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舊山河 重燃革命火！協盛印刷所：白色恐怖下恢復紅色出版

1925年11月，毛澤民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奉命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中央秘密印刷所負責人。毛澤民曾多次出入上海，期間創辦國華印刷所和崇文堂印務局等。位於愛而近路春暉里（今安慶路）的協盛印刷所，就曾是黨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機關。儘管存在的時間不是很長，但是，它秘密印刷的《布爾塞維克》《中央通訊》等書籍報刊，猶如一柄柄火炬，將黨的理論和主張傳播到大江南北，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

圖說：位於安慶路的協盛印刷所遺址。張龍 攝

書刊「偽裝者」

1927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中共報刊出版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為了重建黨的宣傳陣地，11月初，黨中央急調毛澤民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恢復黨的出版發行工作，與鄭超麟、彭禮和、倪憂天等人組成中央出版委員會。

毛澤民根據地下鬥爭的需要，化名楊傑，以印刷公司老闆身份為掩護。毛澤民首先在閘北愛而近路（今安慶路）春暉里秘密創立協盛印刷所，兼任印刷所負責人，這是當時最大的秘密印刷機關。毛澤民在致中央常委的信中提到：「1927年上半年，上海的宣傳工作異常擴大，各種書報之銷數非常之多，《嚮導》一項，全國銷到8萬份……」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為了應對國民黨軍警和租界密探的嚴密搜捕和層層檢查，毛澤民和印刷廠的戰友們隨機應變，巧妙地給革命刊物裝訂上各種偽裝封面，如《中國文化史》《中國古史考》《平民》等。有時還用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來迷惑敵人，從而保證黨中央的機關刊物和革命書籍源源不斷地轉送到讀者手中。這些「紅色偽裝書」體現了共產黨人堅毅卓絕的鬥爭智慧，是共產黨宣傳史上的光輝篇章。

智斗「包打聽」

1928年，協盛秘密印刷廠被租界的「包打聽」發現。巡捕房密探順藤摸瓜，突然闖進印刷所。當他們發現車間里正在印刷共產黨的宣傳品時，便立即封鎖了弄堂口，對印刷所大搜查，將全體工人集中關押在一間屋子裡。「包打聽」拿著幾張剛剛印出的傳單，惡狠狠地質問「楊老闆」，毛澤民泰然自若，不漏破綻，咬定自己只是個為了賺錢而開印刷所的普通老闆，「我是商人，不懂什麼共產黨！人家給的價錢大，又是現金，我為什麼不幹？我得養活廠里的幾十個工人呢。」「包打聽」給毛澤民戴上手銬，秘密押到一家旅館裡。盤問不出個名堂，特務便想大敲竹杠，就以「印赤色刊物犯法」為由，索要10萬元「罰金」。毛澤民隨機應變，假裝願意出去設法籌款。特務認為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在毛澤民交付了800元後，就將他暫時釋放。

周恩來得知毛澤民被捕的消息後，立即部署營救工作。而毛澤民按照中共中央「必須轉移」的指示，一邊公開登報出售機器、印刷所，迷惑特務；一邊加緊拆卸印刷設備，隱藏於別處。隔了幾天，特務到印刷所拿錢，不但找不到「楊老闆」，連機器也毫無影蹤，這才知道上了當。一場危機被機智化解。

播撒「革命火」

1929年初，毛澤民受中央指示，帶領印刷厂部分同志從上海轉移到天津重組地下印刷廠，上海的秘密印刷廠暫停運營。

印刷廠在上海期間，儘管幾經輾轉、多次搬家，但仍在敵人的重重搜查下，印刷了大量黨的重要文件和刊物，如《共產主義A、B、C》《列寧主義問題》《國家與革命》等文件資料以及《嚮導》《中央通訊》《紅旗周報》等黨的機關刊物。印刷廠還根據當時的形勢和罷工鬥爭的需要，趕印過中央蘇區的文件和宣傳傳單。

印刷廠能在上海白區長期堅持，嚴格的紀律也是必不可少的。當時，相關人員按規定不能和家人通信，要斷絕一切社會關係，不能隨意上街，也不能參加集會、結社、遊行等活動。當時還規定，外出執行任務要帶自衛武器，所謂「自衛武器」，就是酒瓶、小鐵器之類的東西，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測，可以用來抵擋一陣子。

1925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開辦印刷廠，直到1932年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毛澤民在白色恐怖中與敵人周旋鬥爭，一直主持秘密印刷廠和地下發行工作，多次歷險。中共中央印刷廠在上海幾經輾轉、多次搬家，但仍在敵人的重重搜查下逢凶化吉，印刷了大量黨的重要文件和刊物，為黨的政治宣傳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創造了中共宣傳戰線上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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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銘心的記憶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許多革命先輩在這裡留下了光輝足跡。中共早期黨員，毛澤東之弟毛澤民便是其中的一位。1925年春，毛澤民在廣州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年底學習結束後，便按照黨的指示前往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兼發行部經理，同時主持上海書店及負責地下秘密印刷工作。毛澤民在上海期間，不避艱險，與反動派鬥智斗勇，為早期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的出版、印刷、發行以及宣傳工作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將成為我們後人刻骨銘心的記憶。

張輝（靜安區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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