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人際網和他的成功故事

21世紀被譽為網路時代。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爾·弗格森在所著新書《廣場和高塔(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中分析了網路的角色。從大腦結構到食物鏈，從等級制到社會網路，有自上而下的，也有平面發散的，尼爾·弗格森認為網路一直伴隨著人類。網路可能是權力和變革的真正來源和驅動力，不斷變動的網路可能改變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認知。

在撰寫基辛格傳記的時候，尼爾·弗格森突然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假設：除了個人智慧和意願，這位前國務卿的成功是否基於一張兼收並蓄的人際網？這張網不僅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人物，還有那些外國元首、大使、媒體等。於是尼爾·弗格森在新書中分析了推動基辛格走向成功的那張網。現將部分內容編譯如下：

不可思議的崛起

無論你對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都是不可思議的。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兒時從納粹德國逃至美國。在美國陸軍服役期間，他發現了自己成為歷史、哲學和地緣政治學者的未來職業生涯。在冷戰期間，他是眾多進入美國政府的哈佛學者之一。

1968年12月，尼克松獲選總統後不久便任命基辛格為國家安全顧問，這令許多人(包括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為基辛格曾與尼克松在共和黨內的對手納爾遜·洛克菲勒關係密切。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病床上表達了對這一任命的懷疑，「但基辛格是個教授。你可以讓教授做研究，但你不該讓他們負責管事」，艾森豪威爾說道。

許多人認為基辛格的成功得益於他和尼克松的微妙關係，或是他的學術經歷，或是官僚內鬥，但這一想法可能忽略了基辛格最重要的行為特徵：當他的同僚們受到官僚等級制掣肘，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投入很大精力建立一張四通八達的人際網，不僅包括媒體，還有各外國政府提供關鍵信息的「返回渠道」。

在構建人際網方面，基辛格似乎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在受到尼克松任命前，基辛格就把自己的這項才能「磨礪」了很久。因此，尼爾·弗格森認為，除了學術知識和對政治權力的敏銳解讀，正是基辛格在構建人際網方面的獨特才能使他成為令人敬畏的人物。

同時，基辛格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世界格局正從兩個超級力量的決鬥轉向相互依存和「多極化」的新時代。正如《時代》所說，基辛格是那個「在對的時間和地方出現的對的人。」

一次偶遇

尼爾·弗格森寫道，與一位東方集團/社會主義陣營(Eastern bloc)官員偶然相遇——預示著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的最大成就：中美外交關係開啟。

斯大林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使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蘇聯人遇到美國人時(當然他們很少會這樣做)，他們也不得不保持警惕。

但帕格沃什會議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在冷戰期間，這些會議的性質更加模糊。參加會議的蘇聯學者必須事先得到批准。而基辛格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用他標誌性的辛辣幽默給蘇聯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參加了幾次聚會。

1966年，在波蘭索波特舉行的帕格沃什會議上，基辛格對蘇聯抨擊中國的行為感到震驚。「中國不再是共產主義國家，而是法西斯主義」，「美國和蘇聯在防止中國擴張方面有著共同利益。」蘇聯數學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時告訴基辛格。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承認，自從赫魯曉夫發表非斯大林化演講之後，他沒見過蘇聯政府如此混雜。

基辛格通過帕格沃什會議受邀從波蘭到布拉格，他在那裡遇到了安東寧·什奈達雷克，前捷克在德國的情報頭目，後來是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主任。兩人在維也納舉行的一次年會上再度碰面。安東寧·什奈達雷克直白地告訴基辛格，蘇聯並不是真心實意幫助美國從越南脫身。事實上，東南亞危機可能會成為「(莫斯科)加強對東歐控制的一個借口」。

1967年1月，基辛格回到布拉格，安東寧·什奈達雷克再次啟發了基辛格。他啟發了基辛格思考一個「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中美是否正在進行接觸。

從捷克人的角度來看，「約翰遜和毛澤東簽訂條約」是一幅令人擔憂的景象，如果中美達成協議，將在歐洲加大對蘇聯的壓力。基辛格很驚訝，但捷克人擔憂的「中美接觸」似乎「真實、深刻」。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猜測，是哪位美國戰略家構想了1972年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的那場重大事件。看來，首先想到的不是美國人，而是蘇聯陣營的戰略思想家，他們預見到了中蘇分裂後的新世界，在尼克松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的四年多前，他們就已經預見到了。

他們的網

基於回憶錄材料，尼爾·弗格森描繪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人際網(圖1和圖2)；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人際有向網路(圖3)。這三張圖描述了人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在圖1-2中，靠近中心「自我」的節點和區域體現了人物的相對重要性。在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相互提及的方向和頻率。

尼克松的人際網

基辛格的人際網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人際有向網路

這些圖表讓人幾乎沒有理由懷疑誰是尼克松和福特時代的重要人物。對尼克松來說，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亞於他的妻子，基辛格也是兩屆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員。

接下來(圖3)，尼克松的幕僚長霍爾德曼緊隨其後。白宮顧問約翰·迪安、內政顧問約翰·埃利希曼、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未來總統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助理亞歷山大·黑格(後來擔任國務卿)也名列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的網路」和「基辛格的網路」不同。尼克松的總統任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宮圍牆之內。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兒，他最常提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爾、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和亞歷山大·黑格(圖1)。

相比之下，基辛格經常提及的40人中只有16位是美國人。他曾多次提及外國政府人物，提及最多的是蘇聯人，包括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其次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埃及總統薩達特(圖2)。在尼克松最常提到的40個人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只有一位外國領導人：南越總統阮文紹(圖1)。

當然，有人會說和外國人打交道是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本職工作，但很難相信前幾任顧問和國務卿也像基辛格這樣經常遠行和談判。

在參政期間，基辛格登上《時代》封面的次數不少於15次，他被形容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基辛格的影響力和聲譽不僅得益於智慧和勤奮，還有他與生俱來的連通性，穿梭外交是其中一部分。正如《時代》所指出，基辛格「有一種微妙的等級觀念」，當然還有他的人際網。他的一位朋友說：「很多門都是為他敞開的」。

等級制弱化和20世紀70年代的網路強化帶來了許多好處。從基辛格的觀點來看，這些趨勢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畢竟，這是與蘇聯進行更頻繁對話的核心理由，也是與中國進行溝通的開始。

同時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緩和」，他更喜歡說「相互依賴」。然而，生活在一個更加「相互依賴」的世界裡，既有代價，也有好處。正如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兩個時代之間》中所指出，由「科技時代」創造的新「全球城」是「一個緊張、不安、碎片化的相互依賴關係網路」。

即便是1977年離開美國政府後，基辛格的權力仍然建立在一張跨越邊界的網路之上，並在諮詢公司基辛格協會中制度化。未來，無論多麼有才華的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都難能取得基辛格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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