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日語的張豐先生，陰差陽錯成為日本漢方研究的先行者
「臨床上加強對日本漢方和中醫經方用藥分量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大課題」。他的臨別贈言好像是古人「中醫之奧秘在於分量」一語的現代版。的確如此，日本漢方和中醫經方用藥分量的明顯差異，象一堵高牆阻礙了兩種醫學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一直到了黃煌的出現，才使這種舉步維艱的被動局面有所改觀。
張豐先生（1919年10月—2002年6月6日）離開這個世界已經快六年了，社會上現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了，他漸漸淹沒在人們的健忘里。即使還記住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個革命者，教育家，基層單位黨的領導，最多只是說他當過右派。「他的一生閃耀著傳奇色彩，有過光輝的歷程，也曾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歲月」。如果只用以上三十個文字概括他的一生固然很正確，然而會遺漏了一段重要的歷史。那就是他的25年不愉快的生涯。人們也許會想知道在這漫長的25年中，他的大腦都在思考什麼問題？
在他右派生涯的最後5年，我有幸認識了他，和他近距離接觸，了解到那一段時間他的部分思想痕迹以及他的追求和思考。
張豐先生比我大24歲，論年齡應該是我的父輩，但我們都稱呼他「老張」。這是因為當時他是「右派分子」，沒有什麼稱呼比這更合適。我認識張豐先生後，向他求教日語知識，研究日本漢方醫學，並就針葯結合使用，腹診在方證辯證中的地位等問題交換意見，得到幫助。
張豐先生見多識廣，知識淵博，思維敏捷，嫻熟日語，了解日本漢方醫學的研究路徑，又能從臨床角度引進日本的體質學說。他從不隱諱和保守自己的心得，願意和別人分享。我在狀元橋期間，和他交往5年，在他的指點與啟發下，通過反覆的臨床實踐，才逐漸觸摸到了日本漢方醫學的輪廓。
1
初識張豐
我是偶然認識張豐先生的。
那是1974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學校放學後，我信步走出校門，到狀元公社醫院去找陳醫生。陳醫生是西醫內科醫生，很有學問，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現代醫學的知識，是一個對我的人生有重要影響的青年時代的朋友。那天，就在他的診室里，我認識了張豐先生。張豐先生當年55歲，身材高大魁偉，一口略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親切爽朗。過去從陳醫生那裡我已經知道不少關於他的傳奇般的經歷；知道他從大學時代就參加革命；知道他日語水平很高，因為出身在山東，抗戰時山東是淪陷區，他的中學階段是由日本教師來上課的，所以他的日語程度是非常人可比的；同時還知道他從小就喜愛醫學，1958年下放到溫州市郊狀元南山陶瓷廠當工人以後，20年來，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醫學的研究上了，也經常為工廠內外的群眾扎針開方，療效頗好。對，那天他是為了給自己治腰痛抓藥來狀元公社醫院的，他抓得葯是烏頭桂枝湯，。我經常使用附片，但從未使用過烏頭，而且烏頭劑量達每劑20克，這就可見他的經方造詣了。當我問及烏頭劑量時 ，他坦然地告訴我，他是在給自己治腰痛時，從小劑量開始慢慢添加的，每劑20克才有療效，同時每劑都要加蜂蜜50克入煎。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良好，我真高興。那一天又正好是我的30歲生日，我甚至不為荒謬地認為和張豐先生認識是上蒼送給我最好的禮物。告別時，我們要求去他那裡看望他，向他請教，他答應了。他笑著說：「我整年整年地租住在陶瓷廠附近的農民房子里，幾乎不回家，歡迎你們隨時來臨，只要不是上班時間，我都願意陪你們聊天」。
2
漢方世界--體質方證
從此，我們開始了頻繁的交往。張豐先生多次地勸我們跟他學習日語，我們開始也斷斷續續地學了半年，但進展得不理想，他也不勉強我們了。後來，我發現他房間里有大量的日本漢方刊物，於是我們談話的話題就慢慢地圍繞著日本漢方的歷史源流而展開。我過去通過閱讀陸淵雷的著作已經了解一些日本漢方家的情況，如他們 「祖仲景而宗東洞」所以「重傷寒而輕內經」；如陸淵雷曾經為湯本求真的《皇漢醫學》中譯本翻譯過一章等等；淺田宗伯1879年9月4日用「走馬湯」治癒後大正天皇幼年的急驚風，但我知道的都是30年代以前的事了.張豐先生口中卻是70年代的日本漢方界。他對當時日本漢方界的動態了如指掌，說起大冢敬節、矢數道明、龍野一雄等思想觀點、學術見解來如數家珍。我能碰到這樣的良師益友真是三生有幸。
有一次，他給我講解日本漢方對體質的研究，當我聽到「肌肉質、筋骨質、腺病質、營養質」等從未聽過的新鮮名詞時，就情不自禁地尖叫起來，他看到我少見多怪的樣子，笑了笑說：它們是日本體質論中的普通概念，這些名稱是屬於人類氣質學、生理體質學的領域，和傷寒論中的「喘家」、「淋家」、「飲家」、「汗家」、 「亡血家」、「風家」、「冒家」、「虛弱家」等病理體質學名稱有差異。它們和日本近畿大學有的滋教授提出的「防風通聖散證」、「大柴胡湯證」、「桃核承氣湯證」等治療體質學名稱亦不屬於同一範疇。
聽了他一席話，讓我初步認識到辨體質和辨疾病用方的關聯性，我就進一步詢問他腺病質、筋骨質的人的心理、氣質、生理特徵，臨床上和「方證」的內在聯繫等問題，他多一一作了回答。記得他說：腺病質的小兒比較多見的有「小柴胡湯證」、「柴胡桂枝湯證」、「小建中湯證」三種。他可能擔心我不理解，轉身走到書架上，戴上眼鏡，熟練地抽出一本《東洋醫學》雜誌，翻到一篇論文，指了指一段話說：「你自己看看」。我拿來一看，看到雜誌上兩段用鉛筆划了線的日文，反覆看了幾次，似懂非懂。他知道我不很理解，就指著這段划了線的日文，用日語慢慢地讀了幾次，然後用帶有稍稍山東口音的普通話解釋給我聽：鯰川靜認為：「腺病質」的小孩，一望就知道是桂枝湯證。胸脅苦滿的輕症，都見於腺病質的病人，可以用小柴胡湯來改善體質」。
30多年過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耳提面命的教誨，歷歷在目，永記不忘。
3
漢方世界--體質.方證.（炙甘草湯證和柴胡加龍牡湯證）
1976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學校放學後，我在狀元街遠遠地看見了張豐先生，他魁梧高大的身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不難找到，我高興地向他跑去，拉著他的手，向他請教一個臨床的問題。
我碰到一個急性心肌炎的病人，男，20歲，農民，身材高瘦，素來身體壯實，一個月前感冒發燒後，心悸，脈律不齊，口乾苦，夜間小便2次，大便稍結, 臍部動悸亢進。我根據：「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頗有信心地投以炙甘草湯，誰知道連連服了20帖還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接下去不知道該怎麼辦？
張豐先生看見我焦急的樣子，慢慢地說：「好像這個人的體質特徵不符合炙甘草湯證，炙甘草湯證一般消瘦虛弱，這個人具有筋骨質體質特徵，應當是考慮大柴胡湯、柴胡加龍牡湯為好」。我好像聽到一個石破天驚的聲音。過去在他書房聽他坐而論道，每當聽到迷惑處常常身不由己地撫掌沉思，每當聽到精彩處常常情不自禁地擊掌叫好，每當聽懂奧秘處常常不經意間捧腹大笑。從來沒有象這次結合臨床具體病例聽他一一點評，他的點評如真像張子和的書名--《醫門棒喝》，使我整個人如受電擊，一下子傻了。他好像沒事一樣，撫著我的肩膀向他的鄉間農舍走去。
在他的書房，他搬出了好多漢方醫學書籍和雜誌，一一給我講解，我聽到、看到了日本漢方醫學家對使用炙甘草湯時病人的「消瘦虛弱」體質的精闢論敘，如荒木性次的《古方葯囊》：「脈結代，心動悸----素體衰弱-----故本方治虛人勞傷諸疾者為宜。」；淺田宗伯翁的《橘窗書影》：「40歲婦女。傷寒後，心中動悸甚；咽喉時迫急而少氣-----脈虛數，形體贏瘦如柴，腹內虛軟如貼；飲食不進。余日。舍炙甘草湯加桔梗,余無適方也。連服其方，數旬動悸漸安，肌肉大生」; 大冢敬節氏的《漢方治療實際》：「患者體瘦，----脈搏每分鐘106次，時來結代。臍部動悸亢進，口渴。用炙甘草湯10日，動悸減輕，每日大便均行，一般狀態好轉.」。臨走時，張豐先生將湯本求真的《皇漢醫學》中譯本（周子敘譯195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送給我，當從張豐先生住處出去，我象叫花子撿到金元寶一樣地高興。後來這一個急性心肌炎的病人，我就用了柴胡加龍牡湯，連服10天就有明顯效果。再斷斷續續服用1個來而緩解。
4
漢方世界---外感發熱和葛根湯證
1975年暑假，和往年一樣，我沒有回永強青山老家度假，而是與家人一起居住在狀元橫街小學裡。橫街小學和漁業小學只有一牆之隔，放假後的校園空蕩蕩的，又沒人管束，這樣就可以整日與來診的病人在一起了。平時上課期間，只能在中午與傍晚時為患者看病，由於看病是盡義務的，不收門診費。所以學校領導與同事也十分支持。從1972年2月開始，我到狀元橫街小學教書，每個暑假都是這樣度過的。每當暑假來臨時，我臨床的機會就明顯地增多，這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最好機會。再加上受診者全是左鄰右舍、周圍群眾、兩個學校的師生，所以有效無效隨時可知。
暑假中三種病最多，一是小兒發熱，二是中暑，三是腸胃炎。我運用經方的方證辯證和針灸、刺血、療效很好。記得一位10歲男孩,是隔壁漁業小學的學生，發熱腹痛三天三夜，在醫院診斷為「急性胃炎」，治療後緩解，但藥物一停，又發作如前，家人將其背來受診。小孩發熱、頭痛、口苦、欲嘔、心下壓痛、煩躁、尿黃，是典型的柴陷湯證。我先行針刺「內關」，兩針下去，患兒噴吐出大量黃涎穢物，疲倦睡去，一會兒醒後，諸症悉除，僅心下稍有壓痛，給他輕量的柴陷湯一劑，隨後大安。如此診治，漸漸地在群眾中獲得了好名聲。
我診治外感發熱，不管病因是細菌還是病毒，初期表證，全都是辛溫解表。葛根湯首當其衝，加以大椎、耳尖、少商放血，療效斐然。當我興奮地把這些案例一五一十地告訴張豐先生時，他神色嚴肅地點了點頭說：「你要小心，你要記住，你在和中醫界流行的傳統觀念分庭抗禮。大熱天你用辛溫的方葯治療發熱，醫院中藥房裡會給你抓藥嗎？」我說: 「醫院裡中藥房的老邱醫生開始有些躊躇，後來詢問患者的療效，也就不為難了。但他的心中是不認同的的。有一次他以責怪的口吻對我說：『我一輩子沒有又見過這樣用藥的』。老邱醫生他一臉猜度、疑惑的神色使我久久難忘」。
張豐先生聽後一聲嘆息說：「正如陸淵雷所說的，麻黃、桂枝、附子在仲景時代是黨國要人，而現在門庭冷落了。然而，日本各派漢方家，如大冢敬節、矢數道明、清水藤太郎、藤平健、龍野一雄等都認為葛根湯、桂枝湯既是普通感冒初期的首選方，也是所有急性傳染病如腸傷寒、痢疾、瘧疾、白喉、破傷風、猩紅熱等病前軀期的首選方。一般各系統感染性疾病的初期發熱使用葛根湯、桂枝湯、麻黃湯更是家常便飯了。那有象我們現在中醫界，將麻黃、桂枝、附子視為狼虎葯。」
我問：「臨床上療效肯定的東西，我們為什麼不推廣？」
「人們的判斷系統是在某種思想觀念指導下工作的，觀念錯了，即使客觀事實擺在面前也會視而不見。所以，中醫學歸於一統是很危險的，它會使人鴉雀無聲。任何學術討論只講立場，事實就變成奴僕。某種東西在無形中制約著我們，就是意識到了，也無能為力。」張豐先生把我的問題引向縱深。和張豐先生的談話，使我在更廣闊的領域看到中醫事業的前景。
臨別時，張豐先生說；「送你一句話。日本漢方家奧田謙藏把仲景的話『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轉注為『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冰也』，這句話轉注得好，對臨床很有指導意義」。
和張豐先生分別後第二天，我用辛溫解表的葛根湯治癒了一例疑似乙腦病兒，又一次用事實堅定了我用辛溫解表方葯治療外感發熱表證的信心。診治過程如下：
一個三歲女孩陳小茵，住離校20多里外的狀元公社徐嶴大隊，四天來由於持續高熱，神昏嗜睡，頸項強直等癥狀，送院治療，西醫認為有「乙腦」可疑。因其家人拒絕抽驗脊髓液等檢查，故未確診。僅予以中西藥物對症治療，但病狀不減，1975年8月10日特來邀診。當時病兒處於嗜睡狀態，體溫高達41 C°，頭額極燙，而兩足冰涼，脈浮數130次/分，家人見其高溫不退，整日以冷麵巾敷額，大扇搧風，以求降溫，而病兒卻毛孔悚立呈惡風寒狀，查其苔白而滑，項部強直，克匿格氏征明顯，無汗，時有噴射狀嘔吐。當時我以其項背強直，發熱惡寒無汗，脈浮數，苔白滑為主證，並顧及嘔吐等癥狀，斷定應予葛根湯加半夏湯以求解肌發汗，升津舒絡，止嘔降逆。並將『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冰也』的治療原則用通俗的言語告其家人：「外感表證高熱為機體抗病的徵象，無須進行任何外力強求降溫。」服後2小時，汗出，體溫降至38 C°，嘔吐止，口渴求飲。再試以大扇搧風，再也不見畏風寒之狀，而精神卻極度疲乏，惡衣被，小便變黃，大便未解，脈象轉為洪大，我知病情已轉向陽明階段，表明險期已過。這是我學習清代名醫陸九芝《世補齋醫書》後得來的臨床經驗。陸九芝有句名言：「陽明無死症」，他認為嚴重的表寒證經正確的辛溫解表後，其殘餘寒邪化熱傳變入陽明是佳兆，他認為病到陽明就象罪犯逃進了死胡同，雖然氣焰囂張，但已無路可逃，只要治療及時、方葯正確，就可痊癒，。於是即予以白虎加人蔘湯二劑，隨後熱退身涼，諸症消失，無任何後遺證。
一周後，當我把這次治療經過經過興奮地告訴張豐先生時，他一臉虔誠，眼睛裡閃爍著拘謹的喜悅，非常仔細地將各個診治環節詢問一番，沉思了幾分鐘，沉重地吐出兩個字：「好險。」 張豐先生口中的「好險」兩字，與其說是讚許，還不如說是責備，我感到一頭霧水。看見我一臉的迷惑，他就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接著他沉重的語調慢慢地轉為輕快，認為我的診治處理是得當的，是臨床水平的一次考核，並以日本漢方家和田正系的醫案---用葛根湯兩劑治癒一個8歲男孩的夏季腦炎---來佐證我的診治的合理性，接著系統地講敘了病因學說的負面作用，他說：「這個病例，用溫病學說來辯證，它的病因病名是暑溫夾濕，病位是衛分，一般治療方法是辛涼解表輔以芳香化濕，和你的診治方案南轅北轍，你的辯證方法肯定受到大家的非議，但臨床實踐證明你是對的，所以目前佔據主流地位的中醫理論就有問題。我認為溫病學過於強調了病因的作用，錯誤地強調傳染性與感染性疾病就是溫病，溫病的病因就是溫熱邪氣。這樣一來，無形中將「審症求因」的 「發病學」上的病因，變成為「原始」病因。溫病學在外因決定論的指導下，把氣候因素這一個引起機體生病的條件，轉變成判斷病證性質的病因。這一錯誤觀點會在醫者的思維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他的講話有很強的邏輯性，在富有哲理的思辨中將中醫病因學說的消極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聽他說話對我來說就是一種精神啟示。
又到了該告別的時候了，他的目光凝重了起來，盯著我的雙眼，語氣沉重地說：「象這種持續高熱的病例，嚴格地說應該住院治療，即使服中藥，我認為也要同時給予輸液。當時你限於條件，沒有給予輸液，今後一定要特別注意。我研究了《傷寒論》里有關死亡的條文，它們所論敘的病況，用現代醫學的眼光來看，好多死亡的病例不是死於疾病，而是死於水和電解質平衡的失調，所以持續高熱的病人，特別是兒童，糾正水和電解質平衡的失調是必要的」。在他的這段話中，我才掂量出起先他說的「好險」兩個字的分量。
5
漢方世界—方證、體質和腹證圖
和張豐先生在一起就有說不完的話題，就是同一個話題，在另一次的交談中又會產生許多新的內容。譬如我們已經無數次地討論過方證、體質和腹證，但在 1976年冬天一個周末下午，當我們偶然談到稻葉文禮的《腹診奇覽》中的腹證圖時，張豐先生又圍繞著這一話題發表了他自己獨到的見解。開始他提出一個問題：「腹證在《傷寒論》中比比皆是，它是方證辯證中一個重要指證，然而就我的視線所及還沒有發現古代中國有一幅腹證圖，這是為什麼？」張豐先生就是這樣時時能爆出一個我們率以為常，但孰能無睹的問題，我知道這肯定會涉及一個重要區域的內容，就不答話，準備聚精會神地洗耳恭聽。他見我不做聲，就把這個話題向前展開：「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禮教森嚴，阻礙了腹診的研究，這當然是一個理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國古代禮教森嚴為什麼能容許春宮畫，醫學上的腹證圖難道比春宮畫更不符合禮教。其實是中國古代的儒家道統「重政務、輕自然、斥技藝」，對從事科技的人只能列為「方技」之列。古代名醫以『儒醫』而自許，所以內心都自覺地尊奉儒家道統。儒家道統認為，醫學雖然是小道，也應該以陰陽為綱去窮究天人之秘，把握疾病的本質。任何科學發明和技術創新都是「奇技淫巧」，都是君子所不為的『器』。儒家公開宣揚：『君子不器』，這就從根本上宰割了中國古代醫生研究醫技的慾望，壓制了科技創新的熱情這就是古代中國沒有發現一幅腹證圖的根本原因。」這一些話，我聞所未聞，但句句在理，雖然不能完全理解，卻開啟了我探索醫理的慾望。
張豐先生意猶未盡，我頷首凝聽。他洋洋洒洒地順著自己思路盡情發揮：「日本漢方家吉益東洞倡導《傷寒論》中『方可取，論不可取』的觀點，使得日本漢方界 『重方輕論』蔚然成風，也就是說，一反儒家道統的『重道輕器』而主張『重器輕道』。所以日本漢方界普遍重視方證、腹證等可操作性指標的研究，大家都認為腹證就是和方劑相適應的特殊證型，所以後來就出現了《腹診奇覽》中的腹證圖。有了腹證圖，加強了視覺記憶，每一個腹證的特點更加容易把握。」
接著他給我打開一本1964年日文版的日本漢方家矢數格著的《漢方一貫堂醫學》，翻到『防風通聖散腹證』一頁，指著圖對我說：「防風通聖散不是張仲景的方，原來是治療外感熱病的表裡雙解劑，日本近代漢方家森道伯開拓了它的治療新領域，認定它是改善「臟毒證體質」的最佳方劑。一些複雜的慢性病只要符合『防風通聖散腹證』，再加上強壯的體格，大便秘結的傾向，投此方就有較好的療效。此方的腹證很有特點，腹診時腹部充實有力，以臍為中心鼓脹結實。」我看到這幅腹證圖很形象地表現出腹臍部充實、鼓脹、結實的病態，肚臍周圍畫有從小到大的圓圈。它們以肚臍為中心，由近到遠，有密到疏，有序地排列。腹證圖比文字描寫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張豐先生的手指指著他自己的腹部說：「我的腹證就是典型的『防風通聖散證』。來，你用手用力地按一按，推一推，具體感受一下是有收穫的。」他脫掉大衣，平躺在床上，閉上大眼作休息狀。
暮色中，冬日裡，望著他那坦然坦率、優雅從容地躺在床上的樣子，我非常感動，也永遠記得。
我用自己右手放在他寬大、鼓起、溫熱的腹臍部，使勁地按壓，的確很結實。他輕輕地說：「你的手掌的大、小魚際肌要用力均勻，以臍為中心慢慢地旋轉按壓，你是不是已經感覺到肚臍周圍的腹肌最緊張，象繃緊的鼓皮那樣緊呢？」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他說：「現在，你的手掌離開肚臍，從距離肚臍較遠的地方以旋轉按壓的動作漸漸地向臍靠攏，感覺和體會一下它『向臍性緊張』的特徵。」說到這裡，他補充一句：「『向臍性緊張』這個詞語是我杜撰的。」我的手掌在感觸著他身體的溫暖，我的心在感觸著他的心的溫暖。這個他『杜撰』的詞語，形象地概括了『防風通聖散腹證』的特徵，同時精確地概括了腹證圖上以肚臍為中心的從小到大、有密到疏的大小圓圈的有序排列的深刻內涵。『向臍性緊張』這個標誌性的辭彙，已經把這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里。
張豐先生站起來以後繼續說：「日本近代漢方家森道伯把人的體質分為三大證，即淤血證體質、臟毒證體質、解毒證體質，其中臟毒證體質的人，體格健壯，中青年時比較健康，進入老年死亡率較高, 因為他們容易患上高血壓病、冠心病、糖尿病、腎萎縮等病。我就是臟毒證體質，現在已經有高血壓病、高血脂、糖尿病了，能改善體質的方就是『防風通聖散』，今後也要多多依靠它改善體質了」。
那天我親身體會到了他誨人不倦、身體力行的言行。為了使我掌握『防風通聖散證』的腹證，他從言語、文字到圖形，一直到利用自己的軀體當做道具。我知道，他留在我心中的豈止是一點漢方知識，一個他『杜撰』的詞語而已。
冬天的傍晚，天暗得早，寒風凜冽，我卻沒有一絲寒意。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裡反覆琢磨著張豐先生剛剛講的每一句話的內容並回味著他講話時的語氣語調。他那徐緩、自信的論敘使我著迷，對，我從未聽見他大聲地說過一句話，我也從未在他身上見過與真善美不相容的品性。
6
漢方世界—少陰表證和「麻黃附子細辛湯」
在那風雨如晦的年月，有好多飽經滄桑的讀書人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學中醫的這一條道，在我所認識的親友中就有六、七個人，如我父親、我老師何黃淼先生、張豐先生等等。
我父親是中學教師，41歲時被單位精簡，當時正是國家困難時期，精簡後就被下放農村。他患有肺結核病，他選擇學中醫是為自己治病，後來經過何黃淼先生的指點，開始系統地學習中醫理論並用針灸進行自我治療，兩年後，他的肺結核奇蹟般地治癒了。
父親和何黃淼先生都熱心地鼓動我學習中醫，於是我就拜何先生為師，走上了自學中醫之路。我也是依靠那套統編教材入門的，那時是利用繁重的農業勞動之餘的一點點空隙學習的，其中的冷暖,真是如魚飲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三十年代出版的陸淵雷先生的《陸氏論醫集》。從《陸氏論醫集》中知道了中醫學中還有一種「方證對應」的辯證路子。這條路是東漢仲景所創立的，這種「方證對應」的路子創立後，一直沒興旺過，到民國時，幾乎斷了香火。令人慶幸也令人痛心的是日本人傳承了仲景的香火，並發展成為漢方醫學。《陸氏論醫集》中，陸淵雷先生能權變自如地分析複雜多變的疾病，顯現出了非凡的功力。他筆掃千軍，淋漓痛快的批判也吸引著青年時期的我。反覆熟讀了陸淵雷先生的激情洋溢的著作後，我就從雲山霧海的中醫理論的概念叢林里走了出來。從此，我一邊研讀《傷寒論》和日本漢方醫學的書籍，一邊進入臨床。由於 「方證辯證」和針灸相結合，臨床上就能得心應手地治療一些中醫、針灸的適應證，逐漸地有了群眾基礎。這些中醫、針灸的適應證都是普通的病，只是因為西醫藥屢治不效，所以人們誤認為是「陳痾痼疾」，其實是一種疑而不難的常見病。
我的父親學中醫起步比我早，治病以針灸為主，按部就班地學習正統的中醫理論。他對古代儒醫傾心嚮往，對《內經》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頂禮膜拜，對仲景《傷寒論》僅僅是禮節性的尊重，對葉天士卻是十足地五體投地。因此我們父子倆時常為醫學觀點的不同而發生爭執。
913林彪事件後，我到狀元代課教書，後來有幸認識了張豐先生。張豐先生的出現，使我對日本漢方醫學的學習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我父親單獨一人居住永強青山，一邊醉心於專病專葯的研求，一邊為鄰近幾個村子的群眾看病。由於他診病仔細，面面俱到，極為認真，也頗有人氣。
父親體弱消瘦，經常感冒咳嗽、咽喉不利，都自行中藥、針灸治癒，但1977年夏天的那一次不一樣，感冒發燒、頭痛五天不愈，他自己針灸，開一些辛散解表的中藥服用，總是無效。西藥亦用過不少，體溫反而越來越高，最高時曾經達到攝氏40度。神疲脈數，形寒肢冷、手腳冰冷，兩條棉被蓋在身上還覺得不暖，頭痛用布帶捆緊稍安。我星期天回家，正趕上了父親患病卧床。父親體溫雖高，但他自我感覺不但不發熱，反而畏寒無汗。我診察後，認定是少陰表病，馬上給他服用麻黃附子細辛湯。父親服藥五個小時後，果然汗出熱退，僅有咽痛而已。我內心洋溢著成功的喜悅，但父親並不這樣認為，一味強調我的辯證有誤，不然的話，為什麼反添咽痛乾澀。他要我把處方給他看。看了以後他大吃一驚，生氣地說：「你明知我有肺結核病史，經常咳嗽、咽喉不利，人又是消瘦的陰虛體質。這次發高燒，體溫 39度，脈搏每分鐘100次，還用這等溫熱藥物，豈不是南轅北轍，極為危險?」我說：「要說危險，老年人在發高燒時的危險，莫過於出現感染性休克，臨床上在發熱、脈數時，如出現形寒肢冷、神疲脈弱，是《傷寒論》中的少陰表病的表現，就有高度危險性。你受涼後，發高燒，但神疲蜷卧，手腳冰冷，脈象雖然數，但沉細弱。你萬幸沒有出汗，所以還可以用扶陽解表的麻黃附子細辛湯退熱降溫。你雖有肺結核病史，又有陰虛傾向，但當時急性陽虛和風寒表症是你疾病的主要矛盾，只有迅速地解決這一主要矛盾，才能退熱降溫、保存津液。」父親難以信服我的辯解，埋怨道：「什麼『急性陽虛』純屬自造概念。不是用藥過偏，你說說為什麼熱降了，反添咽痛乾澀，明明是辛熱傷津。」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心裡想父親他為什麼不會權衡輕重，而是這樣地求全責備呢？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之中，耳邊不斷地傳來父親憂心忡忡地告誡聲：「今後，你假如遇到象我這樣的病人，千萬不要開這類的藥方。」他的意識深處可能認為，用扶陽解表的湯藥治療老人外感發熱，即使有效也不符合正統的中醫理論的，是一種危險的療法。他痛切地說：「你除了《傷寒論》以外，對其它醫家缺乏敬意，對日本漢方倒有著旺盛的閱讀熱情，對你這種荒誕的學習興趣，我一直持反對態度。日本漢方的『方證對應』是辯證的初步，你一條道走到黑是進入了死胡同，偶有閃失是要吃官司的。」 我端詳凝視著父親病後憔悴的面孔，無奈地點點頭。他認為我已接受了他是意見，於是吞吞吐吐地說：「其實，------」 我從他欲語還休的眼神里，讀懂了他不想挑明的後半句話的意思。他想必認為，外感發熱一般六、七天不治也愈，扶陽解表反而陡增咽痛而已。這時，說實話，我心裡難過極了，更加明顯地感觸到我們之間的深重隔閡。
回到狀元鎮以後，我反覆地思考我和父親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我想由於各自生命形態上的經歷太過懸隔，所以也導致了彼此的中醫觀點也發生差異、偏轉和倒置。有些問題還沒有展開討論就發生對立，我們之間可能在出發點上預先就已經存在著誤會。不管我如何試圖糾正自己的情緒，從正面考慮父親的意見，但總是很難說服自己。
1977年初秋，我多次出入於張豐先生的住處，和他交換我這次悲欣交集的診治的感想與體會，希望從他那裡獲得教益和力量，獲得啟迪心智的見識。同時他著力於研究「個案」中的方證與體質關係，我的「個案」堪稱典型，興許他也會感興趣的。
一天下午，在張豐先生的住處，他聽完我嘮嘮叨叨的敘述後說：「你父親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雖然你的診治也能用正統的中醫理論解釋清楚，但人們可以從好多方面來責難你，如夏天的暑熱啦，如發高燒，體溫39度，脈搏每分鐘100次等熱象啦，有肺結核病史啦等。這就是現在中國中醫界的現狀，你不得不正視它。」他平靜地看著我說：「你能在現代醫案里找到多少類似的臨床報道？就是在古代醫案中也很少這樣的記載，人們對外感高熱常規治法是辛涼解表，清熱解毒等。外感高熱辛溫解表已經是令人乍舌了，更不用說辛溫解表加辛熱扶陽。」他走到書桌旁邊，拿來一本《葉天士醫案》說：「這是中醫的臨床必讀之書，你就尋找不到扶陽解表的麻黃附子劑退熱的醫案。」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讀過這本書，發現書中很少有記載麻黃、桂枝等辛溫解表的治法，更遑論扶陽解表。徐靈胎針對《臨證指南醫案》中這一不正常現象也有議論，他認為「此非此老之過，乃編書之人胸中漫無定見耳」。
張豐先生話鋒一轉，就講到了日本漢方醫學：「日本漢方家解讀《傷寒論》的少陰病為『表陰證』、『表寒證』是獨具慧眼的。他們認為，凡小孩、產婦、老人等體弱的人外感表證，即普通感冒、流感、各系統感染性疾病的初期，所有急性傳染病的前軀期都歸屬於『表陰證』、『表寒證』的範圍。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是少陰病的首選的常規用方。可見現代中醫臨床，借鑒日本漢方的研究成果極為重要。你和我臨床診治一些體弱人的外感表證，也是運用這個觀點的。」他又找來一大迭日本漢方資料，熟練地翻到他需要的地方，一一地指劃給我看。這是他的習慣，總是用翔實的書面文字來驗證所言不虛，強調事出有本。
他盯著我的眼睛說：「到底是不是少陰病？僅憑『凡小孩、產婦、老人等體弱的人外感表證』是不夠的，還需要足夠的臨床證據」。我點點頭，他站了起來，點數著自己的指頭說：「首先，患者臉色蒼白，甚至貧血貌，精神疲倦；第二，雖然體溫表測量是高熱，但患者自覺卻無熱感者；第三，全身惡寒，特別是頭部畏寒明顯，患者需要戴帽來保暖，一般四肢冰涼；第四，肢體、關節不適或疼痛，特別是頭痛，患者喜歡用布帶捆緊。第五，脈象沉數，一般虛，也可以不虛。」他還將一些特殊的、非常見的方證，如假熱的四逆湯等作了說明。
接著結合我父親的病例，他和我交換自己的見解：「你父親的病況是基本符合少陰病的『表陰證』、『表寒證』，選用麻黃附子劑也比較合適，但你還需要考慮他的 『腺病質』體質。雖然，這種體質的人，隨著年齡的增大對本人健康的影響愈來愈小，但生病的時候，還是要認真考慮的。所以，我認為麻黃附子甘草湯對你父親比較合適。日本漢方家龍野一雄認為：『麻黃附子甘草湯可用於比麻黃附子細辛湯證的全身癥狀輕緩者，一般伴有咽痛。甘草的藥效是緩和氣道，治療咽痛。』 總之，麻黃附子細辛湯證和麻黃附子甘草湯證要作仔細鑒別，除此之外，還要一一排除四逆湯、真武湯等方證。」
討論接近尾聲時，我提出了幾個『節外生枝』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的日本漢方家臨床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的時候辯證不很規範，僅僅是根據『凡小孩、產婦、老人等體弱的人外感表證』就投藥，麻黃附子細辛湯成為小孩、產婦、老人等體弱的人外感表證的常規用方。臨床結果是：有的效果良好；有的無效的，但也不見出現有什麼副作用的報道。我們臨床能否可以仿用日本漢方家的這種常規用方方法？」 第二個問題是：「外感表陰證病人，出現發熱、惡寒、頭痛、無汗等明確的表證，假如由於辯證不當，誤投麻黃湯、葛根湯會有什麼後果？」 張豐先生對我提出的問題沉思了好一會兒，回答說：「這兩個問題提的很好，我們需要好好思考與準備，留待下次討論吧。」。
一周後，我又次來到張豐先生的農舍，就上次的話題繼續交談。張豐先生一開始就說：「第一個問題牽涉的面比較大，留待以後我們慢慢解答。第二個問題，我認為誤投後有什麼後果要根據患者的體質狀態來決定的。體質狀態好的，可能僅僅是無效，拖到一段時間，待患者體能恢復了，也會汗出而愈；體質狀態差的，可能就會變證百出。」我默默地聽著，知道他已經作了一定的準備，就靜靜地等待著他的更深層的發揮。
張豐先生繼續說：「民國時代的丁甘仁老母親外感表證惡寒發熱一案，因為那段時間丁甘仁不在上海，丁甘仁的門人反覆商議，投麻黃湯一劑。葯後，畏寒、發熱、無汗等外感表證不解。原方加麻黃又投一劑，又無效。原方再加麻黃又投一劑，又無效。原方再再加麻黃又投一劑，葯後大汗出，滿室穢臭而痊癒。依我之見，此案處理並非經典，辯證用藥未能環環緊扣，之後的的汗出而愈是由於丁甘仁老母親的體質狀態還可，雖然治療沒有完全『方證對應』，但辛溫解表的方向沒有大錯，所以還未能造成傷害，拖了一段時間以後，她的體能恢復了，體內的自愈能力才借麻黃湯的辛溫解表而汗出痊癒。如果初診時，能借鑒日本漢方家的觀點，辯證從『老人外感表證可能是少陰表病』入手，給她投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或麻黃附子甘草湯，可能會收事半功倍之效。這個病案可以為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 丁甘仁老母親發熱一案我也讀過，當時讀它的時候，曾經為其奇譎怪異的診治過程捏一把汗，並為其麻黃湯中的麻黃不斷加量而驚詫，更為其丁母大汗痊癒而歡呼。現在被他一分析，病案依舊，結論大異，確實是別有洞天。他的結論即使不能讓你全然信服，卻由不得你不得不對張豐先生嫻熟的學識、敏銳的眼光深表佩服。
我聽著聽著，心裡產生了一種想法，假如我父親也來聽聽他的分析，我父親能改變自己的立場嗎？他好像洞察到我的心思似的，話題一下子又轉到了我父親的身上： 「你父親對你的批評有可取的地方，他批評你選葯不慎，過於辛熱。」他看了我一眼，笑著說：「一個人的弱點，往往是他的反對者最了解，而不是他自己。假如這個人能虛心聽取反對者的意見，就可以使自己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空間。」我想想的確是這樣，我一直在父親的反對聲中不斷地改錯糾偏的。
張豐先生臉色慢慢地嚴肅起來，說：「你父親的擔心，除了觀點上的分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代表了一個職業醫生的擔心。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醫生也不例外。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如果方證不對應是有一定的風險的，醫生沒有一定把握是不敢開的。而這個方葯的價錢不到一毛錢，有這個把握的醫生也不一定願意開。這個方，中藥店一般也不願抓，也不敢抓。就這樣，久之，久之，幾百年、上千年下來，大量的習焉不察，積非成是，大部分醫生就不會開了。你現在是免費門診，看病的目的是為了療效，所以沒有這一方面的體會。你父親比你現實，不過他沒有點破這一層利益關係的薄紙罷了，你要明白了父親的一番苦心。」
他看見我惶恐的樣子，馬上說：「你父親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勸告你不要開經方就錯了，不開經方怎麼能學會中醫呢?中國古代醫學家說得好，要『膽大心細』，特別是一些藥性猛烈的方葯，醫生一定要研究出一個有效、安全區域，特別是要控制好方葯使用的有效、安全邊界底線。這樣就有利病人，又能保護自己。」
我的心裡突然受到觸動，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日本漢方醫學是不是就是通過減少藥物分量來守住了『有效安全邊界底線』的。」張豐先生感到我的回答有點出於他的意料之外，沉默了一會兒說：「這是你的一個新的觀點，可以用來解釋日本漢方家用藥分量比我國中醫師用藥分量輕的一個原因。所以，一些藥性猛烈的方葯如葛根湯、麻黃湯、大小青龍湯、麻黃附子細辛湯、四逆湯，日本基層醫生都敢使用，都可以常規地使用。有些方劑，如葛根湯都列為家庭用藥。這在中國醫生眼裡是不可思議的。是啊，你的意見已經部分回答了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這種談話真使人心曠神怡，其過程本身已經足夠我終生的記憶和回味。
臨別時，他送我到大門外的路口，對我說：「臨床上加強對日本漢方和中醫經方用藥分量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大課題」。他的臨別贈言好像是古人「中醫之奧秘在於分量」一語的現代版。的確如此，日本漢方和中醫經方用藥分量的明顯差異，象一堵高牆阻礙了兩種醫學的相互交流和滲透，一直到了黃煌的出現，才使這種舉步維艱的被動局面有所改觀。逝者如斯，今天回顧張豐先生前瞻性的臨別贈言，恍然使人產生一種亡羊補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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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中醫不老哥」，編輯/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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