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敗垂成：晚清1905至1911「預備立憲」概要四之逸仙家也沒有餘糧啊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以清王朝為主體講了三期清王朝的立憲進程，也是應該說一下彼時的另一個主角：孫中山和他領導下的中國同盟會了，不然有人得說我專門幫清朝講話，對革命黨「不公平」。
連載回顧
我之前一直說：1906年以後中國不是走向立憲就是走向革命，而走向革命的力量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中國同盟會的力量。
中國同盟會從形式上而言是一個革命政黨。但是事實上說同盟會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全新中國為己任就遠遠錯了。它從組織上而言更像一個鬆散的反滿同盟而不是有嚴格紀律和信仰的革命組織。
三民主義實際上是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為一體的。他反對滿清政府，但是同原本的「反清復明」「反滿興漢」不同，他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體制，但又同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不同，他吸收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理論，準備平均地權，實行社會革命。
在同盟會中，真正認同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有信念去實踐的人只是少數，大部分人都只是認同其中「民族」的思想，準備去推翻清政府，而在民權和民生方面並不那麼一致。為了反對清政府他們聯合了起來，然而清朝一旦滅亡，同盟會的分裂將不可避免。這也就是我們看到辛亥革命之後不僅是袁世凱和各路軍閥，同盟會乃至其後的國民黨都出現了極其嚴重的派系鬥爭的根源所在。在中國政治的力量對比當中，三民主義從來沒有佔過大頭。
現在一般認為同盟會的派系主要有三：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前光復會，以宋教仁，胡漢民為代表的前華興會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前興中會。
光復會只贊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無所謂的，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其實是滿清的問題，不是中國人的問題，只要推翻了滿清政府，中國不管怎麼走都會好起來，即使讓袁世凱當了皇帝問題也不大。「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章太炎自定年譜》），在他們眼中怎麼設計制度是無所謂的，誰來執政才是問題。只管破而不管立，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的「帝王思想」在革命黨里的影響。是「只要我是生活在盛世，管他上面是皇帝還是總統」的思想，是不利於中國近代化的，說不上具有什麼革命意義。光復會的外圍組織龍華會的宗旨是「趕去滿洲韃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華興會認同「民族「和」民權「兩條，而不認同」平均地權「的民生思想。從階級史觀來看，他們是資產階級保守分子的代表，具有反封建的思想但是不能認同社會革命。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理論當中，國家職能在於使公民受到一致性的對待，而」平均地權「就是把土地所有者和租賃土地的勞動者進行了不一致的對待，違背了國家的義務。
即使是在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內部也有分歧，興中會的主要成員是華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的捐款是革命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他們對於國內清政府的好壞並沒有深厚的印象，但是由於作為弱國國民在國外遭侮辱歧視的經歷使得他們迫切希望建立一個近代化的強大祖國。因此他們對於民權主義持極大認同，而對民族主義模稜兩可，一旦立憲取得較大進步甚至可能導向立憲。至於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個人提出來的，除了興中會內部的少數人如廖仲愷，基本沒人理。
所以革命黨並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派系林立，信仰不一，只是由於反對清朝的共同目標和各個組織自身力量薄弱使得他們暫時站到了一邊，一旦內部出現了公開矛盾和分歧，或者革命失勢，同盟會作鳥獸散也是有可能的。同盟會內部雖然有形式上的團章和準則，但是根本沒法實行，浙江地區的光復會成員甚至不知道同盟會一事。華興會也就與同盟會合併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最終也不了了之。
革命一方在1905至1906年取得了很大進展，在與康梁的論戰中取得了勝利，擴大了革命影響。但是自1906年以後，由於中國立憲的進展，革命一方受到抑制，由於形勢的惡化，同盟會的內部矛盾逐漸揭露，並在1907年的《民報》封禁事件中噴發，直接導致了章太炎光復會這一派的集體出走。
革命黨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宣傳自己的革命理論，宣傳理論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媒體和出版物，這些陣地的代表和典型就是《民報》。
孫中山回憶說：「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瀰漫全國。」這句話不是吹牛，《民報》發行第一期就有逾五千份的銷量，第四期時銷量已經破萬。它的讀者群體主要是留日學生和國內學堂中的進步學生，在新軍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民報》總部設在日本，在國內各大城市和國外主要留學目的地都設置有代售機構或分銷機構，隨著同盟會在國內的擴張，《民報》的銷售範圍和數量也水漲船高。它不僅宣傳了革命理論，吸引進步青年入會，銷售報刊帶來的經費也為革命帶來了不少便利。
《民報》在清末國內的流傳地區
很有趣的一點是，直隸總督袁世凱和兩江總督端方也訂閱了《民報》，但是直到1906年清政府察覺同盟會的存在並封禁《民報》時，他們一直沒有向朝廷報告這個事情。
說袁世凱和端方有革命思想，這是不可能的，端方本人就是被革命的對象之一。說袁世凱訂閱《民報》是為了利用革命黨為自己謀福利也不可能，一個是端方不上報，另一個是讓項城在1906年就看到1912年的事情不現實，連清政府垮不垮都是疑問，更何況將信息提供給清政府也有利可圖。端方是滿洲貴族，他在這個問題上為了維繫朝廷安危上報才是正常，他不揭發更是奇怪。
說到底，之所以訂閱而不向朝廷揭發的原因是要用革命來推進立憲，從立憲的角度看，清政府自身的立憲誠意和立憲熱情並不能令人放心，之前受的傷還沒結痂，然而一旦有革命的力量來逼迫清廷推進立憲，那麼立憲就是一項不得不去完成的工作了。因此革命方面的實力應當讓朝廷感受到足夠的威脅，又不足以顛覆清朝。因此他們一邊監視《民報》又放任革命勢力發展，主要應是從立憲考慮的。他們當時應該看到了《民報》對革命的宣傳力和煽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認可了《民報》。1906年清政府查禁《民報》時，袁世凱拿了五期前往，足以說明《民報》的影響力。
有些讀者可能有疑問，《民報》的銷量也僅逾萬份，相比於中國的龐大人口僅是寥寥，為什麼說他是所有報刊中影響力最大的？此處要說兩點，第一，在晚清時能夠形成自己獨立的政治理想去參與中國的政治變革的只有知識階級，農民和工人在當時尚未形成這樣的意識，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才作為獨立的團體參與政治運動。其二，《民報》不同於一般的報刊，它上面刊載的不是具有時效性的新聞事件，而是革命理論，在當時被稱作「思想紙」，也就是講，只要一個人看到了《民報》，不管是第幾期，都能接觸到革命。並且當時還有傳抄報紙和共同閱讀的習慣，一份《民報》可能就被傳抄數十份，經上百人手，這種報刊的影響力和他的銷量是不成正比的。
1906年12月，革命黨人劉道一被捕，清廷藉此知道了同盟會的成立和《民報》作為同盟會機關報的事實，開始大規模封禁以《民報》為首的傳播革命思想的媒體。清政府除了在國內通過海關和行政手段查封《民報》以外，還和日方交涉，希望日本方面能夠封禁《民報》。一開始，日方口頭上答應，但是沒一點行動。然而，在1907年8月唐紹儀訪日期間，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報》，全文如下：
《民報》發行人兼編輯人章炳麟：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發行《民報》第二十四號，有人告發，違背《新聞紙案例》第三十三條，遂依同《案例》之第二十三條，停止其發賣頒布。且記事如《革命之心理》《本社簡章》有與同一主旨事項之記載，皆被停止。
合將內務大臣命令相達如右。
（唐振常《民報》「封禁」事件諸問題）
為何在這個時間點封禁《民報》，原因很複雜，主要原因是國際形式的變化，當時英德爭霸，德國準備拉攏中美組建一個中美德三國同盟開應對英國的英法日同盟布局。而唐紹儀此行的目的是去美國談判結盟相關事宜。如果這個同盟能夠達成，日本就被夾在中美之間，十分不利，因此要拖住唐紹儀。具體是誰提出的尚不清楚。不管是日本政府主動討好唐紹儀還是唐提出的要求，《民報》還是被封禁了。
日本政府封禁《民報》，理由其實是不足的。因為革命黨人鼓吹顛覆清政府，暗殺清廷要員，武裝起義已經許久，為何不早就封禁，而偏偏要等到現在？說明這是個政治上的命令而非執法行為。時任《民報》編輯人的章太炎準備以此和日方打官司，迫使日方撤回命令。而宋教仁等人覺得，這個命令並不是要把《民報》打死，只是不準刊登諸如《革命之心理》《本社簡章》等的文章。此時忍一下，以後說不準日方就會主動撤回命令。但是章不同意，這些文章就是革命黨人和《民報》的精神魂魄所在，沒有這些文章就不可能有《民報》。打官司要想打贏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政治的要求，即使《民報》再怎麼樣也只能犧牲，反而宋的斡旋方案對於維繫《民報》在日本的生存更有好處。
於是章太炎和日本政府打了長久的官司，留日學生也奮起抗議，並加入抵制日貨的行列。（留日學生的行為向來是十分激進的，有興趣的話可以了解一下此前的「取締留學生」事件）。章還散發《請看東胡，倭奴封之惡劣手段》，文中大呼排日，竟把日本人變成和滿洲人一般惡劣的種族了。如此作為，自然是打不贏官司的。我甚至覺得此時章太炎打官司的行為跟小朋友打架，爭一口氣好不了多少。於實際問題無益，反而傷了日本人民的感情，當時許多日本人也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本來還有一個計劃，就是給章太炎一筆巨款，讓他實現早年去印度當和尚的夢想，但是現在估計雙方都不想去進行了。
既然官司打不贏，除了繼續秘密發行外，只能搬遷總部，總部的搬遷需要耗費一筆巨款，但是此前章打官司和其他的一些花費已經用光了《民報》的經費。法院還判決章罰款115元，並且在09年3月以拒絕繳納罰款為名拘留了章太炎，是他的學生想辦法湊了一筆錢保釋了他，章才復得人身自由。
《民報》沒有錢，誰有錢呢？孫中山有錢。兩年前由於清政府的施壓，日本政府被迫禮送孫文出境，日本政府不僅給了他7000元資助，在歡送會上，日本商人鈴木九五郎給了章太炎1萬元，孫中山給了章2000元，其餘的自己拿走了，至於如何用也不跟其他同志說。
章太炎不知道日本政府給孫的7000元，但是孫中山手裡有8000元用途不明的款項是確鑿的。他現在不來救場，難道這8000元錢被他私吞了？一方面是孫中山貪污的想像，另一方面，在日的革命黨人也弄清了日本政府給孫的7000元，他們更是覺得孫中山被日本政府收買腐化，有損同盟會的威望。在此時反日還缺錢的同盟會日本總部，孫中山立刻變成了一個反面典型。章把《民報》社懸掛的孫中山畫像撕了下來，批上「賣《民報》之孫文應急撤去」等字樣，寄往香港。
更令章太炎氣憤的是，在《民報》停擺期間，汪精衛，胡漢民又出版了新的《民報》，章覺得他們的行為是不把我這個一把手放在眼裡，自立門戶，盜用版權，而且肯定是孫中山指使的。他發表了一篇《「偽」檢舉狀》把孫文從頭到腳罵了個遍，當然，他沒忘了講最根本的原因——經費困難。
這樣大家都清楚了，這是個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故事，但是為什麼一個有錢的孫中山突然就沒有錢了呢？
首先我要澄清，這筆款項孫中山沒有貪污，他用來策划了潮州和惠州的武裝起義，然而起義失敗了，他也不好意思跟同志們解釋，最主要的還是孫的籌款來源日益萎縮，經費緊張。
同盟會沒有自己的產業，經費主要來自於海外華僑和部分同情革命的外國人的捐款，華僑希望的是一個強大的祖國在身後為他撐腰，至於是驅除韃虜還是君主立憲，甚至維持現狀他們都是無所謂的。孫中山要想從他們身上籌到足夠的錢，就需要發展影響力，最有影響的方式就是暴動，但是暴動也需要錢，這就變成了一個「暴動循環」：籌款——武裝起義——再籌款——再起義……
如果起義的呼聲越來越大，甚至能夠長久地佔據一些地區，這就是一個良性循環，同盟會也能越做越大。事實卻是起義不斷地失敗，華僑們對革命黨的期望在不斷地降低，更要命的是清政府的立憲穩步推進，他們看到了另一條使中國強大的不流血的道路，這導致越來越多的華僑認同立憲而反對革命。革命黨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可以說，1907-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前，革命處於低潮期。
孫中山又不能把經費萎縮，革命進入低潮的現狀和盤托出，因為他自己深知同盟會只是一個鬆散的反滿聯盟，一旦陷入困境，內部矛盾就會從暗線變成明線，同盟會就散了。在《民報》事件中，章太炎至始至終都認為同盟會是有錢的，意識不到革命到了困難時期，這時候他也攜原光復會的成員出走，辛亥革命時帶領光復會成員協助孫中山和黃興的起義，沒有背叛革命。而部分革命黨人重新回歸體制，改弦更張站在立憲一邊了。
假如清政府的立憲是逡巡不淺的，模稜兩可的，那麼華僑們只能支持革命，同盟會就不會落到當時的困難境地。正是同盟會的極度困難和革命的低潮，從側面印證了立憲進程是在進步，客觀上是有推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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