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開啟了中國的路線鬥爭

中國的王朝政治是官僚主義逐步形成並發展完善的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標誌就是科舉制度的制度化，文官政治成為中國名片。這同時意味著中國統治階層的中堅力量由大地主階層逐漸變成中小地主。中小地主在政治上具有軟弱性，缺乏政治遠見，因而中國也開始被動挨打。中國也逐漸與資本主義漸行漸遠了。

一些學者對於對比近代開端的歐洲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很感興趣。在我看來兩者之間確實有很多相似點。商人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時局的變動有很大影響。為我們所熟知的一位就是呂不韋了。到了漢代，桑弘羊等人也可看成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表。漢朝政府實行的無為而治的國策，更是可以看成早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在這種政策下，漢朝時期的土地兼并非常嚴重，富商大賈豢養大批家奴也屢見不鮮。在《三國演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曹操、劉備、孫權的發家都離不開商人的資助。直到晉朝時期，石崇富可敵國的姿態也是傳誦一時的。

可以這樣說，那是統治中國的是大地主、大商人。魏晉南北朝的動蕩就在於豪門大族荒淫無恥引起的下層革命，士族從此開始崛起。中國的經濟政策逐漸變成均田制、租用調製，這在唐代達於頂峰。發軔於隋朝的科舉制度也在唐朝時逐漸成熟。唐朝後期的動蕩和新舊勢力的對抗密不可分，從而中國歷史開始了漫長的黨爭。唐朝是中國歷史變遷承上啟下的朝代，也是問題暴露最多的朝代，宦官專權、地方割據、中央黨爭層出不窮，這也反映了上層鬥爭的激烈。

五代十國完成了對舊有貴族勢力的最後掃蕩，所有才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麼牛逼的話流傳。宋朝是文人的天堂，中小地主當家做了主人，實現了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盛舉。也不奇怪，小地主們壓迫農民最甚，同時要防止大地主的反攻倒算。王安石變法是維護大資本利益的變法，所以現在受到擁護，必然遭到司馬光等當權派的反對。要說王安石變法有利於農民利益那也是不確切的，只是變法的附屬品而已，沒有農民的響應，也就難以成功。

宋朝的程朱理學是小地主的哲學，也反映了他們保守的個性，他們要存天理、滅人慾，所以能夠忍受偷安苟活。這就逐漸形成了一種官場文化，這種文化在秦檜、賈似道等人的作為中有淋漓盡致的表現。以他們為首的利益集團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岳飛。莫須有反映了他們的誠實，也反映了一種共識，中小地主們在政治上不喜歡戰爭。他們也有溫情的一面，他們放過了岳飛的家人。

明朝時期則是不同的面貌。做官更難，沒錢難做官，中小地主很難出品官僚，必須要和大地主相連。朱棣篡位當了皇帝，同時保留了北京和南京兩套行政班底，實際上也就把南方交給了大地主、大商人。為了防止他們的做大，必須實行海禁。只不過，明朝中後期這些人利用倭寇叩關而已。明朝在此上演了新舊勢力的對決。舊勢力的前台代表是嚴嵩，抗倭總指揮是胡宗憲，胡宗憲悲憤自殺，嚴嵩也很快下台。新勢力的代表是張居正，前台先鋒則是戚繼光，最後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改革，這是利於大地主的改革，短期解決了矛盾，卻引爆了明朝後期的危機。

明朝是逐步要走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其實格物致知的心法與新教的教義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反皇權的利器。在此思想方法的動員下，東林黨逐步形成，他們成為江浙財閥利益的保衛者。隨著海瑞罷官，明朝的政治生態逐漸惡化，只能靠宦官制衡東林黨了。這最終導致雙方同歸於盡，晉商投靠滿清，中國的內鬥阻礙中國進程。

晉商在清朝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起到監視和控制南方勢力的目的。再加上文字獄的施行，南方勢力一直被壓制。誰為南方解了圍呢？外國資本。廣州十三行逐步發展，南方勢力逐步投靠外國人，中國南方開始形成買辦資產階級。鴉片戰爭的失利，直至八國聯軍侵華李鴻章主導東南互保，都與買辦勢力密不可分。他們是現代的帶路黨，帶給中國無盡的災難。最後江浙勢力推出的蔣介石名義上接管了中國，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也不能完成維護中國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

王陽明的心學還滋養了曾國藩、張之洞這樣的人物，他們逐漸成長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堅力量。毛澤東等人也從心學中汲取了營養，學會了階層分析法，在不同的時期，團結不同的對象，與各種勢力作巧妙周旋。

中國的階層本質都外化在了官場生態中，建國後的歷次運動無不揭示，中國雖然在形式上進入了社會主義，但在思想意識上還有很大距離。我們雖然推翻了表面上的三座大山，但人們心頭的幾座大山並沒有清除。中國歷史上通過官場革命導致階層異化的事實是時隱時現的，因而凈化官場也是很有必要的。毛澤東選擇了最徹底同時難度最大的方法，所引起的反制也是空前的，留給人們的思考也會是永久的。

正如程朱理學、王陽明的心學標誌中國不同時代到來一樣，中國社會主義的確立也需要這樣的哲學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越來越多，反而越顯得我們不倫不類。當我們真的有且只有一種正確的理論時，我們才算真正構建了我們的道路，我們才能邁步走向新時代，而不必只是夢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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