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盛名的拖累，多些從容與豁達——也談于丹國學大師之爭

少些盛名的拖累，多些從容與豁達

——也談于丹國學大師之爭

一段時間，《百家講壇》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歷史、文化、文學等冷門的社會學科，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各地方電視台、高校乃至中小學，紛紛效仿，掀起了一股「講壇熱」。究其原因，不外乎為：「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的欄目宗旨，頗能吸引人的眼球；選擇的問題也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觀眾最感興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比如歷史中的一些秘聞，傳統文化的重新解讀、一些文化文學名人的逸聞趣事等等；追求學術創新，鼓勵思想個性，強調雅俗共賞，重視傳播互動。

這一風靡一時的文化現象，催生出了一批文化達人，清史研究專家閻崇年，著名文化學者易中天，就連中學的冷門學科歷史老師袁騰飛、紀連海，都為廣大的觀眾所熟知，而在這眾多的「文化達人」中，于丹，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

先上一張圖，來看於教授的穿著：

是否顛覆了你對教授的認知？

如果說愛美是人的天性，教授愛美也是無可厚非，再說，每個人對美，都有自己的理解與追求，不能苛求教授非得失西裝革履或者一襲長衫，那麼，我們來對國學大師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大師？什麼是國學大師？于丹，是否夠得上大師？

一、國學，一個誰都能說但誰也說不清楚的話題

在《周禮·春官宗伯·樂師》有一句話，可能是「國學」最早的出處了："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樂師掌管的是國學的工作，用以教導貴族們的孩子學習舞蹈。」這樣看來，國學，在那時，是否是關於「舞蹈」的藝術？

在《禮記·學記》中，也有關於「國學」的記載，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學"在這裡，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

在唐宋，隨著書院的興起，國學的內涵又有所變化，在李勃隱居讀書的山白鹿洞其遺址，興建學館，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首次使用了"國學"這一概念。後來，「國學」與「國醫」並列，意為「國家的學問」。

到清朝末年、明國初年，隨著西學東漸，人們稱「西學「為「新學」，稱「國學」為「舊學」、「中學」，「國學」成為與「西學」相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國學」指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哲學、科學、技術、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書畫、音樂、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諸多方面。」，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一切思想、方法，都可以視為「國學」，「國學是中國古代的一切學問」（是否也包括治學方法？沒人說。）。

對於「國學」，也有人有不同意見，有的還非常中肯，比如，中國近代的思想大師胡適就直言不諱，按照尼採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思想，認為「國學」既包含「國粹」——人類歷史上思想的精華，也包含「國渣」——阻礙人類社會發展的因素。

改革開放之後，新一輪的西學東漸，來勢更見迅猛，特別是隨著網路的普及，信息時代的來臨，西方的種種學說，傳播速度之快、影響面之大，讓人瞠目結舌，於是，人們又開始到故紙堆中尋覓。隨著黨和國家「文化自信」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策略，「國學」也開始新一輪復甦，各地的國學堂之類林立，學校也開始進行國學教育，最常見的就是「國學經典誦讀」，《弟子規》《三字經》等，進學校、進家庭、進社區，熱熱鬧鬧，轟轟烈烈。

可國學的定義是什麼呢？如何有選擇性的吸取「國粹」，去除「國渣」，卻很難找到系統的論述。

二、大師——想說愛你不容易

前幾天，一篇名叫《民國為何產生大師》的網路文章再次刷屏，諸如「四大國學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確切地說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十大國學大師」，黃侃 、劉文典 、趙元任 、劉師培 、吳宓、錢穆 、王國維、陳寅恪 、章太炎 、梁啟超，這些說法，有的被大眾所接受，有的，也飽受爭議。後來有人還提出，錢鍾書、季羨林等，也可稱是「國學大師」，那麼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大師呢？

公認的國學大師，卻沒有一個人自詡為大師

大師，原為佛的十尊號之一，即天人師。佛教徒稱佛，也用作對和尚的尊稱。《史記·伏生列傳》說「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後來，大師指的是在某一領域造詣深、享有盛譽的學者、專家、藝術家、棋手等。例子：象棋大師。依據前面所述「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其學問自然理應在『國學』研究之範圍內，屬於出類拔萃者。」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的著作，從張岱年先生所認可的起碼標準看，「至少要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並有突出的建樹。」而且，「『國學大師』還必須具備高尚的人格和品德。從學問和品德即文品與人品相融合為一的標準看，『國學大師"應該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那麼，大師，究竟如何評定呢（國外一般沒評什麼大師，至少以我的涉獵，沒有見到，只知道有國際象棋大師，所以，後面舉例都是中國人）？我想，在自然科學領域、競技體育領域，大師的評價標準，是相對容易的，只要在某個領域有重大的發明創造或者開創性的發現，都可以稱得上「大師」的稱號，比如數學大師華羅庚，物理大師錢學森等等。而在社會人文領域，這就見仁見智了，特別是「國學」領域，更加難以判定。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大師」、「國學大師」有什麼標準？誰來制定標準？（開個玩笑，如果叫我制定，我一定按照我的水平來定，這樣，我以後也可以說，我是「大師」我怕誰了）誰來評定大師？

據我了解，前幾年，大師橫行，比較吸睛的是大師王林，20年前，還有一個氣功大師嚴新，後來，張悟本等人，也稱大師，不知稱號何來。

這樣看來，沒有評價標準，沒有評價的機構，所謂的大師，也就無從說起——這不就是想說愛你不容易嗎？

三、于丹能否稱為國學大師

不可否認，于丹，是一個對國學頗有研究的文化人，能被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沒幾把刷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在《百家講壇》包括其他一些視頻節目里，她的演講「」生動為要，童叟喜之，使得經典從高閣之上回歸人間，引發無數心靈的觸動，使經典穿越時空的塵埃，喚醒今人迷失的心靈，激活了國人所共有的文化基因」。

初聽，頗能吸引人、打動人、感動人，再聽，頗能給人一些啟發，如「一個人炫耀什麼，說明內心缺少什麼」，「一個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人越是得意的事情，越愛隱藏，越是痛苦的事情越愛小題大作、「關愛別人，就是仁慈；了解別人，就是智慧」，這些話，言簡意賅而又內涵豐富，把經典中的艱澀化為平易，所以，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在談到于丹對普及經典所作的貢獻時，說到：「于丹是精英和平民之間的一座橋」，認為于丹的古典今讀，可以說是完成了眾多國學家的一個心愿，即讓經典走近時代，貼切人心，發揮其應有的道德教化、啟發民智的作用——她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成功。據說，同為《百家講壇》嘉賓的易中天，曾這樣評價于丹的演講「神閑氣定，娓娓道來；古今中外，信手拈來。誠可謂妙趣天成，觀之可以忘憂也！」（我不知道是否真實易中天所說，只是轉引）

但如果你細思下去，你又會發現另一個現象，那就是，于丹所說的，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廢話，一番排比，語勢如虹，卻又沒有實質內容，比如，「關愛別人，就是仁慈；了解別人，就是智慧」，錯了嗎？完全正確！有意義嗎？完全沒有！因為她沒有給你提供任何路徑，只是告訴你彼岸，沒有告訴如何去到彼岸——她為什麼不告訴你？因為她也不知道。這樣的例子，一抓一大把，不用辛苦筆者一一道來吧？

所以，你說，他說的是不是正確的廢話呢？

其次，于丹的演講，看起來確實是邏輯嚴明，但其中，卻有不少的常識性錯誤。比如，她把小說家杜撰的人物用正史的方式演繹（可以參見她講的「高山流水」，俞伯牙其人，是小說家馮夢龍杜撰的，本來人家叫伯牙，姓伯名牙，她把人家的姓給改了）。再比如她在《孝敬之道》的開場白中，于丹介紹道：「但是從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孝道，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是否還是那麼重要？」「孝道是從『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嗎？」著名文化學者馬千里指出，這一句里就有硬傷，他認為孔子的學說，成熟於春秋後期，而所謂封建社會則開始於戰國，孝道沒理由從「封建社會發展出來」。

還有一些把字念錯的的情況，如把「狡黠」的「黠」念成了「jié」，把「污穢」的「穢」念成了「suì」等等。你說，這是一個著名的文化學者該犯的錯誤嗎？

但個人以為，還是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宋志明的評價比較中肯，大意為「于丹善用新聞傳播學的做法，把中國哲學的精神闡釋成精品，並傳播開來，對這一點，大家應表示佩服」。也就是說，于丹以其傳播學的優勢，讓傳統文化走進尋常百姓家，功不可沒，但要說她是大師，卻還差之遠矣，記得很有學者說，「與前輩大師相比，我們連學者都不算」，所以，于丹教授，還是踏實地做學問，不要被虛名所累，多一些豁達與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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