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之路——馬 艾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漢語言最古老、最動人、最富有表現力的詩句。與《詩經》首篇歌頌愛情的《關雎》相比，這首詩或許沒有《關雎》出名，但就內容和藝術水平而言，描寫戰爭和思鄉的《詩經·小雅·採薇》更具有攝人心魄的感染力。「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忠於袍澤是唯一的選擇，雖然征伐之途如此艱難困苦，「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但詩人還是勇敢面對敵人——獫狁，來自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
第三屆著名作家看山西活動選擇了大同市。大同市位於明長城的內、外長城之間。秦、漢平城，北魏都城，隋、唐雲州，遼、金、元的陪都，曾在公元9世紀到14世紀成為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這裡上演過一幕幕中華民族形成歷史的悲劇、喜劇、壯劇。
在《採薇》作者的感召下，以文學的名義，跟隨作家們的步伐，讓我們共同探尋中華民族形成的秘史，探尋天下大同之路。
舞台，御河向南流
在探訪大同新榮區外長城沿線古堡的時候，當地解說員解說拒門堡（拒蒙堡），強調該堡只是一個屯兵支援堡，西去助馬堡（阻馬堡）25里，東去得勝堡25里。當有人問及為什麼是25里的時候，講解員一臉的歉意和迷惑，這難道也是問題嗎？對於交通發達的現代人，這確實不是問題，而在冷兵器時代，依靠人力和牲畜機動的部隊，如果三十里沒有發現水，那就進入了死地，因為你已經返不回去。不論是敵人還是我方，行軍和交戰，必然傍水而行。人類一切社會活動，最終受制於自然環境，越是早期人類文明，發展越是這樣。
在過去的三千多年裡，從西周一直到滿清，中國北方，崛起過無數的民族，即使是專家，也搞不清他們從哪裡來，最後又到哪裡去。大體上，他們基本上都是從東北的密林里走出，人類學家稱他們為蒙古人種，屬於典型的黃種人。他們在經濟上早期以漁獵為主，後來發展為游牧經濟。隨著部落的不斷擴大，他們一般都會不斷西遷，到了陰山以南，黃河河套地區，開始半定居。河套地區被稱為游牧民族飲馬中原的跳板。跳板的第一跳，就是進入海河流域的上游——桑乾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朔同地區。這裡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西臨黃河，東據燕山，南阻勾注——今天的恆山山脈，在遼、金時代，這裡就是被石敬瑭割讓出去的燕、雲十六州的雲州地區。
一條河，一條發源於陰山東麓，向南綿延一百公里，在大同注入桑乾河，北魏時以皇家的名義而命名，這就是御河。雖然這是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季節河，但卻是一條外流河，與蒙古高原那些內陸河有著本質的區別，御河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地理標誌。御河注入桑乾河，順著桑乾河，向東進入了海河流域，向南進入汾河流域，進入汾河就可以進入中華文明的腹地——黃河中下游。當年北魏定都平城，屬於順河而南下。
接納了北方來的御河，在桑乾河流域，今天的朔同，明代的內、外長城間，宋、遼的雲、應、朔、寰，北魏的京畿，秦、漢的代地，成為一個超越時空的大舞台。這裡，迎來了北方的演員——獫狁、戎狄、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鶻、沙坨、契丹、女真、蒙古、後金。這裡也迎來了南方的演員——趙武靈王、李牧、蒙恬、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衛青、霍去病、李廣、蘇武、李陵、王昭君、竇憲、蔡文姬、隋煬帝、唐太宗、李靖、薛仁貴、李克用、石敬瑭、楊繼業、宋徽宗、宋欽宗、徐達、明英宗、李自成。在文明的碰撞和應對之間，上演了一幕幕讓人目不暇接、唏噓不已的戲劇。
碰撞，月華池的隱喻
大同市北鄰內蒙古，晉蒙分界線，就是中國修築的最晚的長城——明長城。實際上，就在這一線，幾乎保存了歷朝所修長城的遺迹。最早的是戰國時代的趙長城，最晚的是明長城，由於明長城修築最晚，相對保存完好。大同市地處內、外長城之間，北邊的左雲、新榮、陽高、天鎮區縣，皆由以前外長城的軍事衛、所改置，南邊的渾源、廣靈、靈丘三縣，則是內長城所在地。如果以大同市的前身雁同地區來看，這裡是真正的長城之鄉，幾乎每一個區縣都有長城。這裡堪稱長城建築的博物館，如要近距離觀察和感受長城，這裡是最佳的選擇。為實現經濟的轉型，沿著外長城一線，大同市正在修建一條旅遊觀光公路。自駕游的有福了。
在左雲縣威魯堡的一段長城上，有一個地方激起了作家們的極大興趣。它是長城上的一個軍事建築，一個被稱之為月華池的地方。作為一個城堡，它太小了；作為一個軍事建築的名字，它太富有詩意和張力；而它的作用，太讓人感到迷惑了。不同於其他堡、所、衛建築的獨立性，這個月華池是邊牆（長城垣牆）一部分，就是在邊牆的內側加修了一個方形軍堡。當地人反覆強調它有堡無門，對它的作用也莫衷一是，更願意用「月華」這個富有詩意的名字來想像它修築的目的。作家們站在這個軍堡上，一邊眺望一牆之隔內蒙古的景色，一邊與當地的主人熱烈地探討月華堡的形制和作用。有人猜這是一個監獄，也有人說這是一個倉庫，而讓當地人有點著急的一個說法，說這是一個軍妓場所。作家不是考古學家，作家們最大的本領就是想像和虛構，任由大家思維天馬行空吧。
實際上，只要翻閱一下當地文化部門編著的地方史志，月華池的修建、命名則一清二楚。它是有堡門的，只不過很小，因為失修三個多世紀，頹圮的城牆和漫漫黃沙掩埋了堡門。至於「月華」二字，不過是明代武廟典故轉用（朱棣奪建文的天下，崛起於北方，由於崇奉道教，自認為是北方玄武大帝下凡，後來明代軍神都崇奉真武）。三百年的時間不是太久，為什麼守在長城邊上的人們居然說不清長城建築的作用和命名，大家更願意相信附會了的歷史（傳說）？
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得到了現代中國人最廣泛的認同，這是因為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民族的生死搏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救亡圖存，成為我們最迫切的選擇。實際上，長城從來也沒有擋住游牧民族對南方的渴望，作為軍事防禦體系的長城在公元17世紀已經被廢除。在民族的記憶深處，長城總是和悲情的孟姜女聯繫在一起，國家利益永遠沒辦法與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完全統一。
長城，就其作用而言，在城裡的人看來，城就是用來擋住城外人的建築。那麼城外人呢？
讓我們來聽聽第三方的看法。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他曾是國共兩黨的朋友，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一位著名的蒙古學者。他認為，長城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分界線。拉鐵摩爾關於長城的論斷，並不讓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中華民族）高興，而且客觀上鼓舞了我們的敵人（日本扶植蒙疆的理論），但這個觀點是新的，具有難以辯駁的合理性。長城就像一個舞台上的道具，在北方和南方的衝突當中，不同朝代修築了不同的長牆，然後，大家就以這堵牆的爭奪為內容，上演一幕幕相似的悲喜劇。舞台則不曾改變，由草原進入黃河流域之間——桑乾河、海河流域。
民間對月華池的解讀，隱喻了我們對長城的認識。從滿清入關算起，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碰撞早已成為歷史，我們幾乎快忘記自己從哪裡來。長城流淌進民族的血液深處。
應對，北嶽之北
北嶽恆山景區最重要的景點是懸空寺。看過東嶽泰山和西嶽華山的客人，以山的雄偉險絕要求而言，「北嶽如行」，五嶽的之一的北嶽恆山，也許有點讓他們失望。然而，當他們領略了懸空寺的丹崖飛閣、絕壁神工之後，他們都會發出「不虛此行」的欣慰慨嘆。由於恰逢暑假和周末，懸空寺景點的客人太多了，出於對文物的保護，懸空寺還限定登臨人數，所以，作家們只能在旅遊大巴上遠眺懸空寺，聽導遊員講解一番。非常可惜！臨美景而難以親近，實屬遺憾，也許，懸空寺正期待著作家們再次光臨。
嚴格說來，懸空寺與北嶽不是一回事。懸空寺修建於北魏，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大同市渾源縣南天峰嶺獲取北嶽「資格」是在清順治年間，距今不足四百年。
人類早期文明都有過自然崇拜。五嶽崇拜，是中華文化自然崇拜的一種表現。秦、漢年間，由於中央集權的需要，開始出現了五嶽祭祀。統治者通過祭祀東、西、南、北、中的五座高山，以求得「受命於天」的自然恩賜，從而昭告天下他們統治的合法性。五嶽崇拜成為道教原教旨重要組成內容。有意思的是，除了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和北嶽都發生過遷徙和改變，這是與中原政權統治的疆域擴大和縮小有關。南嶽遷移了一次，更向南發展。北嶽，按照現在大同地方志的說法，曾經在北，後來向南，再後來才定位於此。
五嶽崇祀，秦王朝短命，真正開始於漢代。北嶽恆山由於避漢文帝劉恆的諱，改為常山。真正讓常山名揚天下的是三國名將常山趙子龍，趙雲是河北正定人，當時屬常山郡。當年漢代崇祀的恆山，後來的常山，在今天的河北曲陽，現如今稱作大茂山。大茂山屬太行山系，距離如今恆山山脈的恆山主峰天峰嶺（明、清崇祀點）有三百多公里。
北嶽恆山到底在哪裡？在大同市地方史志里，認為北嶽恆山一直就在渾源縣的南邊，為什麼發生了南移，那是因為唐末中原政權失去燕雲十六州之後，北宋政權採取的權宜之計。到了明朝中葉，明朝關於北嶽崇祀，在朝廷發生過兩次激烈的討論，要求以渾源天峰嶺為北嶽。明末的著名學者顧炎武，還專程實地考察了渾源恆山為北嶽的可行性。
在民主政治時代，「受命於天」這樣的統治邏輯只能是一個笑話，五嶽現在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地理文化內容。五嶽祭祀成為了歷史，但北嶽恆山的南北去留，讓我們想到了中華文化的擴張和收縮。這就是文明碰撞之後的應對。我們常常自豪於中華文化的偉大，這個偉大的最主要一個表現就是她的不曾中斷。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特別是外族的入侵，中華文明有幾次命若遊絲，幾乎就要毀滅，但最後死裡逃生，這就不得不想到中華文明的應對能力。按照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史學研究理論——文明的衝突和應對模式，中華文化頑強的生命力，源於她超強的應對能力。以北嶽恆山為例，我們崇祀的北嶽，不是地理上絕對地標的某一座山，而是基於一種文化和觀念的認同，當這座山有一天不屬於我們的時候，並不影響我們的文化信仰，我們可以再找一座這樣的山。反觀如今的中東亂局，耶路撒冷作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三教聖地，一直是紛爭的中心。原教旨的極端主義給世界和平帶來巨大的威脅。
北嶽恆山，天下恆平。
融合，得勝口的勝利
沿外長城一線，我們看到很多地名包含這樣的詞：殺、阻、滅、平、敗、鎮、拒、威……，乃至其他否定性的動詞，而與這個動詞關涉的名詞一般就是兩個：胡或者虜，只不過在清雍正年間，「胡」轉化為「虎」，「虜」轉化為「魯」。中國的名諱文化，在這裡發展到了極致。所有地名中，有一個地名令人鼓舞，這就是得勝堡。
「隆慶議和」是最後一次以長城為結點弭兵大會，議和的最重要的的成果就是互市。明初，朱明王朝的國力強盛，對蒙元殘餘勢力一直採取軍事高壓打擊的策略，從明朝中葉到後期，藉助長成這樣的防禦體系，實行的是圍困和封鎖的策略。軍事和經濟封鎖並重。由於蒙古部落的內部紛爭，他們也實在沒有力量與明王朝對峙，「隆慶議和」使雙方都獲得勝利。北方迫切需要南方的茶葉、絲綢、瓷器、鐵器，南方則獲得冷兵器時代最寶貴的軍事資源——戰馬，互市共贏，共同「得勝」。這種互市，作為一種文化記憶，在民間被稱之為騾馬交易大會，在晉、蒙、陝、冀交界處，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原來的軍事設施變成了貿易市場，大同市新榮區的助馬堡從建築格局到名稱的轉換，凸顯了這種轉換的曲折過程。助馬堡建築由兩部分組成，最早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是為打仗而修建的，第二部分則是為互市交易服務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交易剛開始的時候，軍事威懾是必須的，大家小心翼翼地試探彼此的誠意。軍堡的名稱，當從一開始的阻馬堡，慢慢變成了的駐馬堡，最後成為助馬堡。當地解說員提到的「銀助馬，金得勝」，應該指當年互市貿易利潤的豐厚。和平鞏固，貿易擴大，這裡顯然不能滿足大量馬匹的飲水需要，不得不就水御河，市場轉移到了得勝堡。
「得勝」，這是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都希望得到的結果。
趙武靈王修築了最早的長城，但讓趙武靈王真正名揚千古的是「胡服騎射」。「 胡服」具體說來就是中原人開始穿褲子，在文明的大路上前進了一大步，「騎射」則是改變了戰爭的模式（步兵方陣，車兵，騎兵）。趙武靈王一邊修築長城，一邊學習游牧民族。秦始皇派蒙恬修築長城北擊匈奴，把匈奴逐出了河套地區，而僅僅二十幾年後，漢高祖劉邦就被匈奴包圍於大同東北的白登山，採取非常手段隻身逃命。漢武帝以今天的朔同地區為前哨陣地，開始了一系列的反擊戰，但還是得以和親政策來籠絡匈奴。昭君出塞成為和親政策的標誌，王昭君乃至成為傳說，是因為南匈奴歸附了漢朝。到了三國時期，蔡文姬歸漢，則成了另一齣戲。
北匈奴最終被追趕到了歐洲，造成了西方史學所認為的蠻族入侵。鮮卑族藉助西晉末年「五胡亂華十九國」的機會，從河套半定居進入桑乾河流域定居。北魏以大同為京畿地，休養生息一百年，爾後推進到黃河流域，全身心擁抱漢文化，孕育了隋唐盛世。從中亞過來的突厥人，曾在隋唐時代短期稱雄，最後消失在草原深處。已經漢化的沙坨族人，他們在唐末被遷徙到桑乾河畔，在五代十國的小分裂時代，沙坨族創立了後唐、後晉、後漢三個短命王朝。後晉石敬瑭勾結契丹，燕、雲十六州經歷了遼、金、元三個朝代，成為化外之地四百多年。直到朱明王朝的北伐，南方勢力再次進入桑乾河流域。蒙古族雖然被遏制了，但後金崛起。山海關被自家人打開，滿清入主中原，取代明朝。
我們沒辦法數得清中原和北方、農耕和游牧、漢人和胡人之間發生了多少次交鋒，二者之間的輸贏該如何評定。城外的人總要進到城裡，一旦進去以後，馬上阻擋城外人再進去，到最後，大家也分不清誰是真正的城裡人。
軍事的征伐只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從大興安嶺森林中走出的部落，他們一開始由於人數少，漁獵就可以滿足部族的生活需要，隨著人口的增多，不得不開始從事游牧，開始西遷。一路西遷，一路征伐。當他們進入河套地區以後，他們開始了半定居，開始了政治學上所言的奴隸制轉向封建制。隨著勢力的強盛，草原的生產力難以支持眾多的人口生存，他們開始了南征。軍事的勝利掩蓋不了文化的落後，很快就被文化先進民族所同化。蒙元是一個特例，蒙元統治者拒絕漢化，搞民族歧視，但很快被逐出中原。退回草原的蒙古族日子一點也不好過，隆慶議和之後不久，蒙古部落被後金征服，跟隨著滿清入主中原，蒙古族作為一個政權消失了。現代蒙古國是近代國際政治角力的結果，已經嚴重俄羅斯化。
誰得勝了？中華民族融合勝利了，中華文化勝利了。
家園，永遠的雲岡石窟
就人類目前的認知水平，美應該是宇宙最高法則。如果你想讓你的事業不朽，請尊崇美吧，美是我們事業最後的避難所。俗世的權力、金錢、聲名固然可以喧囂一時，但如果沒有美的庇佑，最後一切都會煙消雲散，蕩然無存。也許只有這樣讚美雲岡石窟才讓我心安。
為什麼農耕文明最終會同化游牧文明，為什麼農耕文明能夠輝煌燦爛，而游牧文明最後會消逝在歷史的長河，猜想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應該是家園意識。家園意識的直接表現，就是建築和藝術。當鮮卑族從盛樂的半定居轉到平城的徹底定居時，雲岡石窟橫空出世。
來自浙江的黃亞洲主席，面對大同市那麼多保護如此完好的古建文物，他問了一個問題，這些東西如何躲過最近的一次劫難——文革時候的破「四舊」，紅衛兵怎麼沒有動手。談到這裡，作為這次作家大同之行的導遊員，山西省終身榮譽獎的獲得者、國家高級導遊員朱孟麟先生給我們講了這些文物保護的傳奇。當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視察大同雲岡石窟，得知雲岡石窟以及其他地方的古建文物沒有被紅衛兵毀壞時，他非常感慨，也許是戲謔，托地方領導轉告大同紅衛兵，感謝他們沒有幹壞事、沒有犯下彌天大罪。中國的三大石窟，面對敦煌，我們常常憤怒於斯坦因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強盜，龍門石窟除了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其他體量小一點的造像，幾乎全部面目皆非，只有在雲岡石窟，才能夠見到保存最完整的東方石刻藝術。是宗教的感召力，是石刻造像的龐大體量，是藝術的攝人心魄，讓雲岡石窟留存於世。保護雲岡石窟幾乎成了每一個時代人們的一種選擇，只不過保護手段和目的各有不同。直到今天，因保護雲岡石窟而拓展了中國文物保護的思路，讓這座城市的一個父母官因保護雲岡石窟而重塑了這個城市的自信。
不必多言云岡石窟的藝術之美。雲岡石窟蘊藏著中西文化交流的秘密，昭示著宗教之與政治的共生關係，是「中國由此邁向大唐（余秋雨語）」的歷史裡程碑。中華大地有那麼多的佛教叢林，雲岡石窟作為一個代表，最有力地象徵著中華民族走向一統的共有家園——佛教信仰。
佛教是中華文化第一次對外來文明的主動吸收，經歷了兩千年的發展，佛教經歷了一系列的中國化，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血肉組成部分。佛教幾乎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族的融合歷史上，佛教成為我們民族團結的粘合劑。
鮮卑族崇奉佛教的歷史幾乎和中原文化吸收佛教的歷史同步，他們後來徹底的漢化，「佛化」當是漢化的前提。契丹族選擇了佛教，在大同市的大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那尊合掌露齒的肋侍菩薩被稱為「東方維納斯」。女真族選擇了佛教，大同市的善化寺隱藏著一段南宋使臣探尋徽、欽二帝的歷史。蒙古族從藏族那裡吸收了佛教，蒙元的疆域第一次把青藏高原納入中華版圖。後金從蒙古族那裡吸收佛教，從而實現了滿蒙一家的同盟戰略。滿清入主中原以後，康熙「不修長城只修廟」，利用佛教，一方面安撫漢族士人的心，另一方面讓蒙古族給自己守住北方，擺脫了以往任何一個中原王朝都必須面對的北方壓力。利用佛教，滿清對西藏地區實現了行政干預，中華的疆土再一次達到了漢、唐時代的頂峰（我們現在簡直不可以想像，如果現代中國的版圖只有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明王朝的疆域，我們該如何發展？）。即使在今天，佛教仍然是我們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重要基石。
也許正是在佛菩薩慈悲的感召下，四個傑出的女性為民族的融合做出了偉大貢獻，北魏的馮太后、遼的蕭太后、蒙古的三娘子、滿清的孝庄太后。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雲岡石窟，佛佑中華。
中國大同，魏都新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禮記·禮運·大同》
「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
——北魏尚書令元澄上皇帝表
隋開皇年間為防禦突厥進攻，在大同川即今內蒙烏拉特前旗北建大同城。唐置大同軍節度使。唐末沙陀人內徙，大同遂僑置於雲州，雲州開始有大同之義。
五代後晉天福二年（937）遼進佔雲州。初為大同軍節度，遼重熙十三年（1044）改雲州為西京，設西京道大同府，重熙十七年（1048）析雲中，置大同縣，為遼之陪都。金、元兩代，大同為西京。明、清兩代為大同府。
作為一種政治理想，「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國歷代仁人志士的奮鬥目標，清末「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為寫了《大同書》。統治者為了掩蓋自己盜取天下的齷齪，也會把權力手腕美化為大同。大同，作為一個地名，最早出現在陰山西南，後來才遷移到雁門關之外、桑乾河之畔。我們無法考證，當年緣何把兩族交戰的前沿陣地命名為大同，從異族戰爭到大同理想社會，不該是一種偶然為之，一定有所寄託。後來，當平城而雲州，雲州而大同，這裡發生了那麼多的民族碰撞、應對、交融，成為一個民族同化的大熔爐。我們有理由相信，只有在這裡，使用「大同」之名應該是實至名歸，名副其實。在這裡，你變成了我，我變成了你，我們走向大同。
G55——二廣高速，北接中蒙邊界，南通中國南海，縱貫華夏大地。二廣高速在大同市繞城段，設立南北兩個高速出口，高懸四個楷書大字：中國大同。很多人對這四個字微微一怔：在這條路，在這個地方，居然有這樣一個路標！一般的路標提示，「大同」即可，或者為了提醒外省的客人，用「山西大同」亦可，而這座城市使用了「中國大同」。主人希望藉此傳遞出更多的文化信息，這四個字應該是大同市耿彥波市長的筆跡。
耿彥波市長已經離任大同市將近五年，就在第三屆著名作家看山西在大同活動期間，我們與大同市的各級領導、陪同人員、普通百姓交談時，提到他們的前任父母官，他們總是充滿感情地稱他為耿市長。網路語言和民間私底下更願意親切稱他為老耿。五年零幾天的任期，不長也不短，一個官員想幹事，這段時間足夠了。關於他在大同的一切，都已經成為了當代傳奇。一個人改變了一座城市，一個城市打上了一個人的烙印。未來，他就像蘇軾之與杭州，白居易之與西湖。他對這座城市的改造力度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繼任者只能沿著他的思路走下去。他對城市的經營和改造，得到了當代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的肯定，出席頒獎儀式並給以高度評價。他為雲岡石窟做了最大的維護和修繕，使雲岡石窟的周邊環境與雲岡石窟世界文化遺產的身份相匹配。他讓分裂幾百年的大同華嚴寺上、下寺，再次合為大華嚴寺。他的大手筆，是打破文物保護的官僚教條，重修大同古城牆。
兩千年來，這是大同城牆的最後一次修復，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文化。大同古城不是修築在歷史的遺迹上，而是修築在大同人民心裡。讓昔日北魏都城的輝煌，激發我們的驕傲，激發我們的自信。這座曾經以採煤而聞名全球的城市，已經實現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從煤都轉變為文化之都，一座城市正勃發出強勁的生機。戰爭過去了，古城牆成了健身的公園。頭頂的那一片亮麗的「大同藍」佑護著新生的魏都。
中國大同，天下大同。
外一篇
您也是一道風景
——拜師記
那天，我們從大同火山地質公園出來，準備直接回城。作為第三屆著名作家看山西活動的地陪導遊朱孟麟先生，不經意提起一段他與這個景區緣份。旅遊大巴正好向朱老師提到的昊天寺開去，聽了朱老師所講的這一段傳奇經歷，作家們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求，拜訪一下那座建在火山口的寺廟。
這是一座建在火山口的佛教寺廟。這座寺廟，據當地史料記載，在北魏年間就出現過，明、清時代也有遺存，但我們眼前的這座新建寺廟，則不過二十年。讓我們動心的，是這座新建寺廟的發起者，當年70多歲的比丘尼——慈圓尼師，而如今92歲的老人家仍駐錫昊天寺，弘法利生。我們的導遊朱孟麟先生是昊天寺重修非常重要的一位助緣人，是朱孟麟先生幫助慈圓尼師募集到該寺修建的第一筆善款。
新修的昊天寺非常氣派，有一座佛塔，山門前邊有一座雕刻華美的漢白玉石牌坊，石牌坊上的題字正是昊天寺善款捐贈的第一人——著名愛國華僑、佛教居士、書畫大家夏荊山先生。正是朱孟麟先生幫助慈圓尼師找到了夏荊山先生，從夏先生那裡募集到昊天寺重建的第一筆啟動資金（90年代的兩萬美金），才有了火山口的昊天寺，才有了那一望無際的綠色生命，才有了後來的大同火山群國家地質公園。
作家們顧不上去參觀昊天寺的建築，在朱老師的帶領下，直接去拜訪奇蹟的創造者慈圓尼師。當慈圓尼師得知是朱孟麟先生帶著中國當代著名的作家來拜訪的她的時候，她非常高興，雖然已經是92歲的高齡，卻耳聰目明，她拉著朱老師的手，說你為什麼不來看我呀。眾位作家都過來頂禮慈圓尼師，慈圓尼師也為作家們摩頂祝福。最後大家與尼師合影留念。作家們都是見多識廣之人，大家如此敬仰尼師，這是佛法的究竟，這是信仰的力量。
從那一刻起，我下決心要拜朱孟麟先生為師，以提升我導遊生涯的人生價值。我當即向朱老師表達了我的想法，並且請作家肖克凡老師做我拜師的見證人。肖老師非常願意幫助我玉成其事，而朱老師卻謙虛太過，一時不答應。我想，我一定能用自己誠意打動朱先生，要採取一個莊重的儀式來表達我拜師的虔敬。
在接下來三天的工作中，我和朱老師見縫插針地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向他討教方方面面的問題。作為一名從業三十多年的老導遊，他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旅遊業的發展，朱孟麟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旅遊業從業人員的楷模。作為國家級高級導遊，朱老師一直是山西省導遊培訓和主考老師。2011年6月山西省旅遊局授予他導遊終身榮譽獎，這是山西省第一位，也可能是全國導遊的第一位。年屆退休的朱孟麟先生，沒有其他導遊員的華麗轉身（或教書、或管理），一直是奮戰在一線崗位，這是他對自己最滿意的地方，也是他引以自豪的地方。作為一名中國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員，擔任領隊，他足跡踏遍五大洲，到過五十多個國家，僅泰國就去了三百多次；當全陪，他可以帶遊客巡遊全國；任地接，他可以講解山西，講解大同。大同市的導遊教材，就是朱老師編著的。《中華英才》雜誌2016年第16期，發表了題為《朱孟麟：導遊且懷導師志，九州華章壯遊蹤》的長文（四個版面），報道了朱老師的事迹。對自己的導遊生涯，朱老師說導遊就是一個高級僕人，做好服務，做好講解，就是導遊的職業本分。什麼叫不忘初心？朱老師的職業生涯就是不忘初心。面對經濟大潮中的導遊亂象，朱老師痛心疾首，一聲長嘆，導遊怎麼可以變成了導購？不能兼濟天下，何妨獨善其身。
在第三屆著名作家看山西活動中，朱老師用自己的敬業精神，用自己精湛的業務技能，再次獲得作家們的好評。作家們紛紛給朱老師題字留言，讚美有加。本次活動的主席團團長，中國作協副主席、浙江省作協主席黃亞洲這樣題辭：「大同傳聲筒，雲岡擴音器，山西吹鼓手，中國好導遊」。雖然是硬筆題籤，但黃亞洲主席主動提出給題籤蓋了朱紅印章。朱老師向各位作家贈送了自己的導遊業務專著《我說大同——一個高級導遊對大同的解讀》。與前兩屆著名作家山西行不同，這一次，作家們不僅飽攬塞上風光，感受了大同的燦爛歷史，並且，通過朱孟麟先生，近距離領略了大同的厚重人文。大同真的是人傑地靈，非同凡響。
朱老師，您也是一道亮麗的風景，您為大同增了光。
我要拜朱孟麟先生為師，不僅在業務上可以幫助我提高，更看重的是朱老師的人品。「經師易得，人師難得」。因為職業的緣故，朱老師已經成為一個文化使者，他與海外華人的諸多故事，聽來讓我們為之感慨不已。常言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朱老師真可謂讀書萬卷，行路百萬，閱人無數。朱老師的人生閱歷罕見，能分享朱老師導遊生涯中的無數故事，這將是人生一大幸事。謙虛的朱孟麟先生一直不答應我拜他為師，在我誠懇請求下，他答應收我為徒。本來，我計劃舉辦一個鄭重的拜師儀式，天津的兩位作家肖克凡與龍一老師也樂於襄助。只可惜，一則因為行程緊張，再則因為朱老師的謙虛，沒有舉辦成儀式。在雲岡石窟露天大佛前，有肖克凡老師作證，有朱老師的其他弟子作陪，我們合影留念，聊為我拜師的儀式。
在作家行的最後一天，作家秦嶺老師、朱孟麟先生、我三人有緣回到我的家鄉遊覽應縣木塔。在講解應縣木塔時，我不敢「關老爺面前耍大刀」，朱老師卻堅持讓我講，爾後我就不揣愚魯，按照自己的理解作了一點簡單的講解。朱老師給了我肯定。當我再次提出舉行拜師儀式時，朱老師說免了吧，他說他已經認可了我這個徒弟。朱老師佛學修養深厚，他明白「凡所有相，皆屬虛妄」的道理。
在臨別的時候，我提出要幫助朱老師把他的導遊生涯寫出來，書名已經想好了，就叫《閱人無數》。我和朱孟麟先生的故事剛剛開始。
作者簡介：
馬艾，山西應縣人，70後，高級講師，導遊，山西省旅遊專業骨幹教師，朔州市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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