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中國經濟觸底了嗎——《財經》特稿

經過八年經濟增速下行後，中國經濟初步觸底。要在中速增長平台上實現高質量發展，當務之急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劉世錦/文

中國經濟經歷了將近40年的高速增長，但從2010年一季度後到目前為止，在這將近八年時間裡增速逐步下行，該如何分析這一期間的經濟變化？爭議激烈，眾說紛紜。

這一爭論有大的國際背景，早前像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這類追趕型經濟體都是在經過高速增長以後出現回落。為何會出現回落？已有的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都沒有對這一現象給出系統而又有說服力的解釋。

如何理解經濟增速回落？

對過去八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回落，在國內外，大體上有三種看法。一種認為就是一個周期性的波動，用的是凱恩斯理論。但過去八年一直下滑，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到了現在7%以下，一般的周期理論很難解釋。第二種觀點認為是外部衝擊，2008年後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形勢不好，中國也受到衝擊。2008年全球經濟整體下滑，2009年中國實施了4萬億元的刺激計劃，增速大幅回升。但是2010年一季度以後中國經濟便逐步回落，而國際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卻在恢復往上，這說不通。

第三種是我們研究後得出的觀點，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2009年、2010年，我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團隊做了一項研究，觀察了世界上幾十個國家「二戰」後工業化歷史進程，大多數國家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進入高收入階段。這些成功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後，無一例外經濟都下了相當大的台階。比如，日本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在9%以上，70年代初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開始明顯回落，70年代－80年代增長速度跌到4%左右，之後再下台階，90年代到新世紀的增長速度是1%左右，甚至出現零增長。現在回過頭來看，日本在過去60年時間裡，下了兩次台階，經歷了三個平台。

借鑒不同類型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經驗和呈現出的規律，我們採用三種不盡相同、但可相互印證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進程和前景進行了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一定會發生很大變化，並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路徑與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歷史經驗接近，預計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有很大可能下一個大的台階，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

當時這個觀點提出來以後，相信、認可的人並不多。但過去八年的增長曆程表明，這不僅是邏輯推論，增速回落、增長階段轉換過程已成為現實。中央提出的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首先指出的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與此同時，還有經濟結構、經濟增長動力和整個發展方式的轉變。十九大進一步提出，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內在邏輯都是一致的。

那麼，如何解釋這種增長階段轉換？

第一是終端需求和重要工業品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如果有關條件具備，後發經濟體都會有一個高速增長過程，我稱之為「擠壓式增長」，二三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經濟體上百年的發展路程。在這裡，我強調一個概念——歷史需求峰值，是指某一種需求或者某一種產品，它在整個工業化、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長速度最高的點。歷史需求峰值是一個長期需求概念，背後是由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能提供的技術所支撐的，所以，實際上還是由供給決定的。

第二是人口和勞動力的總量與結構變化。從2012年開始，中國15歲－59歲的勞動力每年減少大概200萬人，總量是在下降，老齡化速度在加快，而工資水平在上升，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

第三是資源環境約束邊界臨近。比如霧霾嚴重，已經影響到日常生活。經濟發展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門都出不去了，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很難。人們會提出一個問題，發展經濟到底為了什麼。資源環境的底線已經被觸碰到。

基於這麼幾個原因，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具有必然性，這是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發展進程中的特有現象。經濟學理論對此應該發展出適當的分析框架。

比速度更重要的是結構變化

經濟發展速度是重要的，但從另一層面來說，速度又不那麼重要。因為速度是表象，背後實際上是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乃至體制機制政策的系統性轉型。

幾年前，經濟學家、政府官員都說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原因是工業和投資比重高，過度依靠外需，過多依靠低成本勞動力。但在過去這幾年時間，這四個基本指標都出現了具有轉折意義的變化：第三產業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消費比重已開始上升，近兩年消費在經濟增量中佔比達70%以上；出口曾經是20%、30%的增長，近年出現負增長，以後也可能保持在5%左右的增長速度。

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但就業情況整體不錯。原因是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吸收的就業人口增多，在2005年時是80萬人，最近幾年可吸收170萬－180萬人。除了增長基數加大外，服務業更快地發展，也能吸收更多的就業人口。

還有一個是企業效益問題。中國的企業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長模式，這一模式存在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當速度開始下降時，效益隨之下降。十幾年前我們做過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變，GDP增長速度低於7%時，有40%甚至一半的企業會虧損。前兩年增速開始回落後，我們很擔心企業效益會不會下降很多。從實際情況看，前幾年雖然有所下降，但還不算嚴重。但從2015年開始，工業企業產能嚴重過剩，帶動價格和利潤下滑，突出表現在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了解這個情況，也就明白為什麼要推動去產能，就是要通過去產能，調整供求狀態，使價格和利潤恢復到正常水平。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我們的企業在高速增長時才能賺錢，但國外企業卻是另一種情況。美國平均增長速度2%－3%，日本1%－2%，歐洲甚至零增長，但大多數企業能穩定盈利。所以，中國企業一定要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是7%以下，以後還會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數企業要有穩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轉型。這是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且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觀察、分析和評估這幾年的中國經濟，一定要考慮經濟增長階段和背景的變化。這幾年不再是高速增長期，而是從高速到中速的轉型期。儘管中國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但從反映經濟轉型的指標看，總體上是好的，有些進展是突破性、有長期意義的。而一些國家就是在這個時期出了大的問題，或陷入嚴重危機。中國經濟在這個時期能夠穩住陣腳、守住底線，且結構轉型取得實質性進展，實屬不易。

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觸底？

過去八年經濟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當悲觀，擔心中國經濟到底還有沒有底？我的觀點是，不要那麼悲觀，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而且已經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期，這是一個大的判斷。

在需求側，過去的高增長主要是高投資拉動。在過去許多年，高投資中房地產佔比20%－25%，有時候上了30%，基礎設施佔20%－25%，製造業投資佔30%以上，三項合計佔到整個中國投資達到80%－85%。製造業投資又直接依賴於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

高投資要觸底，主要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這三大需求要觸底，或者通俗地說，這三隻靴子就要落地。目前出口已經回落，基礎設施投資的最高點已經過去。房地產也是如此。有一組國際比較數據，美國、英國、韓國、日本人均GDP達到1.1萬國際元的時候，房地產投資都接近歷史需求峰值。經過我們測算，中國占房地產投資70%的住宅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萬－1300萬套，已在2014年達到。此後，房地產投資增速會逐步回落。2016年一季度，由於一線城市房價上漲，房地產投資開始回升，有人又變得樂觀起來。我們提出，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續，還會往下走。事實上，近期剔除價格因素後，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是負增長。

在供給側，去產能取得了一定進展，PPI在54個月負增長後由負轉正，工業企業利潤一年多時間也大幅回升。煤炭鋼鐵價格有時漲幅很大。大家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當下煤炭鋼鐵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中國到底有多少煤炭鋼鐵產能，由於信息不對稱，由下而上的統計不一定能搞清楚，還是要相信市場。價格是最方便的反映某一產品供求信息的機制。供求關係從來都是在變化的，還是要相信市場信號，要讓市場在調節供求關係中正常發揮作用。

我們提出，2017年是一個觸底的驗證期。一說觸底，有人就會興奮起來，馬上想到一個詞叫「觸底反彈」。最近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上7%，還能持續一些年。但我們認為大的V型或U型反轉是不可能的。如果採取某種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會上7%，但一年都撐不下來，而且必然會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這裡所說的觸底，確切的含義是指「穩住了」，不再明顯地持續下降，然後平穩進入中速增長平台。

2018年將進入中速增長平台的調整期

從我們開發的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迴升，終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但是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後回落，PPI也跟著回落，利潤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查等因素影響，有些生產能力退出，利潤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下來的。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是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迴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轉。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的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台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存貨、出口在上半年出現低點，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確定性。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為經濟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長期那樣大幅回升，按照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貨、出口和生產性投資逐步進入回升期，有可能對基建投資減速形成對沖，這樣，中速增長平台還是能穩得住的。宏觀經濟逐步進入我們曾說過的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十九大以後，社會又出現了大幹快上的期待。大幹快上倒沒錯，關鍵是幹什麼、上什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了，不能認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提出攻關期，提出三大攻堅戰，這些事情比簡單地提高速度難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為，做成了也會有更大的成就感。

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降風險主要是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包括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是增加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需要特彆強調，2016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集中在上遊行業，分布不平衡。應當爭取企業盈利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分布，這樣就可以為企業降槓桿提供有利條件。

如果說2017年是中速增長平台的驗證期，2018年將是中速增長平台的調整期。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範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加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後，中速增長平台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之間，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相比，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長階段，5%也可稱之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匯率也是反映增長數量和質量關係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為推高增長速度，但增長質量不行，如效率低、風險大，本幣匯率就會下行，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速減緩，甚至是負增長。相反，如果增長質量高，速度低一點，但匯率將會上升，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長反而要快一些。

重構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

如何在中速增長平台上實現高質量發展，首先有一個意願問題，即想不想的問題，同時還有一個能力問題，即會不會的問題。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開始的時候辦法也不多，還走了一些彎路。地方競爭這個機制出來了，大家都在動腦筋、想辦法，在比較、競爭，招商引資、培育環境、搞基礎設施建設、搞項目，等等，這些辦法、竅門、模式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在第一線通過試錯糾錯形成並完善發展的，管用的就堅持下來了，並得到推廣，不管用就被淘汰了。地方競爭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之一，也是我們的重要制度優勢。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掉，而且要創新、完善和提升。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問題。GDP挂帥不能再搞了，用什麼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一個辦法是找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找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一個指標體系，或綜合係數。從理論上說，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長期最優增長速度問題。

接下來就是地方競爭的內容，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將會有很大改變，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升級生產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機遇都會出來，最終落到哪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競爭。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研究，中國的這五大基礎性成本大概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中國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國等發達國家超過4萬－5萬美元，我們的這些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這些成本不僅直接影響到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還影響到民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這方面已經講了許多年了，應當有標誌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很高，但各種收費的負擔相當重，這樣算下來，稅費綜合水平就比較高了。美國特朗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也比較高。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並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要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於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核電站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領域。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就是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擴大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技術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的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一定要深度開放和合作，這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同時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改革和競爭，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本文根據其2017年11月2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發展理論與中國實踐」講座發言整理且經本人確認，編輯：朱弢）

（本文首刊於2018年2月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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