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滇西北-秘境.怒江秋那桶傳奇

遊走滇西北---秋那桶

秋那桶是雲南沿怒江前往西藏的最後一個村莊，屬丙中洛鄉管轄。傳統意義上的秋那桶，實際上是秋那桶村委會曾經的所在地，後改名為青那桶村民小組。

這附近似乎還有好幾個「桶」。後來我們才了解到，在怒族語中，桶是「和平、平安」的意思。

在怒江地帶，一般來說，凡稱為「桶」的地方，便是怒族、傈僳族聚居地，稱為「當」的地方，是獨龍族聚居地，而稱為「洛」的地方，是藏族聚居地。事實上可能還遠遠不止，這一帶還分布著普米族、白族等，是名副其實的多民族聚居地。

從丙中洛到秋那桶的公路去年才通，面的15元/人上山，回程10元/人。以前都是坎坷的土路，20來公里徒步要走5個小時左右。

小水泥公路盤上山坡，直接通到村中教堂前的籃球場。

也許是我們到過許多的「世外桃園」了，也許是季節不對，感覺網上著名的秋那桶沒有想像中的驚艷之美。只是一個安靜的、曬滿陽光、透著原生態氣息的小村莊。

錯落有致的木屋，屋頂都是用薄薄的石板鋪就。村子中央是一座教堂，大門鎖著。門前是個藍球場，平時就是村內的廣場。看著教堂房頂的十字架，感嘆時光流逝。

秋那桶教堂和德欽茨中教堂、重丁教堂等都是當年國外的傳教士為了宣揚主的精神歷經艱險修成的，期間還發生過白漢諾教案等歷史事件。當這些教堂終於融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時，它們也變成了歷史和歲月的一部分了。

老余的家庭客棧如今也打出了招牌，老余不在家，是小余的媳婦幫我們背包，領到她家。

客房裡的木板牆上，滿是曾經在此住過的驢子們的塗鴉，來自天南海北，各舒其情。瀏覽一通，還沒有山西驢的留言。咱觸景生情，也在上面留下穿越碧羅雪山的路線圖。

下午的陽光格外熱烈，曬得身上發燙，拉出潮濕的帳篷晾曬。LD在洗衣服，兩個老漢也被幫助了一下，搭滿了一繩。

小村有幾十戶人家，分布在山坡上，石牆院，石板瓦，核桃樹，衛星鍋，一幅和諧的畫面。一條水泥小渠繞過每家門前，好像是排污渠道。而飲用水，家家都有來自山上的，常流水的管道。

在村內隨意的閑逛拍片，太陽落山後，立即就涼爽起來。

老甘家正在自己製作苞谷酒，女兒在杵苞谷，老人照看著裝在籮筐里的外孫，熱情的招呼我們到他家做客。

晚上，房東小余回來，他現在鄉里工作，原來做過嚮導，這一帶去過不少地方。小余說他父親是藏族，母親是怒族，妻子是獨龍族，呵呵，真正的民族團結家庭。

晚餐，特意讓小余妻子做的石板粑粑，當地有名的食品，喝著余家自釀的苞谷酒，映著火塘的紅光，悠然醉了...

（照片2010年11月23、24日攝於秋那桶）

相關資料

秘境雲南：怒江秋那桶傳奇

一條隱秘的入藏傳教線路，一段鮮為人知的茶馬古道。當西方傳教士與馬鍋頭帶著共有的野心、冒險、浪漫、艱苦卓絕，在滇藏分界線上這個名叫秋那桶的山村相遇，會衍生怎樣的人文傳奇？一個名叫和平的天主教堂管理員，同時也是西藏馬鍋頭後代，用他這一生，講述西方與東方、藏與怒、傳統與現代如何在這個小山村交融。

出生地：隱秘的傳教之路

1626年，人們進入西藏古格王國首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掛在山腰上閃閃發光的十字架。但接下來的200多年，西方傳教士在西藏不斷遭到驅逐，教堂被搗毀，基督徒甚至淪為奴隸。進入西藏的通道受到嚴密監控。

1852年，法國傳教士羅勒拿喬裝打扮，從瀾滄江翻越碧羅雪山，沿怒江北上，潛入到一個叫做秋那桶的怒族村寨。他發現，有一條來自東方的山脊，向西筆直延伸，背後就隱藏著他苦苦尋找8年的西藏王國。

他翻山進入西藏察瓦龍，租用崩卡山谷建立傳教據點。1865年，西藏芒康喇嘛持槍攻打崩卡教堂，是為「崩卡事件」。才建起1年的秋那桶簡易教堂也受到衝擊，30歲的傳教士呂項為了讓教友先走，最後一個過怒江溜索時被追趕而來的喇嘛用槍擊中，22天後才在下游找到屍體。另一個傳教士畢天祥率眾教友逃至瀾滄江邊維西境內，買地墾荒、築房、建教堂，形成一個小村，以教友團體名命為「茨古」。

1888年，受四川藏區巴塘「教難」波及，德欽傳教士任安守來到碧羅雪山東面的白漢洛，建起怒江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教堂，期間也曾取道秋那桶去察瓦龍傳教，再次受到喇嘛武裝的追殺。1905年，維西掀起反洋教浪潮，此後再發「白漢洛教案」，包括茨古、白漢洛在內的碧羅雪山10座教堂被毀，兩位神父身亡。任安守砍樹枝當溜索板成功逃脫。

在清政府出面後，教會和教友獲得賠償，任安守在貢山大展宏圖，並重回秋那桶——這塊因地處滇藏邊界而具象徵意義的土地。

正所謂「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呂項神父死後半個世紀，十字架在他倒下的地方再次升起。任安守花3年時間建起一個土木結構的四合院式教堂，頗為壯觀，但他至死都無法逾越山頂的那條分界線。

傳教士們想要進察瓦龍，察瓦龍的馬幫也想著出來，因為這裡四面環山，封閉隔絕，必須依靠馬幫從外界馱運生活物資，而丙中洛離它最近。於是漸漸形成一條茶馬古道，察瓦龍的貝母、黃連、陶器，鹽井的鹽，與丙中洛、貢山的糧食、土布、棉線等進行交易，並前後延伸至西藏和雲南腹地，但歷史記載因「文化未開，無可稽考」（引自《菖蒲桶志》）。相比西雙版納－大理－德欽－西藏和四川雅安－康定－西藏這兩條傳統的茶馬古道，它與上述傳教之路一樣隱秘，少為人知。

民國時期的一天，從山那邊下來一個高大結實的長頭髮藏族青年，他叫次稱德巴，是察瓦龍瓦布村馬幫的趕馬人。途經重丁教堂時，他喜歡上了幫神父洗衣做飯的藏族姑娘阿達。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本來家住德欽縣巴東村，巴東教堂神父李文增調派重丁，雇她帶路，最後便留了下來。

在李神父面前，兩個藏族青年宣誓成為夫妻。當神父再被調派至秋那桶時，這對夫妻大約於1943年在這裡定居，用三四十塊大洋添地2畝。大家都來幫忙建房，夫妻倆把從鹽井帶來的砂鹽送他們。這時，他們唯一的孩子1歲了，藏名叫頂珠，後取漢名「和平」。

童年和少年：父親 失蹤 神父過世

往怒江和秋天的最深處上溯，秋那桶，坐落在滇藏交界處聳拉勒卡雪山下一塊狹長的緩坡上。一千多年前，土著民「阿怒」（貢山怒族）就在這附近居住。喇嘛教從西康省（現四川省）德格經維西康普傳入丙中洛後，一些藏人從西藏、德欽、中甸陸續遷徙而來，秋那桶因隔著17公里的高山險水，還是個信仰原始自然宗教的怒族聚居村。

但幾個世紀過去，秋那桶受藏文化影響漸大，人們跳的是鍋莊，唱的是藏歌，喝的是酥油茶（只是黃牛取代了氂牛）。相比怒江其他怒族，他們除了住木板房，還有藏區普遍的夯土牆房，二樓住人，一樓養牲畜，上下樓梯也是藏區常見的獨木梯，上面砍成一個個腳蹬。山下尼打丹村剛落成的教堂，也特意做成藏屋風格。

周日下午，68歲的和平送走做禮拜的教友，關上教堂的木門，坐下來，抽著煙回憶說，他父母剛遷來時，藏人很少，父親跟隨村裡20多戶怒族，從喇嘛教改信天主教。父親沒有因為是外來族群而受排擠，至於民族之間爭鬥，和平只聽說喇嘛教剛進丙中洛時曾受到過土著民的攻擊，但被喇嘛施展法術用芋頭擊退，從此大眾折服。

另一件事是1949年初，發生了一場丙中洛和外鄉群眾的械鬥，縣誌記載，「（這是）一場由統治階級爭權奪利而挑動群眾參加的民族械鬥。參加這次械鬥的一、二、三區各族群眾不但雙方的生命財產受到重大損失，而且給他們留下了深深的民族隔閡，結下了冤讎。」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才消除隔閡，促進了民族團結。

和平的少年，正處新舊政權更替時期，外界動蕩亦波及山村。1949年10月，貢山才解放2個多月，反動土司和殘匪突襲縣城，自衛隊長帶傷撤至秋那桶教堂躲藏，被人出賣遭殺害。1950年和1959年，解放軍兩經秋那桶沿茶馬古道入藏。

1958年大躍進時，村裡多人被抓，包括和平後來的親家余新民的父親。他是德欽縣的藏人，曾隨解放軍入藏做翻譯，解放後定居秋那桶，常去察瓦龍為村供銷社收購藥材。被抓的原因，據說與察瓦龍土匪有勾連，因此入獄3年，後平反。另一個說法是，他父親是富農。但余新民覺得委屈，自己到20歲才穿上第一雙鞋，喝的是包穀稀飯，可能僅僅是因為房子建得稍大了點。

對和平來說，最大的傷害是1951年他9歲時，父親帶馬隊去察瓦龍再沒回來。這時的父親已從8年前遷來時的趕馬人成為了馬鍋頭，常年行走在滇藏之間，最遠的去過拉薩和大理。他給兒子的印象是，「喜歡流浪、做生意、交朋友，話多，風風火火，走路很快。」

父親一去不回，作為唯一的孩子，和平自此與母親相依為命。對這段往事，他所談不多，猜測父親也許流浪成性，也許是新政權讓他害怕，才這樣不告而別。母子倆沒有去他的老家尋訪（儘管只需走2天山路），母親也沒再嫁人。30年後，他親戚傳話過來，說他在1962年趕馬途中被土匪殺害。

對母親而言，另一個打擊是，1958年她追隨多年的李文增神父去世。和平記得，這是個溫文爾雅，走到哪都跟人主動打招呼的老人，他是四川康定的漢人，藏語很好，每年冬天農閑時節都教孩子們學藏文，用藏文念經、唱歌，而且把幾個村民送去茨中、康定的神學院求學，回來後再教村民藏文，被稱為先生。直到1953年山下村裡辦起小學，藏文教育才停止。13歲的和平開始讀一年級，他的漢名就是麗江來的漢文教師取的。

李文增因為是中國人，所以沒有像西方傳教士那樣，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被要求離境。87歲的他被安葬在教堂東側。更大的壞消息是，所有宗教從這年開始被禁止信仰，秋那桶教堂的四合院被村公所、供銷社、村小學佔用。

這時，3年級的和平無心讀書，跑到母親的老家德欽巴東村玩了1年。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回過藏家故鄉。

青壯年：和藹的教堂管理員

1961年，19歲的和平與小他1歲的同村怒族姑娘結婚。生產隊為他們證婚，給前來祝賀的親友每人發1支煙、2顆水果糖，大家坐一起吃點瓜子，這婚就算結成了。

「文革」中，教堂和神父的墓被夷為平地，埋在村西山上的天主教徒墓地也被推平用來種包穀。直到1979年，國家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村民開始聚到教堂遺址上建起的村集體倉庫里做禮拜。余新民父親信喇嘛教幾十年，但全家和全村人都是天主教徒（妻子是當年畢天祥神父帶避難教友創立的茨古村人），而且村裡沒有喇嘛寺，他便像和平父親那樣，在1983年改信天主教。

1988年，在時隔30年後，秋那桶再迎神父，對方是維西縣傈僳族人。在他主持下，次年開始重建教堂和李文增墓地。和平是木匠，他不但帶領大家把十字架再次升起在村中央的上空，而且被推選為4名教堂管理員之一。

上世紀80年代也成為秋那桶與這條滇藏茶馬古道緊密關係的時間分水嶺。

之前，馬幫和兩地山民都取道於此，余新民有時會從供銷社買些煙、茶，走一天路，翻過聳拉勒卡雪山，去那邊最近的松塔、龍普兩個自然村，換取村民擅長編織的竹蔞和燒制的陶罐。他們也多是怒族，講與秋那桶一樣的怒語，但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都隨了察瓦龍的藏民。

每年冬春，大雪封山，人們便選擇怒江兩岸步行道而行。這是一條近路，但道路狹窄險峻，不容驢馬，多處險地更僅有天梯相連。1985年，在察瓦龍鄉政府請求下，貢山縣和察隅縣商量聯合改道，把沿怒江的9處懸崖陡壁炸開，開出一條人馬驛道，察瓦龍從此沿怒江直達貢山縣城，再不必翻越雪山，里程縮短了15公里，步行3天即到。

秋那桶自此失去重要作用，村公所開始搬遷到山下怒江邊的尼打丹村民小組。一些地圖仍把這裡標註為秋那桶，但它實際被更名為青那桶村民小組。

開路的隆隆炮聲響徹山谷，遠比茶馬古道快捷的公路帶著現代文明向怒江上游步步進發。1973年，開到貢山縣城。1991年，開到丙中洛。2000年，開到秋那桶村委會霧裡自然村對面。

對余新民來說，生活沒有太大改變，他養了4匹馬，和村裡人組成馬幫多次去察瓦龍和獨龍江運送物資。但也許是父親留下的陰影，和平不趕馬，守著12畝包穀地細細耕耘。婚後第三年，他有了第一個女兒。他想要個男孩，可生到第七個才是，活了7天就死了。後面他又有了2個女孩。9個孩子里，死了4個，有的病亡，有的被水沖走。剩下5個女孩，2個嫁在本村的怒家，2個外嫁到六庫和昆明，和平膝下無子，就招了余新民的第二個男孩小平上門，娶了老八做媳婦。

和平的母親和妻子先後去世，他身邊就只有這兩位親人。他把小平當自己的兒子看待。這是一對靦腆、孝順的夫妻，和平很滿意。但他不覺得是有意選藏家男孩做女婿，因為「怒家和藏家沒有區別」。

在相對封閉的怒江流域，多種民族能和諧共存，一大原因就是通婚增多，大家都成了親戚。

老年：最後的茶馬古道消失

潔白的晨霧從怒江上升騰，太陽把金光灑在秋那桶對面的山脊上。68歲的和平留著灰白長鬍子，戴著老式雷鋒帽，坐在院子里剁餵豬的菜瓜。他是老人了，不需參加重體力勞動，吃完早飯，他就趕著6頭牛去河邊的空地放牛。

在轟鳴的流水聲里，他坐在包穀地里回憶一生，有時隨著樹蔭的移動而挪動屁股，好讓自己跟上光陰的流逝。牛如果不老實，他就罵幾句，用彈弓打石子過去，可是總打不準，無法讓人想到他也曾是個弩弓獵人。

他現在是11個孩子的外公，其中9個是怒族，上門女婿小平的2個孩子是藏族，但最近小平夫婦想給2個孩子改為怒族，因為怒族屬於較少民族，升學考試會獲得更多加分，而且貢山是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怒族人在仕途上可能有更多提拔機會。

但小平夫婦都是藏族，小平想到自己母親是怒族，只有自己先改為怒族，孩子才能跟著改。這事在兩個家庭里反應不一。和平覺得「藏怒一樣，改不改都行」，余新民則有些生氣，認為「原來是什麼民族就應該是什麼民族」，「但孩子都成家了，不跟我商量我也不好多說什麼。」

秋那桶（青那桶村民小組）現在有41戶，大部分仍是怒族。和平說，50歲以上的人都會說怒、藏、傈僳、漢4種語言，為了生活他們曾行走在外，順著茶馬古道趕馬、挖草藥、物資交換、修路等等，要跟不同族群打交道。如今，村裡很多人不太會說這麼多語言了，漢文教育隨著公路普及到各個村莊，說一口流利漢語才最實用。

這一點從和平與家人交流的情況可以看出。他與老大、老二、老三說藏語，與其他孩子和他們的後代說怒語，因為他們不太會說藏語。但稱呼他們時，說的又是教名。全村人都是教友，有一半以教名相稱。

教堂里也能反映語言使用的變遷。1980年代以前，大家念經、唱聖歌都是用藏語，因為天主教就是從雲南藏區傳來的。現在，漢語所佔比重更大，很多教友用藏語念經文時，手裡捧的都是用漢字音節注音的藏語經書，能用藏語領唱聖歌的更是只有寥寥的幾個人，以教堂主要負責人，一位87歲的怒族老奶奶為佳。雖已老態龍鍾，但歌聲如天籟之音。

太陽西斜，和平開始趕牛回家，牛群穿越村道的情形讓人想起茶馬古道曾從這裡經過，但實際上，隨著2004年丙中洛至察瓦龍公路的開通，雲南最後一條茶馬古道已經消失。余新民把馬賣了，村裡人偶爾用馬把堆肥送到地里。通往聳拉勒卡雪山的馬道荒草叢生，只有挖草藥的村民出沒。

余新民與和平家的伙房裡，各有一隻裝滿了包穀酒的陶缸和布滿了灰塵的火鍋陶罐，都是20多年前用糧食從察瓦龍換來的，這是茶馬古道在這個村莊遺留不多的痕迹。

越來越多的新事物進入村莊。2005年，通往怒江的馬道擴為機耕道，去年鋪了水泥，小汽車可以輕便地開到教堂門口。穿著高跟鞋的姑娘、拄著拐杖的老人和背包客四處打量著，尋找迥異於他們的一切細節。小學搬遷到山下了，裡面開起了舞廳，每天晚上放著藏語音樂，敲打著沉沉的黑夜。

和平疲倦地在火塘邊坐下。背後的土牆上，並排掛著聖母瑪利亞、耶穌和「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貢山縣政府的一張護林宣傳圖，毛主席在上面微笑揮手，一個大大的福字貼在下面。在懷舊的微熏的柴火煙氣里，和平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也微微笑著。

隨著著名導演田壯壯的紀錄片《茶馬古道：德拉姆》的傳播，從丙中洛通往西藏察瓦龍的這條茶馬古道漸為人知。在2004年通公路之前，它被稱為雲南最後的茶馬古道。而秋那桶作為滇藏分界線上的村莊，同時也是天主教在怒江的最遠傳播地，承載了歷史與現實、宗教與文化等多種交融。

雲南最後的茶馬古道，自然與人文輝映。隱秘的傳教士之路，歷史與現實交融。田園風光，淳樸民風，教堂歌聲，還有個知書達理的和平大叔，只要你深入，肯定有驚喜。

策劃：譚智良 王雷

統籌：馬偉智 納英

采寫：南方都市報記者 袁小兵 本報記者 馬偉智

》原文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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