟的發達而逐漸以女子為「玩物」的風氣與觀念開始泛濫，明代的淫穢小說、俗曲的興盛，是其結果，也反過來促進、加劇了重男輕女的社會意識。而僻處東北、生產經濟落後的滿族，則與此不同，婦女的體質、教養、參與生產的方式與作用，都與漢族婦女越來越顯得不一樣了，還保持著古樸醇厚之風。在家庭中，未出嫁的少女姑娘，地位尤其特別，受到格外的尊重與禮讓她們都很有才幹，喜歡男裝打扮，與男子爭勝。

她們不是「玩物」或「欣賞對象」，沒有漢族女人的自卑感，至少不那麼沉重劇烈，這一切，使早已滿化了的曹氏家庭，對婦女的觀念便與中原和江南的漢人有異，而雪芹正是在他一身承受滿漢兩大文化的衝突和融合的強烈激蕩和反省，感到了婦女處境與命運的巨大問題，因此立意要寫一部以傳寫「閨友閨情」的弘篇偉著。他有意貶男贊女的思想原因很多，但是滿族文化中的婦女地位與作用，特色與美德，肯定是眾多原因中的重要一個。

從這一角度和層次來看《紅樓夢》，便可以更為清楚地覺察它具備滿族文學的資格，而不是我個人的強行「移漢就滿」的臆說。

再如，有一個很大而突出的矛盾，「評紅」家們都迴避了：既然說《紅》書是「反封建」的偉大作品，如何其中特別注重禮節禮教呢？——都是濃筆重彩，詳細交代座次、輩份、親疏、內外……的一切禮儀，有條不紊。為什麼？從古以來，哪部文藝作品中對此這樣地重視與欣賞過？要解答這個問號，我意仍須從滿族文化去尋找真源。滿人最重禮，這種禮，由於來自古老社會中，帶著顯著的封建性，但是同時又表現著滿族的一種美德，即重人而克己，謙虛而誠敬。這一內涵，是不能因為「封建性」而整體打倒消滅的。

無禮，不知禮，不講禮，不以昧禮為可恥，是一個民族素質墮落的可悲現象，並非「小事一段」、「末節細故」。自古號稱的文明之邦，倘抽掉了禮，則「文明」不知是何「形象」了！

由這一層來說，雪芹之書與歷來的漢族文學就不盡同科，他突出這個禮的程度與熱情，不是一般的偶然的現象。這就也是滿族文化的一大反映。在《紅樓夢》書中所顯示的，子女的教養，並不是由生母直接掌管。簡單的（低品級的），即由乳母負責；有條件的（高級次的），則另有專職，即所謂「教引嬤嬤」，她不是管餵奶的，專管撫養教導（禮法，做人，處事）。教引嬤嬤，多的還不止一個，賈府的哥兒和姑娘，都有兩三個「嫫嫫」——這和通常與「女僕」混義的「老媽子」並非一回事。「嫫嫫」記音最確，「嬤嬤」已較易與「媽媽」淆混了，而滿語是meme，而非mama。應注意，《戚本》概書嫫字。此為滿語滿制，漢人焉見有此？高到皇太子，則有「八母」，即四奶母，四教母，——而雪芹之曾祖母孫夫人，正即康熙幼時的保姆嫫嫫之一（重要的）。雪芹筆下巧用「八公」一詞，混人耳目，其實質不過是指康熙大帝的八姓乳保之內務府家世。

以上都說明一個事實：芹書內涵，滿族文化居主，漢俗次之。這種事實，只能靠真紅學來考辨證實——真紅學其實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學的一個專門分科。許多人不識此義，誤以為紅學只是一種小說文藝學。再「進」一步，還把真紅學當作「誤入歧途」、「不懂文學」的「錯誤方法」與「立場觀點」。這就把一門嚴肅的藝術，攪得稀爛，是非顛倒，真偽莫辨。其流弊不可勝言。

本文十分粗淺，但旨在揭明：紅學是建築在史學、民族學上的一門重要文化學，而非一般文藝論。從紅學史來看，事情饒有意味而大多數「紅學專家」所不知著眼的，正是滿學與紅學的關係。《紅樓夢》本來不是一般的小說故事，它具有極大的特殊性，最初的賞音題詠者，絕大多數是滿人，正因為他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以致後來竟出現了「無非糟蹋我滿人」而恨之入骨的論調，這除了誤解芹旨而外，恰好「歪打正著」，說出了那書是寫滿俗的真相至理。直到清末，慈禧酷喜此書，並自比賈太君，其理亦同——滿族有才幹的老太太的「互賞」於異代。近年新睿親王后裔金寄水著《王府生活實錄》，榮郡王后裔金啟孮著《北京郊區的滿族》，二書都大量引錄《紅樓夢》書文以相印證，再次表明了我之愚意不是妄揣。清代早期「紅學萌芽」，實以乾隆帝之「明珠說」為濫觴（意在掩飾真內容）。以後發展為「索隱」一大流派。此派演化到辛亥革命先後之際，便又出來「排滿」之說，「反對滿人」與「糟蹋滿人」先後對映，可謂「奇致」！但正在此處，顯示了欲研紅學絕不能抽掉其中的滿學內涵。

胡適先生創立了所謂「新紅學」，厥功甚偉。他從考證作者和版本下手，可謂探驪得珠。但他的紅學見解又實甚淺薄（只看見曹氏文學藝術的家庭環境，與「坐吃山空」的敗落「原因」），而且，二十五年間，並無多大進展。其故安在？恰在於他不懂也不肯深研滿學，所以再也深入不下去，陷於（滿足）停頓。

以後的專門以西方文藝理論來對待紅學的，連胡氏的那樣初步的研索也強烈反對，加之批判，當然更談不到紅學須與滿學密切聯繫結合的認識。因此，多年以來，紅學的進境並不是像所想像的那樣收穫豐碩。真正的——即真正科學的紅學，必須是史學、民族（交流關係）學、文藝學、哲學、文化學的有機綜合的高層次的學科，而不是任何單一膚淺的幾條知識概念所能代替冒充的把戲（做做文章）。

紅學中的每一支分科，如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結構學，都離不得滿學。滿學的發展與深入，必能帶來紅學的邁進或者突破。

[補記]

我主張《紅樓夢》應當從滿族文學的角度去看待與研究，是強調文學藝術的個性與特殊質素，這並不等於「縮小」了它的意義的廣度。《紅樓夢》不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而且早已屬於全世界了，它的價值並不因為研究的角度、層次而有所「窄化」，故無須多慮，正如莎劇，誰都承認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可是誰也不會認為「莎學」只要研究文學的「共性」和一般性，而不要深入探討它的民族文化方面的特徵特色，明代通俗文學，能產生《金瓶梅》，而產生不出《紅樓夢》。此二者的巨大差異（思想、感情、風格、境界、氣味）又因何而生？這就得從三百年的清代歷史——滿漢融會而尋其根源脈絡，渾淪、籠統的評論，是隔靴搔癢，掠影浮光的。文康的《兒女英雄傳》該是滿族文學了吧？而它是《紅樓夢》的「直系後裔」，又怎麼否認後者的「族屬」呢？

辛未四月初旬寫記於紅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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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楝亭別集》中，連「鴟夷子」也改書為「鴟彝子」。其例可參。

在這一方面，《紅樓夢》表現得同樣清楚。金啟　先生紀述滿族軍營家族，每晨起，兄之遇妹，必致問候，親切而尊敬，幾乎是對客待客的詞氣。後人的解釋，說是因為滿洲少女有入選進宮、一直到升級為后妃的可能，故而不敢不為特別禮遇雲。我自然不敢說並非如此，但覺得這至少是後來加上去的原因之一罷了。真正的倫理、社會因由，宜作更深入的（科學的）探討與闡發才是。雪芹開卷舉女媧，已含深意，全書所寫，主眼是女中才俊，即年尊的賈母也是一例。這些，悉涵滿俗內容，並非一般筆墨。

來源：周汝昌：《硯霓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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