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鈔本考察《詩話總龜》早期形態
原標題：從宋鈔本考察《詩話總龜》早期形態
宋代阮閱編纂的《詩話總龜》，採集詩話、小說、筆記論詩文字，分門別類加以彙纂，薈萃繁富，大量保存了今人僅見的文獻，是早期詩話的淵藪。郭紹虞編《宋詩話輯佚》，就大量采輯於此書。
然此書的編纂情況非常複雜。最早是南宋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里反覆提及此書。胡仔引阮閱宣和五年(1123年)的自序，說：「宣和癸卯(宣和五年，1123年)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胡仔並言此書最初名為《詩總》，十卷，不載元祐以來諸公詩話。至胡仔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的紹興十八年(1148年)前不久，也即阮閱《詩總》成書後的廿余年，閩中「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據郭紹虞先生考證，此後尚有數次的增訂，然均已不存。至明嘉靖年間，宗室月窗道人「條而約之」重新匯次刊刻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的九十八卷本《詩話總龜》；同時還存有前、後集各五十卷的百卷抄本。今賢周本淳校點的《詩話總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就是以九十八卷本為底本，校以百卷本。
然而明代刊刻的九十八卷和傳抄的百卷本《詩話總龜》，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宋本之舊，又有多大程度的增補？過去因為無人見到更早的版本，這些問題無從探究。羅根澤先生曾猜測百卷本的前集是胡仔所見閩中刻本之舊，後集是明宗室月窗道人纂集的。但據張健先生考證，在《永樂大典》中就保存了後集的殘卷，說明羅根澤先生的說法是錯誤的，同時也表明，後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張健《從新發現的本看的版本及增補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然迄今為止，尚無人發現更早於《永樂大典》的《詩話總龜》版本和文字，因此對於此書在宋代的編纂情況尚不得而知。
筆者2011年暑假受復旦「光華」人文基金的資助，赴台灣「中研院」文哲所訪學，在台灣「國家圖書館」查閱到了現存最早的宋鈔本《詩話總龜》，雖然阮閱最初的《詩總》十卷不見天壤，但這部宋鈔本足以讓人了解《詩話總龜》的早期真實形態。
最早著錄這部宋鈔本的是宋末元初的方回。他在《桐江集》卷七《漁隱叢話考》里說：
閎休(按阮閱字)《詩總》舊本，余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刪改閎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標曰「益都褚斗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也。
方回又在同書同卷之《詩話總龜序》里說：
《詩話總龜》前、後、續別七十卷，改阮閎休舊序冠其首。閎休《詩總》不可得，而閎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今余所見序，乃見用閎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偽名；所謂集錄益都褚斗南仁傑者，其姓名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準也。
方回著錄之「益都褚斗南仁傑纂集」本，後無見之者。郭紹虞先生在《宋詩話考》里說：「自方氏有此評，此七十卷本不複流傳，亦未見藏書家著錄，但《詩話總龜》成為明刻本之定型，則褚氏當亦與有功焉。」(28頁)，上揭張健先生鴻文亦認為明本《詩話總龜》與褚斗南纂集本「有繼承關係」，並認為褚斗南本應為前後集，但亦未及見此書。
台灣「國家圖書館」所藏之《詩話總龜》，為鈔本，六十卷，分為前集、後集、續集，各二十卷，前集首卷首頁署：
詩歌話總龜卷之一 前集 益都褚 斗南 仁傑 纂集
字體為工整楷體，每行22字，每則第一行頂格，後各行低一格。「太祖」、「仁宗」、「太宗」、「真宗」、「景佑」、「上」、「御」前均空一格。卷首有《詩話總龜綱目》，列書名265種，其中包括《東萊文集》和《南軒文集》，即是方回所提到的《南軒》、《東萊集》。與方回之著錄相較，有兩點差異，1、方回說《詩話總龜》前後續別(刊)七十卷，此書分為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凡六十卷，且已包涵後來明刻本的所有門類，無逸佚跡象，疑方回所謂「七十卷」，乃「六十卷」之誤。清代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就曾著錄過一部前十卷後五十卷的六十卷本。2、方回所說的華陽逸老的序，此鈔本無。除此二事外，其他記載均合，當是方回著錄的紹定二年書坊本的傳抄本。褚斗南，其人無考，方回謂「其姓名不芳」。查《山東通志》卷三十八《經籍志》著錄：「禇仁傑《詩話總龜》二十卷，青州人。」這是僅見的關於此書的著錄。所謂二十卷，是指前集、後集、續集中的某一種，還是六十卷之誤？亦無從查考。
這部褚斗南纂集《詩話總龜》宋鈔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詩話總龜》版本。雖然此前各本均已不存，無從知道此鈔本是如何在阮閱原本基礎上纂集的，但是從方回「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為《總龜》」的記述來看，此部褚斗南纂集本既包涵了阮閱的《詩總》，也合入了《古今詩話》，同時還添加諸家之說。可見褚斗南做了大量的「纂集」工作，已非阮閱之舊本。
這部宋鈔本的發現，可能還不足以讓我們確切了解阮閱《詩總》十卷的原貌，但通過與通行的九十八卷、百卷本比較，可以知道自明代以來的通行本是如何改變了宋本的面貌。因為正如郭紹虞先生和張健先生所說，褚氏有功於明刻本的定型，明本與褚斗南本是有繼承關係的。
首先看門類。褚斗南纂集本前集分為「聖制」、「賡歌」、「御宴」、「榮遇」、「知遇」、「忠義(上下)」、「孝義」、「友義」、「宗族」、「仁愛」、「稱賞」、「志氣」、「述志」、「求意」、「幼敏(上下)」、「諷喻(上下)」、「詩進」、「投獻」、「自薦」、「稱薦」、「達理」、「博識(上下)」、「豪放」、「恬退」、「留題(上下)」、「苦吟」、「警句(上中下)」、「句法」、「琢句」、「用字」、「押韻」、「用事」、「書事」、「感事(上中下)」、「故事」、「評論(上中下)」36門；後集分為「神仙(上中下)」、「隱逸(上下)」、「釋氏(上中下)」、「道士」、「藝術」、「麗人(上下)」、「佞媚」、「俳優」、「鬼神(上下)」、「靈異(上下)」、「紀夢(上下)」、「寓情(上下)」、「宴遊」、「歌詠」、「唱和」、「詼諧(上下)」、「箴規」、「譏誚(上中下)」、「怨嗟」(上下)、「詩讖」(上下)20門；續集分為「雅什(上下)」、「辨疑」、「正訛(上下)」、「詩病」、「詩累」、「效法」、「體格」、「評史(上中下)」、「品藻(上下)」、「寄贈(上中下)」、「送別」、「傷悼(上下)」、「樂府」、「紀實(上中下)」、「詠物(一至四)」、「詠茶(上下)」、「飲食」、「器用」、「節候」、「技藝」、「拾遺」21門。
褚本這77門與明鈔刻本相較，除了從「聖制」門中分出「御制」門，從「釋氏」門中分出「道僧」門，「豪放」門明本改為「狂放」門，「體格」門改為「格致」門以外，其他均為相同。這說明，明本《詩話總龜》後集五十卷，絕不是明人輯錄的，南宋褚斗南本就已有了明本《詩話總龜》後集的門類。張健先生曾指出《永樂大典》本少「樂府」等七門，認為「這七門是此後為人增補的」，但這七門已經存在於褚斗南本，顯然並非明人增補，而是《永樂大典》所據本刪削或殘佚的結果。
其次看具體條目。月窗刊的九十八卷本刪削了不少條目，周本淳先生的校點本據明鈔本補入大量條目，這些條目多亦見於褚斗南本，這可以確證月窗刊刻時的確作了不少刪削。褚斗南本與明鈔本，有些門類的條目內容是完全相同的；如褚本「幼敏」門22條，在明鈔本里分列為前集「幼敏」門18條，後集「幼敏」門4條。褚本「豪放」門18條，在明鈔本里分為前集「狂放」13條，後集「狂放」5條。褚本「恬退」5條，同於明鈔本後集「恬退」5條。此外「琢句」、「用字」、「押韻」、「用事」、「書事」等門類的條目均相同。這既說明宋本與明本之間的繼承關係，也可考證出明本後集的大多內容在宋本里就已存在了。
最後看內容的增補。褚斗南纂集本《詩話總龜》凡2132則，除了55則逸出周本淳校點本之外，其他二千餘則就是通行本前後集的主體內容。《永樂大典》殘本、月窗刻本和明鈔本，都在褚斗南本的基礎上有不同的增補。
過去對於通行月窗本的整理，因為整理者先存有後集為「雜湊」、「捏合」而成的成見，對於後集的輯補並沒有認真地完成。而褚本的發現，證明「前集」「後集」的主體內容在宋代就已存在，價值同樣重要。因此，我覺得需要重新進行《詩話總龜》的整理工作。可以以褚斗南纂集本為底本，分別校以《永樂大典》本、月窗本和明清鈔本(台灣故宮博物院的「明鈔本」，過去校本尚未採納)。因為阮閱《詩總》十卷原本不存，褚斗南在阮閱原本基礎上纂集而成《詩話總龜》，成為後世通行本的基礎，所以《詩話總龜》的正確署名應該是「阮閱原輯，褚斗南纂集」，才合乎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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