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昱寧：「他最終陷入了自己給自己寫信的狂熱中」
寫著寫著就散了
文│黃昱寧
寫這篇文字的時候，眼前先浮出一排在大大小小的屏幕前做夢的孩子——認真算算，比我那快要上中學的女兒大不了幾歲。如是落差，彷彿可以倚老賣老，實則觸目驚心。英文里有個學術詞兒可以借來形容這種恐慌：anachronism，年代誤植。
誤闖時間窗口的人只能故作鎮定，先套一個「我小時候」的萬能句型壓住陣腳，隨即茫然四顧，找點看得見摸得著的道具，才能把挖下的坑慢慢填上。比方說，寫《聽著聽著就老了》的動機來自兩抽屜舊盒帶，其實它們上面還有一個抽屜裝得更滿。全是信，紙信。
信這種東西，不管如今有多少既逼真又便捷的電子變體（電郵，簡訊，微信），我都認定，惟有白紙黑字套信封蓋郵戳的那種，才真正符合「信」的題中之義。兒時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本區另一所小學，那女孩只是在區三好學生夏令營上跟我有過半天的交情。實際上，照面才十分鐘我們就互相交換了地址，宣告從此以後成為「永遠的」筆友。在剩下的時間裡，我們聊天的中心思想就成了對即將收到的信的憧憬。交換郵票，花色信箋，務必在信封里夾一張葉脈書籤……它們在想像中的樣子甚至更激動人心，更像是為一場成人禮悄悄燃放的煙花。
這段友誼——像絕大多數友誼一樣——當然沒能「永遠」。來回兩封信，我們便失去了聯絡，我連她的名字都沒能記住。但我記得郵遞員第一次在樓下喊我的名字時我為之驟然加速的心跳，也記得終於有機會在信紙上寫下第一行字時那莫名其妙的驕傲。直到大學宿舍里，每回被剛從傳達室那裡抱來一大摞信的同學叫到自己的名字，仍然是一件很有儀式感的事。如果在某些特殊的日子裡，你在眾目睽睽之下接過一封筆跡可疑的信（信封上也許還傻乎乎地畫著一顆心）——你越是佯裝矜持，那份掩飾不住的得意就越是激起旁人的羨慕嫉妒恨。
黃昱寧作品
電子化的書信是終結這些樂趣的冷麵殺手。那些也叫「信」的玩意無聲無息地混在一堆廣告里抵達你的電子郵箱，沒什麼廢話；你淡淡地回復，滑鼠一點就得到了問題圓滿解決的假象。你很放心地著手解決下一件事，因為你覺得無論是來言還是去語都有了穩妥的備份，不像紙信那樣，一旦鄭重其事地寄出去，收寄雙方的心思就跟著在鋼絲上晃悠。一旦寄丟，你便無法複製粘貼當時力透紙背的心血，或者你壓根就不敢問那邊有沒有收到，更不可能指望對方的郵箱會有任何形式的「自動回復」，只能正過來反過去地將猜疑煎成一隻溏心荷包蛋。
是的，記憶就是這麼弔詭的事：在磁碟里留下多少備份，也不及這漫長而難熬的「煎蛋」的過程，更可能留下些許印痕。好比《唐頓莊園》里的安娜與貝茨，當那些被監獄看守扣押數月的兩地書終於抵達，演員抱起厚厚一疊信封，情緒和動作自然而然地就調動到淚如雨下、雙手打顫的地步——很難想像如果道具換成一台電腦，他們是否還能演出這樣的效果。
《唐頓莊園》劇照
當然，不管是哪種形式的信，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改變不了「寫著寫著就散了」的宿命。那一堆過時的紙信，也許壓在抽屜的最底層，不曉得會在你哪次翻箱倒櫃時，突然冒出來硌你一下。或者更激烈一些，像《圍城》里的方鴻漸和唐曉芙，吩咐黃包車夫將對方的舊信原樣送回，於是便有了這樣的情節：「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願意打開，似乎匣子不打開，自己跟他還沒有完全破裂，一打開便證據確鑿地跟他斷了。這樣痴坐了不多久——也許只是幾秒種——開了匣蓋，看見自己給他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紙襯補的，想得出他急於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補好。」
總而言之，有真實載體的信，好歹讓分手多了幾具可以憑弔的屍骸。你可以撕，聽心臟也跟著一併撕裂的聲響；你也可以燒，以後在記憶的顯示屏上，你會將火苗的顏色PS出彩虹的細膩層次。相比之下，如今的分手劇情倒是環保了不少：你發獃，試圖找一點證明那些昏了頭的情話曾經被傾訴過的證據，於是你打開電子郵箱和手機，你在一堆電商廣告里找到那個人的名字，然後你檢索，才發現丟了大半——無數次因為程序打開太慢，你批量刪除過，清空過，格式化過。你不死心，給那個人發簡訊：「最後一個問題。」TA在一秒鐘之內就回答你：「愛過」。於是你啞然失笑。通過這一系列動作，你已經瓦解了一個老套羅曼司的詩意框架，將它濃縮成了微博段子。
說到詩意與書信的瓜葛，我們在小學裡就背得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設若在後面接上翟永明那首著名的《在古代》，在意境上居然沒有多少違和感，反而像是隔著長長的時光隧道，彼此凝視，互相註解：
在古代
我只能這樣
給你寫信
並不知道
我們下一次
會在哪裡見面
現在
我往你的郵箱
灌滿了群星
它們都是五筆字形
它們站起來
為你奔跑
它們停泊在天上的某處
我並不關心。
至於虛構界，至少在歐洲，書信體小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十七、十八世紀）都是最時髦的暢銷書樣式——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到《新愛洛伊斯》再到《危險的關係》，莫不如此。另一部常常被奉為書信體高峰的傑作——《克拉麗莎》，儘管篇幅長得至今都沒人敢出中譯本，卻時不時地跟《傲慢與偏見》或者《哈利?波特》一起，躋身於各類「最受英國人歡迎的小說」總榜單。
《克拉麗莎》插圖
究其原因，書信體小說在字裡行間插滿無數個「你」，過去時一舉變成了現在時，作者就像黑暗劇場里的引座員，召喚讀者悄悄入座，讓他們自以為窺視到了人物之間的秘密。每一個寫信的角色都會說一半藏一半，都會話裡有話，弦外有音，於是懸念有了，迷局有了，讀者參與破案的熱情也呼之欲出。 儘管後來書信體小說日漸衰微，書信本身卻留在了各種小說里，常常充當推動小說關鍵情節的動力。看過《苔絲》的人不會忘記那封沒有被安吉爾及時看到的懺悔信，它改變了苔絲婚姻的走向，也埋下了她最後上絞架的伏筆。前兩天隨手翻翻司湯達的《巴馬修道院》，差點笑出聲來。男主角法布里斯在逃亡路上廣受少女青睞，靠著她們頻頻出手相救才脫離險境。儘管後面隨時有追兵，他卻總是勻得出時間給每人寫上一封感謝信，「表達對她們的感情」，而且，「信是含淚寫成的。」
事實上，大部分小說家都跟法布里斯一樣，對寫信有異乎尋常的熱情。他們常常將一部小說（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寫成一封隱秘的書信，然後在生活中將一封信寫得像小說那樣亦真亦假——不信你可以去看看喬伊斯怎麼給他的老婆諾拉寫情書。在這一系列裡，大概最短的「小說」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傑拉德寫給自己的一張無比凄涼的明信片（1937）：「親愛的斯科特：你好嗎？一直想來看你。我現在住在『真主的花園』飯店。你的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明信片的妙處是信中的內容以裸體示人，在郵局兜兜轉轉的這一圈，便構成了這「小說」的公開發表之路。
不過，要論對書信的執迷程度——就我目之所及——似乎沒有比馬爾克斯更瘋狂的作家了。他的小說里，常常會有一個人給另一個一連寫上幾千封、最後對方終於扛著這些信上門的壯觀場面。第一次讀到《霍亂時期的愛情》時，我被其中一個細節弄得神思恍惚：「那是一個有許多拱門的長廊……那些穿著呢子背心、戴著袖套的沉默寡言的書法家們就坐在這裡，以低廉的價格代人寫就各種文書：受屈或申訴的訴狀，法庭證詞，賀帖，悼詞，以及各種年齡段的情書。」真難以相信，我兒時的夢幻職業，不就是 「代筆人門廊」里的這份營生嗎？當然，如果可以挑，我會申請去那個專攻「各年齡段情書」的部門。
《霍亂時期的愛情》電影版
小說里，為了緩解對女主角費爾明娜的思念，主人公弗洛倫蒂諾就攬到了這份美差，免費替別人寫情書，「依循著十分可靠的模式——寫信時一直想著費爾明娜，只想著她。」第一月後，他不得不建立起預約制度，以免自己被焦慮的戀人們淹沒。那個時期，他最愉快的記憶來自一個羞怯的小姑娘，她顫抖著請求他為自己剛剛收到的一封情書寫回信。弗洛倫蒂諾一眼就認出那封信正是自己昨天寫的。於是，他揣摩著姑娘的特點，回了一封風格迥然相異的信，兩天後又不得不再為那情郎代筆……
就這樣，「他最終陷入了自己給自己寫信的狂熱中。」我喜歡這個故事，也喜歡這句話。它既狂歡又憂傷，或許，正道出了所有書信和小說的實質。
摘自黃昱寧隨筆集《假作真時》
黃昱寧2017年私人書單
黃昱寧是少數從事文學翻譯又能寫小說的人。同時，她日常從事的編輯工作，又給她看作品帶來了更加獨特的視角。她始終相信，好故事是自帶光圈的。
回眸過去一年間，她認為小白新作《封鎖》以獨特的文本魅力，足以成為去年中國文壇的一個異類。《封鎖》的故事設定在孤島時期的上海。為追捕炸死漢奸的刺客，日軍封鎖了一棟公寓。一個落魄而飢餓的作家，在大廈將傾之時挺身而出。他像《一千零一夜》 里的山魯佐德那樣，持續不斷地給日軍少佐提供關於刺客的線索，以延續自己及整個大樓里的人生存下去的希望……「《封鎖》為身處亂世的人們設計了一個戲劇性的時刻，一個封閉的舞台，以及一個由恐懼、飢餓和殺戮合圍而成的更封閉、也更狹窄的精神封鎖圈。巨大的反差，勾勒出小說最迷人的部分」，黃昱寧說。
在黃昱寧的閱讀視野中，2017年值得推薦的虛構類作品還有 《被掩埋的巨人》 《溫柔之歌》《使女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即將翻譯出版的村上春樹的 《刺殺騎士團長》 也在她的推薦之列。
《溫柔之歌》是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作者是80後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小說講述了米莉亞姆生育了兩個孩子之後，再也無法忍受平庸而瑣碎的主婦生活，她和丈夫保羅決定僱傭一個保姆，路易絲就這樣進入了他們的生活。路易絲無所不能、近乎完美，米莉亞姆夫婦總是驕傲地向別人介紹：「我家保姆是個仙女。」隨著相互依賴的加深，隔閡與悲劇也在緩緩發酵。在黃昱寧看來，《溫柔之歌》最有意思的部分在於：小說的推進，表象的完美在建設中，隱藏的崩塌也在累積中，兩種力量是勢均力敵、互為因果的。年輕的作家在處理上，顯示了很強的控制力。饒有意味的是，小說中的男主人在家庭中擔任的角色永遠是「攝影師」，負責把一個完美家庭的表象拍下來。諷刺的是，所有完美背後的悲劇部分，建設的過程和崩塌的過程，男人的角色都是缺席的。
黃昱寧認為，《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大熱，並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只要細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文本就能發現，這部小說的每一個字都在提醒我們，這是個循環發生的故事，它會周期性地進入我們的視線，被每一代人討論。而埃萊娜·費蘭特《我的天才女友》中所寫的兩個女人最終可以被看成一個人———更準確地說，是同一個女人的兩個側面，這是這部小說最讓人感興趣的地方。「她們單個的力量是如此卑微，她們的『天才』只有依存在另一個自己身上，才有可能在這個對她們很不友好的世界裡綻放出光芒，而這種感覺又始終同羞恥、內疚、惶恐交織在一起。這一層關係寫得別緻而動人。」
2017年下半年，黃昱寧的很多時間用在看 《刺殺騎士團長》的譯稿上。在她看來，這一次村上春樹試圖完成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把縈繞在他心頭多年的抽象觀念——諸如對於歷史敘事不確定性的質詢和對於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惡」的挖掘——都轉化成具象的東西。
所以他讓筆下的人物憑藉意念進入類似於平行世界的奇幻情境，並不是為了歷險，而是為了尋找對這些觀念的詮釋方式。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值得尊敬的探索，各種村上式隱喻不時以一種冷幽默的方式呈現，他獨有的文字魅力始終「在線」。
摘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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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驚蟄》，花城出版社201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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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讀者：《小說月報》《小說月報·大字版》2018年起將調整為每期12元。原《小說月報》中篇專號將擴容為中長篇專號，每年4期，每期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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