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四）

秦暉：民國歷史的不同面相（二）

——帝制興衰：辛亥百年話「傳統」之十

秦暉

轉自：愛思想網

哲學園鳴謝

曾經有人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意味著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主義；改革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實現了民生主義；今後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了。這個說法的確有見地，只是要補充兩點,一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並非只有「民族」的含義，「民權」的含義恐怕更重要；二是，即便僅就「中國站起來了」而言，它「實現的順序」與「爭取的順序」也有所不同，爭取民族、民生、民權的鬥爭，應該說是同時開展的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成為戰勝國之一，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對此，我們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關於民族、民生、民權的「三階段」說

民國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還是在民族獨立方面。曾經有人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意味著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主義；改革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實現了民生主義；今後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了。

這個說法的確有見地。儘管民族自立、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在中國的具體實現（含將來可能的實現）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但實現的先後順序，大概就是那麼回事。只是要補充兩點：

一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並非只有「民族」的含義，「民權」的含義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權主義不能實現，最多只能說「中國站起來了」，那和「人民站起來了」還是大有區別的。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僅從簡單的語義上講，也應該是兩者的共同實現。

如果只講「中國站起來了」，那麼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就站得很好，現代民族解放的目標如果只是回到那種狀態，還叫什麼「新中國」？何況僅從領土上講，今天的中國比鴉片戰爭前的清帝國不也還差得遠嗎（僅從外蒙和外興安嶺兩個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們應該明白，現代民族主義的本質本來就是「國民主義（nationalism），而不是「國家主義」（statism）。

二是，即便僅就「中國站起來了」而言，它「實現的順序」與「爭取的順序」也有所不同，爭取民族、民生、民權的鬥爭，應該說是同時開展的。中國人爭取民權的歷史，卻並不比為民族、民生的鬥爭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話。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權，爭取「民權」，實現民主共和。雖然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認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驅逐韃虜」、「排滿興漢」的民族性，與後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立憲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對庚子時的「反動排外」記憶猶新，十分反感，因此這時的鬥爭，各方都對列強示好，不能爭取到列強支持，也是希望他們中立，至少並沒有擺出對抗姿態。

民國時期的外患主要來自日、俄

但民國建立後，中國與列強的國家利益矛盾就凸顯出來。尤其是日本與俄國這兩個近鄰，給中國帶來的「外患」，是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可以說，民國時期的中國，對於其他列強，只有把清末喪失的權益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進一步喪失的問題。而日俄兩強的胃口，卻比清末時更大，民國政府對日俄的抗爭，是極為艱苦的。

而且，這時日俄兩強的侵華，與晚清西方列強的侵華，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後者主要是謀取「在華利益」，儘管很多確實是不正義的強權利益，但是他們並不想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他們統治的殖民地；他們與中國的戰爭是局部性的，中國戰敗後喪失給他們的主要是藩屬和邊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這類據點，沒有涉及漢族居民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僅清末就通過甲午戰爭割去了台灣（以漢族居民為主的一個省），進入民國後，胃口更加膨脹，先是提出「二十一條」，然後出兵侵佔東三省，最後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其自以為得手時，竟公然叫囂不以民國政府「為談判對手」，擺出一副吞併中國的架勢。「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誠非虛語！

俄國方面，雖然在民國時期經歷了由沙俄到蘇俄的變化，但其對華野心完全是一脈相承。

晚清時，俄國就是列強中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一個，而且也是首先對大片漢族居住區——東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說是其學生。日本侵略東北的兩大先遣力量「滿鐵」和「關東軍」，就是沿襲俄國東清（中東）路和遠東軍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東北就是俄國人的了。

進入民國後，日俄兩國在東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國為犧牲。蘇軍1929年借中東路事件大舉入侵東北、攻陷海拉爾等地、重創東北軍的「成功」，不僅為兩年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奠定了信心，而且連事變的借口都為日本人所複製：兩年前，蘇聯人出兵，借口是中國侵犯了他們的鐵路權益；兩年後，日本人製造「柳條湖事件」，也說中國破壞了他們的鐵路。

更有甚者，蘇俄在武力挫敗中國收回中東路權益的企圖，嚴厲報復了中國之後，卻把中東路全部賣給了日本，後來更成為軸心國以外承認日本人製造的「滿洲國」的惟一重要國家。

更嚴重的是，俄國雖然在入侵東北上輸給了日本，但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卻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動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復主權後，蘇俄又揮軍入蒙，擊敗中國軍隊，使蒙古「獨立」，並從此駐重兵於蒙古，直到蘇聯解體，使蒙古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並附帶吞併了懸隔於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

此後，蘇俄先與日本交互承認滿、蒙「獨立」，實際上是聯手瓜分中國領土，後借日本瀕敗之際，參加對日「最後一戰」，不僅把日本敗後中國收回的東北權益又切去了一塊（中東路、旅順大連等），完全恢復了沙俄在東北的昔日「光榮」，還借中國內戰之機，先後要挾雙方承認蒙古獨立，從而成為列強中惟一成功地把侵華成果永久化的國家。

盛世才投靠蘇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絕非不重要的是：蘇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亞於在蒙古的進展。

1930年代，蘇俄出兵干預新疆內戰，扶植盛世才成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雖未宣布「獨立」，但完全脫離民國中央政府的控制。蘇聯不但給盛世才大量軍援，還派出蘇軍精銳機械化部隊，常駐新疆——不是駐在國境附近，而是駐在新疆面對內地的門戶哈密一帶，明擺著就是防範內地中國軍隊入疆。

那時的新疆，拒掛中華民國國旗，而掛盛氏政權的「六星旗」，新疆不理會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發展「蘇新關係」、簽訂各種投靠條約。盛世才本人還秘密加入蘇共，持有1859118號黨證，並立下效忠誓詞。新疆境內的五個蘇聯領事館和大量蘇聯顧問，成為盛氏的「太上皇」，而蘇聯中亞也公然設立了五個不屬於中國外交部的新疆「領事館」。

盛氏新疆不僅體制高度「蘇化」，甚至還按蘇聯的步調，在新疆內部搞「肅反」、「鎮壓托派」之類的政治清洗。現在人們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後殺害了毛澤民、陳潭秋等中共烈士，卻很少提到他「革命」時就按共產國際旨意，大搞「紅色恐怖」，自行殺害、捕送蘇聯殺害和配合中國的「斯大林派」，殺害了為數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黃超等著名中國共產黨人和杜重遠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當時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曾有名言：「人常雲，不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國之危。」蔣介石則將新疆與東北、外蒙一樣視為外國佔領區：「新疆已成為東北，當忍之。」（轉引自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當時人們心目中，新疆與外蒙一樣都是蘇聯控制區，則不言而喻。雖然沒有公開宣布「獨立」，但事實上盛世才確曾建議新疆獨立後加盟蘇聯，只是蘇聯認為時機未到，沒有同意而已。可以說，那時盛世才依附於蘇俄的程度，比偽滿依附於日本、外蒙依附於蘇聯的程度，或許稍遜一點，但是比據稱是「日本走狗」的張作霖、段祺瑞，則高出不知幾個數量級，南京民國政府受英美影響的程度與之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了。

從國家主權的角度講，新疆、蒙古與東北，當時無疑都是最能體現中國「到了最危險時候」的典型地區。

因此，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鬥爭，對象主要就是日俄兩強，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只是次要的問題。這是認識民國時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一個基本點。

國內鬥爭、列強爭奪與國權維護

而當時中國國內所處的亂世，對於外爭國權而言，也有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的「內亂」自然影響對外禦侮的能力。中國參與逐鹿的各派政治勢力，都不同程度地藉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無論打著什麼旗號，也都不是「無私」的，都有「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譚嗣同語）的動機，也都借參與中國內爭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為爭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是國內對手所依附的列強）作為「政治正確」，並抨擊對手的對外依附。在沒有真正的多黨憲政的情況下，這種互相抨擊也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多元制約，從而確實也對各方擴大對外依附的可能性構成抑阻，不像大一統時代那樣，無所顧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忽而又「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同時，各方列強的在華角逐，對他們各自的企圖也是一個多元制約因素。尤其是，為了支持他們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會「歸還」一些已攫取的權益，以增加這些力量在國內鬥爭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戰時期，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都競相放棄租界、治外法權等在華權益，蘇聯在1949年與新中國的談判中承諾減少其在東北的權益，都是這方面的例子。當然，日本人把權益「歸還」給自己的「兒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強與蘇聯的上述行動，顯然是有利於中國的。

那時，日、俄兩強在中國擴張勢力，都打著幫助中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旗號。當然，他們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國的依附者對抗對方的擴張。而當時的歐美列強，英美法在華基本上沒有大的矛盾，德國本是野心勃勃的後起列強，從巨野教案、攻佔青島、挂帥八國聯軍、滲入膠濟沿線，19-20世紀之交其在華擴張勢頭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終止了這一勢頭。

此後，德國雖在歐洲重新崛起，並與英法對立，在中國則由於利益不多，與處於利益守勢狀態的英法也沒什麼衝突，因此除了在二戰中因同盟關係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德國也屬於在華「西方」陣營，甚至在早期中日衝突中，從參與李頓調查團到不滿南京大屠殺，德國的態度也與英美相仿。

所以，那時列強在中國，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為主）三方角逐。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抗日、俄侵略擴張的鬥爭，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這種同情，雖然也並非「無私」，而且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法的守勢，在除抗戰時期以外的多數時段，都顯得軟弱無力（用當時批評者的話講，就是有「綏靖」傾向）。

但另一方面，同樣正因為美國的孤立傾向和英法的守勢傾向，英美法借幫助中國抵抗日、俄為名，擴大自身對華侵略的危險，可以說很小，而在關鍵時刻（如華盛頓會議和抗戰時期），他們一旦放棄孤立和守勢，對中國的助力確實很大。

相反地，在中國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的正義鬥爭中，日、俄不僅不幫忙，反而構成更大的阻礙（說詳下），而日、俄打著幫助中國反抗「西方」的旗號擴張自己勢力的險惡企圖，則很容易魚目混珠，國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線，就會構成致命大害。

蘇俄支持孫中山、盛世才時都打著「反帝」旗號，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長玩這一手，它發動侵華戰爭的理由，居然是要從「白人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黃種人」，團結「大東亞」各國，來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日軍在攻佔西方租界時，曾強迫白人拉黃包車，讓中國人坐著招搖過市，接受歡呼鼓噪，以煽起「大東亞」的「反帝」情緒。

偽滿、汪偽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為投靠蘇聯的借口一樣。

評價民國時期外交的標準

平心而論，當時中國國內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響外沒有受到外部實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派，其成員在思想史上可能頗有影響，在當時的政局中卻不成氣候。

而成了氣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藉助外援。所以簡單地貼「愛國」「賣國」的標籤，恐怕是不管用的。從有利於「中國站起來了」的角度講，評價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這麼幾個：

參加1945年聯合國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合影。代表團正式成員10人，團長是行政院代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別是施肇基（高級顧問）、胡 霖、董必武、顧維鈞、宋子文、王寵惠、吳貽芳、李璜、張君勱。魏道明、胡適不在其中。胡適因為不同意蘇聯提議的常任理事國具有一票否決權的主張，未在憲章 上簽字。 （聯合國網站/圖）

第一，對外依附的程度，是像偽滿、汪偽那樣完全是「兒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樣基本是外國代理人，還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樣基本上獨立自主，只是在「弱國無外交」的情況下，才有對外妥協之舉？

第二，對外依附的代價，尤其是在一些明顯有損於中國、卻有利於自己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問題上，持何種態度？外援並非「無私」，通常都是有「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不只是「口惠」，必須是「實至」，能夠做到這一點，必須有相當權力。所以歷史上的專制者都是「愛國」的——「國」幾乎就是他家的私產，他豈能不愛？但同時也只有他們最能「賣國」——老百姓想賣也賣不了呀。孫中山在密謀革命爭取外援時，曾對日本有很糟糕的許諾，但是當時的孫中山是在野力量，沒有什麼權力，日、俄在華攫取的權益並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當政後真的這樣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寧可自己失敗，也拒絕出賣國家權益的正面典型，則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樹仁。在新疆出現反金政變時，蘇聯曾表示願意出兵為他平定事態，條件當然是金必須像後來的盛世才那樣，聽命於蘇，金的部屬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寧願失敗下野，也拒絕引狼入室，並毅然向部屬發出通電：「我不能圖一時之快，遺萬世之譏。諸君應以地方為重，勿以我為念。」

金氏歷史上有功過是非，但此舉確實難能可貴。

民國時期其他的一些勢力，就不能像金樹仁那樣決斷，為取得外援，他們願意付「代價」，但也還是有底線。例如，張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願越過底線，最後遭遇皇姑屯之禍。孫中山當年為爭取蘇聯援助，也付出了代價，但他的底線更是明確，從今天披露的檔案看，他與蘇聯的矛盾其實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幾年，他的「聯俄」能否聯得下去確實是個問題，這不僅僅是誰「背叛」與否的問題。君不見就連陳獨秀，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總書記，最後都被蘇聯「逼反」了嗎？

第三，對外依附的選擇。從理想角度講，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純潔」的外援而振興國家，當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實很難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純潔」的外援，並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依附狀態，選擇仍然是重要的。

民國時期的一些漢奸，以「曲線救國」來為自己賣身投靠的惡行辯護，當然令人不齒，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中外歷史上的確有很多通過忍辱生存，終於實現國家東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對敵忍辱以求最終滅敵——典型的就是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故事，有的則是通過依附於某個列強，「以夷制夷」戰勝敵人，甚至還有依附外力先擊敗自己的同胞，然後自己強大起來再把當初的「主子」幹掉的。

當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帳汗，靠蒙古人撐腰，狐假虎威地統一了羅斯諸國——包括擊敗了不肯屈服於蒙古人的羅斯同胞諾夫哥羅德，最終壯大到把金帳汗國也打敗了，莫斯科公國就是靠這種不光彩的辦法，成功「崛起」，變成了沙俄帝國。

其實莫斯科大公當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羅斯同胞，確實很像是「漢奸」行為，但是這當然不能給我國的那些漢奸提供解脫理由。

關鍵就在於，這種「對外依附的選擇」，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從功利角度，在國際政治環境中選擇最有利於自己國家權益發展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經強大了很長時間，長到足以讓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後來蒙古人又「適時」地衰落了，坐大後的莫斯科得以反客為主。否則，蒙古汗要是像汪偽投靠的日本那樣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強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兒皇帝了。

二是從價值角度，選擇最有利於本國社會進步的依附對象。

莫斯科的故事發生在野蠻的中世紀，那時它所處的交往環境中，並沒有什麼更先進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來是落後的游牧民，但與當時諾曼海盜遺風之下的羅斯諸國相比，並不落後，後來羅斯的賦稅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學的）。

如果換到近代，假如某國依附於納粹德國而壯大，而且為虎作倀擊敗了民主國家，即便它像當年的莫斯科那樣成功，這種成功難道不可怕嗎？當年汪偽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這樣的邪惡勢力。像南京大屠殺這樣兇殘的大規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來的。

被侵略、被殖民，當然是壞事，但正如反對專制並不排除對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評價一樣，當年日本侵佔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並沒有認為只是換了個「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對港英時代的感受，當然不同於韓國人或我國東北人民對日治時代的感受。不要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國人其實最清楚兩者的區別。

當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動，幾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國在華基本沒有租界）進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營救措施就是盡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給中國政府。因為落在「英法帝國主義」手裡，還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國主權」之下，必死無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裡的共產黨人就從來沒有防止引渡之說，也沒有哪個共產黨人認為被日本人抓住，會比被國民黨抓住強。毫無疑問，日本法西斯遠比英法野蠻、殘暴，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麼「黃種反對白種」、「東亞反對西方」的日式「反帝」詭詞所能顛倒的。

兩次正確「站隊」的重大意義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民國時期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後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國際政治行為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與既顢頇自大一味虛榮，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諳世情的清朝相比，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進步非常明顯。

我們只要看一個基本事實：1840年以來的清朝，和平、統一的時段比民國長，1840年時清帝國與列強的實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連串的喪權辱國。而基本處於「亂世」之中、國力相對更為孱弱的民國，在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這兩個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對此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當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對外依附，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其他政治勢力之間，也為此互相抨擊。但平心而論，這兩個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與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相比，還是最小的。

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更加「愛國」，而是因為他們的談判地位更為有利，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兒皇帝」，也都沒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國勢力的附庸。他們的領導人也希望獲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內戰和鎮壓國內反對派，但畢竟這些領導人不需要「國際」的批准與「遠方」的任命。

由於實力不強，他們在盟國中也受過氣，但就說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為吧，他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對幾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國人，也還是敢於頂撞的（頂撞的對不對是另一回事），而不會百依百順，更不至於為消除「為首者」的懷疑，就主動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國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現在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兩次大變局，即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

應當說，這並不容易，因為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長期實行孤立主義，並沒有刻意「拉攏」中國，而英法那時被視為衰落中的列強，對急於「崛起」的中國來講，其榜樣的魅力，遠不如後來居上、成功「趕超」的新興強國德、日——當時世界上一些急於翻身的老大帝國，如奧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較親德的。而日本對北京政府、德國對南京政府的影響，也曾經非常大。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關鍵的變局中何以能選擇與英美法而不是與德日結盟（一戰中日本雖屬協約國一方，但中國參戰是支持英法，與日本無關）？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國又是日本的盟國；而列強之中，美國在近代欺負中國最少，並且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國收回利權運動和抗戰等主要關鍵問題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國。

但應當說，辛亥後孫中山以下許多國民黨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國自容閎留美運動和庚款辦學以來）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以及早自晚清徐繼畬、郭嵩燾以來「反法之儒」對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國人搞民主共和，儘管「尚未成功」，中國人也並非不知民主國家對外也會自私，但對民主共和的嚮往，還是明顯影響了中國人在國際政治中的傾向性，甚至激進的中國人對蘇聯的好感，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此有關（當時很多人都把蘇聯的制度想像為一種最激進的民主）。這些潛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兩次「站隊」，對中國國家權益的增進是非常顯著的。眾所周知，二戰時的「站隊」，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當時俗稱「五強」），這是多少比中國發達的國家幾十年夢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二戰時「站隊」的收穫，今人很少談到。

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於二戰，收穫也無法與二戰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

儘管巴黎和會不尊重中國的戰勝國權益，引起了國人的公憤，但正是這公憤，使與民權相關的民族主義（即不同於古代「精忠報國」「夷夏大防」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而隨著巴黎和會上被忽視的中國權益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重視，中國不僅確實收回了德國遺下的侵華權益，並且順勢開啟了持續的普遍「廢約」「改約」談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中國雖然拒簽和約，但仍以戰勝國身份，以參加「一戰」和巴黎和會為契機，開始介入國際事務，參與多邊政治遊戲，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兩次大戰間，雖然中國因為實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負，但國際上普遍同情中國。日、俄對滿、蒙的侵佔，長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在當時崇尚實力政治、習慣接受既成事實的國際上，是很罕見的。

儘管在二戰前，這種同情顯得軟弱，但日本為此退出國聯，蘇俄對國聯也素有惡評（我們以前也跟著罵國聯，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反過來恰恰證明了，這種同情並非可有可無。經過國人在抗戰中的壯烈表現，戰前國聯的同情，演進為戰後「聯合國家」的尊敬，這是中國成為「五強」的基礎。

民國時期中國軍隊對外國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慘烈，但由於國力與體制的問題，戰果常難如人意。於是，正確的「站隊」，就顯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個標準來講，就是在儘可能地保持獨立自主的情況下，付出最少的國家權益損失代價，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使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正是這樣的選擇，使中國在民國時期兩次成為戰勝國之一，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

反法西斯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參加的一方，既是勝利者，也是正義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正義性雖不及二戰，但從國際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國如果選擇不參戰或參加另一方，結果都會非常糟糕：如果不參戰，就不可能藉機對德奧廢約，也很難啟動由此發端的普遍改約。而如果參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為「老大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由於在這次大戰中「站錯了隊」落得什麼下場，就很清楚了。顯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如果被汪精衛等親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說當什麼「兒皇帝」，即便是作為自主的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後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日本獲勝，那麼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戰敗了，中國的下場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至於什麼聯合國「五強」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別想了。

當然，由於實力弱，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無論是在一戰後的凡爾賽體系，還是在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中，都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爾賽體系的巴黎和會，被中國人視為國恥，還引發了「五四」抗議；但是也應該看到，凡爾賽體系對中國的不公，後來在華盛頓會議時得到了相當的彌補，正如雅爾塔體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後也得到了相當的彌補一樣。

總的來講，中國在這兩次（尤其是後一次）正確「站隊」中的獲益，對「中國站起來了」是非常關鍵的。當今國際上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德國與日本、人口比蘇、美眾多而發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樣從老大帝國的衰落中通過變革脫胎換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與聯合國「五強」無緣，而中國早在1945年就有了這樣的地位，這兩次正確選擇無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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