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宋金元的詩歌連章體

文史 02-13

原標題：王輝斌：宋金元的詩歌連章體

在「文學體類」[1]這個龐大的家族之中，「連章體」作為一種詩歌樣式，既不同於傳統的古體詩與新興的近體詩，也有別於「雜體」與「吳體」等一些特殊性很強的詩體，而是屬於形式範疇的一種具有「結構性內涵」的詩體。這一詩體的最大特點在於，其中的每一章既能獨立成篇，又可與之互為關聯，所謂「一題數詠，分之可以獨立成章，合之則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者[2]，即為其核心所在。可見，「連章體」在「文學體類」這一家族中是確實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的。正因此，文論史上諸多論及詩體或文體一類的著作，如劉勰《文心雕龍》、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吳納《文章辨體序說》、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等，即都不曾對「連章體」有所涉及。而從詩體學的角度言，宋、金、元三朝則為「連章體」發展史上的一個黃金期。其原因在於，這一時期408年的「連章體」創作，不僅參與的詩人眾多，「連章」的形式多種多樣，而且詩人們還推出了數以十計的大型連章體之作，因而使得早期的「一題數詠」，一變而為「一題百詠」甚至是「一題數百詠」，如宋徽宗的《宮詞三百首》即為其代表。此則表明，「連章體」之於宋、金、元三朝，乃是別具特色與風貌的。而且，存在於宋、金、元三朝的這種大型「連章體」之作，對於本時期詩歌的繁榮與發展，對於明、清兩朝「連章體」的創作，也都是起到了重要的影響與作用的。

一、宋以前的連章體掃描

作為一種詩歌樣式，「連章體」與其它類別的詩體之品目（如古體詩中的五古，雜體詩中的「迴文」等）一樣，也是自有其淵源且歷史相當久遠的，如《詩經·小雅》中《採薇》一詩之「一題六詠（章）」者，即有助於窺其濫觴之一斑。爾後，曹操《步出夏門行》、王粲《七哀詩》、陶淵明《飲酒》、鮑照《擬行路難》等作，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著種種形式的「連章」[3]，從而使得「連章體」逐漸成為了漢魏六朝詩人們最為喜愛的詩體形式之一。或有認為「連章體」始創於杜甫者，實則為一種不確之論，未可邃信。待進入李唐後，「連章體」不僅日愈一日地為詩人們所雅好，而且還因杜甫的《羌村三首》、「同谷七歌」等作而大放光彩於當時。

檢讀《全唐詩》可知，唐代最早進行「連章體」創作的詩人，乃首推詩風「天文秀髮，沉麗高郎」[4]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帝京篇十首》，便是初唐詩人「連章體」的代表之作。這一組詩以「帝京」立題命篇，分別用了整十章的篇幅，對帝京長安與帝宮帝苑的壯麗輝煌，進行了種種形式的述寫，並融繁麗與典雅於一體，以顯示出大唐的威勢與氣派。其實，從影響史的角度言，《帝京篇十首》的藝術成就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世民以皇帝身份參與「連章體」創作的舉措，所以未久，《帝京篇十首》的「下效」之風便盛行京師長安，於是，也就有了魏徵《五郊樂章二十首》、上官昭容《游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5]、盧照鄰《中和樂九章》、張九齡《感遇詩十二首》等詩的問世。所以，著眼於淵源的角度進行審視，這些並非「奉和」的「連章體」之作，是無不與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大相關聯的。大約至王維《輞川集二十首》始，整齊劃一的「連章」絕句體，便成為了唐代詩人對「連章體」的首選，而其中最具成就與影響的詩人，即為有「詩聖」之稱的杜甫。

杜甫詩歌歷來有「包羅萬象，眾體兼備」之稱，其中的「眾體」之「體」，自然是包含「連章體」於其內的。據錢謙益《錢注杜詩》可知，杜甫現存的各類「連章體」，以三章以上（含三章）為例，乃有近50組之多。其中如《曲江三章章五句》、《前出塞九首》、《游何將軍山林十首》、《秋雨嘆三首》、《後出塞五首》、《喜達行在所三首》、《羌村三首》、《收京三首》、《遣興三首》、又《遣興三首》、《遣興五首》、又《遣興五首》、《秦州雜詩二十首》、《寓同谷縣作歌七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絕句漫興九首》、《戲為六絕句》、《述古三首》、《西山三首》、《絕句六首》、《夔州歌十絕句》、《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詠懷古迹五首》等，即皆為膾炙人口的佳構。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連章體」之中，既有古體詩，也有近體詩，古體詩除了傳統的五古與七古外，杜甫還自創了一種「變體」，如著名的《曲江三章章五句》即為其例。這組詩凡三章，每章五句，故詩題逕作《曲江三章章五句》。如第一章：「自斷此望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往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古體詩與近體詩一樣，即一般都是兩句一韻，故其句數均為偶數，杜甫此詩不僅打破了這一成規，以奇數為之，而且還於中間插入了「故將移往南山邊」這樣的一個獨立韻腳，使之形成了一種被稱為「拗格古詩」的「畸形體」[6]。在近體詩方面，五絕（如《絕句六首》）、七絕（如《夔州歌十絕句》）、五律（如《秦州雜詩二十首》）、七律（如《秋興八首》）等，乃應有盡有。古體詩與近體詩的互為融合，表明了杜甫詩歌中的「連章體」之作，無論是就其數量抑或形式而言，在中唐以前的唐代詩人中，均是無人能與之相比的。而正是由於杜甫的不斷藝術實踐，才致使「連章體」在其所生活的盛、中唐之際得以全面發展，對此，我們僅從這一時期的詩人如王昌齡、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劉長卿、柳宗元、韓愈、劉禹錫、白居易、王建、皎然等人的集中均有不同形式、不同數量的「連章體」的事實，即可見其端倪。

儘管杜甫詩歌中的「連章體」形式多樣，但其中數量最多而又最為後人所稱道者，則是那些生動活潑、靈活多變的七絕體，如《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絕句漫興九首》、《戲為六絕句》、《夔州歌十絕句》、《三絕句》、《喜聞盜賊總退口佔五首》等。杜甫的這些七絕「連章體」，由於具有篇幅短小、敘事簡潔、抒情自由、便於誦讀等多個方面的特點，而直接影響著中、晚唐詩人對「連章體」的創作，因之也就有了如王建《宮詞一百首》這樣的大型「連章體」之作。王建的《宮詞一百首》，為《全唐詩》卷三○二所著錄，《全唐詩》並附王建小傳云：「建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播人口。」[7]這裡的「傳播人口」，不僅指宮詞在當時極便於誦讀，而且還可以互為傳唱。王建又有《朝天詞》、《霓裳詞》各10首，亦皆宮詞之屬，此則表明，王建是特別擅長於宮詞的創作的。而以七絕體的形式進行大型「連章體」的宮詞創作，王建《宮詞一百首》則開了唐代（含五代，下同）詩人此類「連章體」之作的先河，所以值得特別稱道。其後，後晉宰相和凝與後蜀的花蕊夫人，亦先後創作了《宮詞一百首》，並為《全唐詩》、《宋詩鈔》、《全宋詩》等總集爭相著錄。這三組大型「連章體」宮詞的推出，標誌著唐代的「連章體」創作，在當時已進入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文學階段，並對宋、金、元三朝詩人以深遠影響。

二、宋代的連章體創作

從接受史的角度言，宋代詩人對於唐人唐詩的接受，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普遍的宗唐、變唐，其二是盛況空前的「千家注杜」。此二者的存在，對於「連章體」在宋代的繁榮與發展，乃是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首先，宋代詩人的普遍宗唐、變唐，必然會導致王建、和凝、花蕊夫人等成為其中雅好「連章體」詩人所師學的對象，更何況花蕊夫人在後蜀為宋所滅亡後，便直接成為了一位宋初的宮廷詩人。所以，王建等人各自不同的《宮詞一百首》，無論從形式抑或內容言，都會給宋代雅好「連章體」創作的詩人以影響。其次，由於普遍宗唐、變唐的現實原因，而導致了「千家注杜」文化景觀的盛行，而這種文化景觀無疑會使宋代詩人從一部杜詩中獲益良多，上舉杜甫集中的那些形式多樣、數量眾多的「連章體」之作，就自然會給尊宗杜詩者以方方面面的影響。這兩個方面影響的相互迭加，並與宋代詩人對「連章體」的雅好互為關聯，便理所當然地構成了催生宋代大型「連章體」之作的一架溫床。於是，以宋徽宗《宮詞三百首》為代表的一批大型「連章體」之作，即皆因此而誕生。

檢讀已出版的72冊《全宋詩》可知，宋代詩人幾乎都曾創作過數量不等、形式不同的的「連章體」，這一事實的存在表明，「連章體」之於有宋一代，不僅深受當時詩人們的喜愛與雅好，而且還使之成為了一種極具代表性的詩體樣式。從總的方面講，宋代詩人的「連章體」之作，主要表現出了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一是形式上以七絕體為主，其二是多大型「連章體」組詩，其三是各種述寫對象應有盡有。以此三者合勘《全宋詩》，可知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大型「連章體」之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下面對此略作例說與論述。

（一）宮詞類樂府中的大型「連章體」。宮詞類樂府，為唐後樂府詩的重要品類之一[8]。而宋代的宮詞類樂府，主要指的是以「宮詞」二字為題的一批宮詞，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宋白、王珪、張仲庠、周彥質、王仲修等人各自的《宮詞一百首》，以及宋徽宗《宮詞三百首》、宋寧宗楊皇后《宮詞五十首》等。這些大型「連章體」宮詞先後出現於宋代詩壇，成為了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觀，因為其不僅代表著宋代宮詞類樂府的最高成就[9]，而且也是「連章體」創作在宋代繁榮昌盛的一種重要標誌。其原因在於，在宋、金、元408年的詩歌史上，「連章體」之與宮詞「聯姻」並多為整百首的大型組詩者，只奇蹟般出現於趙宋一代，而金、元兩朝的詩人則鮮有染指者（說詳下）。而此前的王建、和凝、花蕊夫人三人，雖然都曾創作過《宮詞一百首》這樣的大型「連章體」，但三人分屬於中唐、後晉、後蜀的事實（也有將花蕊夫人作宋初詩人者），而使得三人的《宮詞一百首》根本無以與宋代詩人的同類之作並論。所以，從詩歌史的角度進行審視，宋代宮詞的大型「連章體」之作，是僅次於滿清一代而名列第二的。

（二）歌行類樂府中的大型「連章體」。歌行類樂府不僅是宋代樂府詩的又一重要品類，而且還為這一時期樂府詩的巔峰之作，因之參與創作的詩人既多，所獲成就亦眾，對此，拙作《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10]一文，已對其進行了詳細而具體的考察，此不具述。而應引起注意的是，宋代的歌行類樂府也多「連章體」之作，如蘇軾《襄陽樂府三篇》、楊萬里《圢丁詞十解》、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周紫芝《漁父詞六首》、周麟之《破虜凱歌三十首》、方回《上南行十二首》等，即皆為其例。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是汪元量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僅就詩題言，「湖州歌九十八首」者，顯然應為「湖州歌一百首」的未完成稿，即汪元量最初計劃寫作的「湖州歌」應為整百首，由於戰亂等方面的原因而只寫了「九十八首」，故其乃將詩題逕作《湖州歌九十八首》，而最後一首（即第九十八首）中的「杭州萬里到幽州，百詠歌成意未休」又可為之佐證。雖然如此，但這組近「百詠」的大型「連章體」之作，實際上已為歌行類樂府增色不少，原因是此詩為宋代歌行類樂府中惟一的一組「一題百詠」之作。僅此，即可見出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的文學史意義之一斑。此外，汪元量還創作了《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等歌行類樂府，其規模和體制雖然均難以與《湖州歌九十八首》並論，但立足於宋代歌行類樂府的「連章體」進行審視，這兩組「歌」類之作還是頗值稱道的。

（三）雜體詩中的大型「連章體」。宋代是一個雜體詩相當繁榮發達的國度，其雜體詩的品目之繁多，形式之豐富，不僅超過了傳統的古體詩，而且也為新興的近體詩所不及。其中，與大型「連章體」相關聯者，則為具有悠久歷史的集句詩。關於集句詩的淵源與歷代發展之況，明季徐師曾於《文體明辨序說》一書中曾這樣寫道：「按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古尤長於此。蓋必博學強識，融會貫通，如出一手，然後為工。」[11]宋代的集句詩，雖然有「集胡笳」、「集文選」、「集唐詩」等多種類型，但其最為時人與後人所稱道者，則為文天祥的「集杜詩」。文天祥的「集杜詩」共有兩種，其一為《集杜詩》，其二即《胡笳曲》，前者整200首，所集者全為五絕；後者共18拍（即18首），凡160句，其中五言12句，七言148句。這兩組詩均有「並序」，分別介紹了文天祥於杜詩的尊仰欽服與「集句」的創作緣由，如前者之「凡吾意所欲為者，子美先為代言之」云云，即為其例。文天祥以整200首的五絕集成一卷《集杜詩》的舉措與成就，在有宋一代的大型「連章體」雜體詩中乃屬於絕無僅有的一例。而此，所體現的則為文天祥這卷《集杜詩》的詩體學價值之所在。此外，北宋詩人胡偉尚有集句詩《宮詞》一卷（整100首）等。

（四）其它方面的大型「連章體」。除以了以上三類外，宋代的的大型「連章體」之作，還表現在一些其它題材內容方面，且形式多種多樣，如《全宋詩》第1冊所著錄的宋太宗《逍遙詠》、《緣識》即為其代表。這既是兩組典型的「道教詩」，又為宋詩史上規模最大的道教詩「連章體」。《逍遙詠》共有216首（編為十一卷），全由五、七言近體組成，其中五律100首（卷一至卷五）、七律100首（卷六至卷十）、七絕16首；《緣識》的數量尤多，共計為320首（編為五卷），古體、近體均有，其中五律50首（卷十二）、七律50首（卷十三）、雜言詩120首（卷十四、十六各60首，含古、近體兩大類）、五絕、七絕各50首（卷十五）。此外，《全宋詩》第35冊還著錄了宋高宗《文宣王及其弟子贊》一題，凡73首詩，全為四言體，除第一首為12句外，其餘均為每首8句。同冊另有李石七絕體的《扇子詩》，凡一組整80首。所有這些，均表明了宋代詩人之於大型「連章體」的創作，乃是非常喜愛與得心應手的。

以上所述表明，宋代詩人的「連章體」，不僅題材內容豐富，詩體形式多樣，而且其規模與體制都相當宏大，以至於出現了如宋太宗《緣識》這樣的「一題320詠」的特大型之作。作為一種詩體形式，大型「連章體」在宋代的繁榮昌盛，雖然與當時詩人們的普遍宗唐、變唐大相關聯，但重要的則是與詩人們的變唐密不可分，因為變唐之於「連章體」所體現的，實際上乃是宋代詩人創造力表現在詩歌方面的一種具體反映。正因此，才使得大型「連章體」的創作滲透到了宋代詩歌的各個方面。

三、金元時期的連章體

以北方游牧文化為主體文化並融進了中原文化的金源與蒙元二朝，就其詩歌中的「連章體」而言，也是相當繁榮發達的。元好問於金源滅亡之際所編撰的《中州集》十卷，雖然並非金代詩歌之全貌，但有元一代詩歌的面目，已得以基本體現。《中州集》共收錄了包括金顯宗、金章宗在內的251位詩人的2060首詩，這一數量就戰亂中的金代詩歌輯錄而言，顯然是值得特別珍視的，因為有金一代的文學遺產，即因此而得以較為完整之保存[12]。在這251位詩人中，創作過「連章體」的詩家為73 人，詩作則有148題364首詩。其具體為：宇文虛中（5題21首）、張斛（2題4首）、蔡松年（4題30首）、蔡珪（4題14首）、高士談（2題4首）、馬定國（2題4首）、祝簡（2題4首）、朱之才（2題6首）、劉著（3題6首）、朱自牧（1題2首）、劉汲（1題2首）、郝俁（1題3首）、任詢（1題3首）、邊元鼎（5題18首）、王寂（1題2首）、劉仲尹（3題14首）、劉迎（5題10首）、許安仁（4題9首）、党懷英（4題9首）、王庭筠（2題4首）、趙秉文（6題25首）、周昂（8題26首）、趙沨（1題3首）、劉昂（1題2首）、魏博霄（1題2首）、王磵（1題7首）、路鐸（3題7首）、師拓（2題4首）、酈權（1題2首）、史肅（2題4首）、蕭貢（2題6首）、龐鑄（2題5首）、王良臣（1題3首）、馮延登（2題4首）、劉祖謙（1 題2首）、高憲（1題4首）、王特起（1題2首）、趙元（5題12首）、完顏璹（3題6首）、馮壁（1題2首）、王若虛（6題17首）、麻疇（2題4首）、宋九嘉（1題3首）、劉從益（1題2首）、雷淵（3題6首）、李獻能（1題2首）、張建（3題14首）、毛麾（1題2首）、段繼昌（1題2首）、劉鐸（1題2首）、張本（1題6首）、崔遵（1題2首）、劉昂霄（1題3首）、雷琯（3題15首）、郭邦彥（1題3首）、王元粹（3題17首）、杜佺（1題2首）、趙伯成（1題2首）、趙思文（1題2首）、李天翼（1題2首）、劉豫（1題6首）、王中立（1題4首）、王予可（2題4首）、王或（1題3首）、董文甫（1題4首）、辛願（3題8首）、李汾（2題7首）、李獻甫（1題3首）、司馬朴（1題8首）、姚孝錫（3題6首）、元德明（1題2首）。此外，在元好問的《元好問全集》中，還有「連章體」185題617首詩。二者合計，共有74位詩人參與了「連章體」的創作，其作品總量則為333題1031首詩。將這些具體數量與宋、元兩朝的「連章體」相比，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對於地處漠北的大金國來說，已經是相當的可觀了。而此，即為現存金代「連章體」的基本概貌。

在金源的1031首「連章體」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題十詠」以上（含「一題十詠」）的「連章體」之作，竟然有數十組之多，如宇文虛中《四序迴文十二首》、蔡松年《從師還自穎上對新月獨酌十三首》、又《庚戌九日還……十首》、邊元鼎《閱見十首》、劉仲尹《墨梅十首》、張建《擬古十首》、雷琯《商歌十章》等，即皆為其例。而被稱為「金代遺民詩人的領袖人物」的元好問，所創作的「一題十詠」之「連章體」，亦有整10組之多，且不乏膾炙人口的佳構，如《論詩三十首》（一作《論詩絕句三十首》）。其10組「連章體」具體為：《九日賦……十首》、《曲阜紀行十首》、《續小娘十首》、《論詩三十首》、《杏花雜詩十三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洛南雜詩十首》、《游天台雜詩十三首》、《黃山峪十絕句》、《台山雜詠十六首》。這些「一題十詠」及以上者，便是金源一代「連章體」的大型之作。就詩體形式而言，在這些大型「連章體」之作中，既有雜體詩中的「迴文」，古體詩中的五古、七古，更有近體中的五絕、五律、七絕等，亦可謂是「眾體兼備」，應有盡有。這一事實表明，金代詩人於「連章體」的創作，在各種形式的選擇與運用方面，也是甚為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

蒙古在至元八年（1271年）將國號定為「大元」之前，其國家政權、意識形態等方面幾乎與金朝完全一致，即二者都是屬於北方游牧文化區域且由少數民族主政的兩個政治集團。因此之故，早期的蒙古文學與金源文學即具有很強的相似性，而「連章體」的創作亦屬如此。待南宋的領地完全歸於「大元」的版圖之後，包括「連章體」在內的蒙元文學即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蒙元在這一時期的「連章體」創作，已非為金源可比，而是形成了自己的風貌與特色，並可與趙宋的「連章體」創作媲美。要而言之，蒙元一代（1206—1368年）的「連章體」之作，主要呈現出了三個值得重視的特點，且特色鮮明。

其一是對100首以上的大型「連章體」的推出。如上所述，整百首的大型「連章體」創作，自中唐王建《宮詞一百首》始，於趙宋一代雖然已蔚為壯觀，但蒙元的這類「連章體」之作，也自有其成就和特點，如楊允孚《灤京雜詠》即為其例。楊允孚（約1316—1374年），字和吉，今江西吉水人。其《灤京雜詠》，一作《灤京百詠》，共108首，全由七絕寫成，是作者由江南赴大都，再由大都赴上都的一份重要文學結晶（實際上為作者從上都回歸故里後所寫），邑人羅大已為之序（《四庫全書》本《灤京雜詠》附）。詩題中的「灤京」，所指即上都，因其位於灤河之陽而得名。清人顧嗣立編輯《元詩選》時，從《灤京雜詠》中選錄了100首編入《元詩選》初集，故其將詩題逕作《灤京雜詠一百首》。與楊允孚生活年代相前後的詩人張昱，亦曾創作了《輦下曲一百二首》，是蒙元時期「連章體」的又一組大型詩歌之作。張昱（約1302—1384年）字光弼，號一笑居士，今江西吉安人。其《輦下曲一百二首》有「並序」云：「昱備員宣政院判官，以僧省事簡，搜索舊文稿於囊中。曩在京師時，有所聞見輒賦詩，有《宮中詞》、《塞上謠》共若干首，合而目之為《輦下曲》。」[13]正因此，張昱所「合而目之為《輦下曲》」的這組大型「連章體」之作，即有研究者將其目之為「宮詞」或「上京紀行詩」，並對其進行了很高的評價[14]。

其二為多以五、七律體創作「連章體」。據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癸集可知，以五律、七律的詩體形式創作「連章體」者，乃成為了元代詩人的一種時尚，這從《元詩選》初集開篇的《遺山集》到《元詩選》三集之末的《蘭雪集》共收錄整340位詩人的詩集中幾乎每集都存在著數量不等的「連章體」且多為五律、七律之作的事實，即可準確獲知。如方回《虛谷志歸十首》、方夔《秋晚雜興五首》、黃鎮成《南山紫雲山居五首》、周伯琦《江行詩二十四首》、陳基《秋日雜興五首》、張憲《大都即事六首》、袁桷《舟中雜詠十首》、王惲《大行皇帝輓詞八首》、張養浩《惜鶴十首》、許有壬《上京十詠》、虞集《次韻賓月山居十首》、楊載《東陽十題》（以上五律）；王逢《錢塘春感六首》、葉顒《至正……感懷賦十律見意雲》、丁鶴年《自詠五首》、顧瑛《天寶宮詞十二首寓感》、郝經《秋興五首》、許衡《病中雜言五首》、張昱《惆悵五首》、郭鈺《和虞子士春興八首》、清珙《閑詠十二首》、范梈《秋日集詠……八首》（以上七律）等，即皆為此類「連章體」中的代表作。而陳樵以38首七律所組成的《北山別業三十八詠》，則將這種「連章體」的創作推向了其「史」的最高峰。以近體詩中的五律、七律體創作「連章體」者，乃肇始於唐代詩人，如上舉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秋興八首》便為其例。而元代詩人表現在「連章體」創作中的這一特點，即是向杜甫等唐代詩人師學的結果，這是因為，「宗唐復古」乃成為了元代詩人的一種共識。當然，其中也不能排除受方回《瀛奎律髓》影響的可能性，因為該書所選錄的唐、宋詩整3000首，全為五律與七律，且在當時流行甚廣。要之，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是致使元代「連章體」多為五、七律近體的共有因素之所在。

其三是少數民族詩人對「連章體」創作的介入。由於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而又大一統的國度，所以少數民族詩人不僅數以百計[15]，而且這些少數民族詩人的漢化程度均極高，即其都能用漢語進行詩歌創作。僅就「連章體」而言，蒙元時期以之進行創作的少數民族詩人，即有泰不華（伯牙吾台氏）、余闕（唐兀氏）、耶律楚材（契丹族）、耶律鑄（契丹族）、馬祖常（雍古族）、迺賢（葛邏祿氏）、薩都剌（本答失蠻氏）等人，且不乏優秀可讀之作。以耶律楚材為例，其《湛然居士集》中的《用萬松老人韻寄鄭景賢四首》（五律）、《和博霄韻代水陸疏文七首》（七律）、《贈蒲察元帥五首》（七律）、《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七律）、《西域河中十詠》（五律）、《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七律）等，即皆為五律與七律「連章體」中的佳構。再如馬祖常《石田集》中的《石田山居八首》（五律）、《五言六首》（五律）、《無題四首》（七律）等詩，不僅皆為詩選家所必選之作，並且其中仿效李商隱《無題》而作的《無題四首》，更是成為了元代「連章體」中的精品，而為時人與後人多所稱道。

四、連章體的發展趨勢

作為一種形式多樣、特色鮮明的詩歌體式，「連章體」在宋、金、元408年的詩歌史上，不僅為數以千計的詩人所喜愛，並因此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之作，而且還與其它詩歌體式一道，為這一時期詩歌的繁榮與發展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比如，北宋初期宋白等人之於《宮詞一百首》的推出，以及作為皇帝詩人的宋太宗、宋徽宗、宋高宗參與大型「連章體」創作的示範性作用，都無疑會激起當時詩人們對各種各類「連章體」的創作熱情；而宋太宗等人「連章體」皆為五律、七絕等近體詩的實況，顯然又會激起近體詩在宋代的更進一步之繁榮與發達。此外，宋白等人的《宮詞一百首》，以及宋徽宗的《宮詞三百首》等，不僅會對宋代宮詞類樂府的創作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於其它類別的樂府詩創作也是不無影響的，這從宋代詩人的詩集（主要指《全宋詩》）中幾乎都有數量不等、類別不同的樂府詩之事實，即略可獲知。所以，「連章體」之於宋代詩歌的繁榮昌盛，顯然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趙宋一代的「連章體」是如此，金、元兩朝的「連章體」亦然。金源一代雖然沒有100首左右的大型「連章體」，但元好問「連章體」的數量之多與類別之眾，卻是很少有宋代詩人可與之匹配的，這一事實表明，金代詩人的「連章體」之作也是自有其特點的。此外，元好問以七絕體寫成的《論詩三十首》，不僅在詩作數量、論詩範圍、「一題數詠」等方面均超越了杜甫的《戲為六絕句》，而且對元、明、清三朝的「連章體」論詩之作也影響深遠，如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趙翼《論詩絕句五首》、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等，即皆與其關係密切。由宋、金而至蒙元，「連章體」不僅進入了一種全面發展的態勢，而且還因此形成了一些新的創作氣象與創作特點，如上所言之眾多少數民族詩人的介入，以近體詩特別是五律與七律進行創作，在大型「連章體」方面對100首詩的突破等，即皆為其最好的實例性說明。所以，從總的方面講，蒙元時期的「連章體」之作，無論是就其詩人隊伍、詩作數量等方面而言，抑或於連章技藝、形式特點等以論，都已獲得了一次跨越式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文學高度。同時，由於蒙元「連章體」與宋、金「連章體」的互為關聯，而使之形成了一個「連章體」的文學整體，不僅對本時期詩歌的繁榮與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於明、清時期的「連章體」創作產生著直接的影響。正因此，「連章體」在明、清之際，即形成了一種新的創作趨勢，並呈現出一種繁花似錦的「連章體」新格局。

明、清時期的「連章體」創作，雖然緊承宋、金、元之後並深受其影響，但卻是文學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高潮期。要而言之，這一時期「連章體」的創作在詩人們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了一種向大型「連章體」傾斜的發展趨勢，而且「連章」的題材與內容也滲透到了各個方面。這種發展趨勢在樂府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竹枝類樂府即為其代表之一。明、清兩朝的竹枝類樂府，其詩體形式不僅以「連章體」為主，多為大型之作，而且在清代還形式了一種創作風氣，如孔尚任《平陽竹枝詞五十首》、顧瑤光《竹枝詞五十首》、朱麟德《續鴛鴦湖棹歌一百首》、陸遵書《練川竹枝詞和韻六十首》、楊掄《芙蓉湖擢歌一百首》、祁韻士《西陲竹枝詞一百首》、王初桐《濟南竹枝詞一百首》、張履程《雲南諸蠻竹枝詞五十首》、四明浮槎客《東洋神戶日本竹枝詞一百首》等，即皆為這種風氣下的產物。而尤值注意的是，清代詩人的這些大型「連章體」竹枝詞，其題材還分別涉及了今新疆與中亞地區的民俗風情，雲南少數民族的文化與生活，以及日本東京、神戶等地的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等，其地域既寬廣，內容亦豐富。又如清代的宮詞類樂府，不僅多為大型「連章體」，而且詩人們還首次推出了一系列「連章體」宮詞的專集與專卷，如吳省蘭《五代宮詞》一卷、《十國宮詞》一卷、陸長春《遼金元宮詞》三卷、程嗣章《明宮詞》一卷、蔣之翹《天啟宮詞》一卷、史夢蘭《全史宮詞》二十卷等，即皆為其中之佳構。這些專集與專卷的「連章體」宮詞，較之唐、宋、元三朝的「一題百詠」或「一題數百詠」而言，顯然是更具大型「連章」的特點的。再如明、清時期的詠史樂府詩，亦是洞天別具，特點鮮明，這從清德宗光緒十二年（1886）山陰人宋澤元將楊維楨、李東陽、洪亮吉、尤侗四人的詠史樂府詩編為一集，並以《四家詠史樂府》[16]為書名梓行的事實，即可準確獲知。《四家詠史樂府》所收錄的是楊維楨等四人的詠史樂府詩，其具體為：楊維楨《鐵崖詠史》八卷，詩233首，增補、附錄28首，《鐵崖小樂府》一卷，詩102首，附錄2首，合計365首；李東陽《擬古樂府》二卷，詩整100首；尤侗《明史樂府》二卷，詩整100首；洪亮吉《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詩110首，《唐宋小樂府》一卷，詩103首，合計210首。四者共計748首。其中，除楊維楨的《鐵崖詠史》八卷、《鐵崖小樂府》系據後人所編（即楊維楨生前並不曾以「鐵崖詠史」、「鐵崖小樂府」為題進行詠史樂府詩的創作）外，李東陽《擬古樂府》二卷、尤侗《明史樂府》二卷、洪亮吉《晉南北朝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則皆系「一題百詠」的大型「連章體」詠史之作。而與此相類似的詩人詩作，在明、清兩代還有很多。

總體而言，「連章體」作為一種具有「結構性內涵」的詩歌體式，由於其「分之可以獨立成章，合則能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寫作學特點，而自肇始之日始，即倍受詩人們的喜愛與雅好。唐代以「詩聖」杜甫為代表的一系列「連章體」的創作，於宋、金、元詩人以深遠影響。而宋、金、元詩人於「連章體」創作中所形成的諸多特點，所獲得的諸多成就，不僅對於本時期詩歌的繁榮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還直接影響著明、清時期的「連章體」創作。由於明、清詩人們的不懈努力，這一時期的「連章體」創作，雖然緊承宋、金、元之後，但卻開創了文學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創作高潮期，推出了一系列大型「連章體」的精品之作，從而擴大了詩體學的表現領域，豐富了詩體學的審美內容。

注釋：

[1]羅根澤、於北山《校點前言》，吳納《文章辨體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頁。

[2]羊春秋《重估明代詩歌的價值》，《中國韻文學刊》1994年2期。第2頁。

[3]所謂自覺「連章」者，是指作者在創作該「連章體」之初，即遵循著「一題數詠」的規則為之，如曹操《步出夏門行》；而不自覺「連章」者，則是謂一組「連章體」詩的作年非為一時（有的作地也非為一地），如陶淵明《飲酒二十首》、李白《古風五十九首》等。本文以下所討論的「連章體」，除特殊情況外，一般所指為前者，特此說明。

[4]彭定求《全唐詩》卷一，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頁。

[5]上官昭容的《游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就每首詩的句式言，有三言體、四言體、五言體、七言體四種，以詩體言，其既有古體，亦有近體，形式多種多樣，為唐代「連章體」之不多見者。

[6]蕭滌非《杜甫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124頁。

[7]彭定求《全唐詩》卷二九七，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362頁。

[8]王輝斌《唐後樂府詩的界定與分類》，載《江漢大學學報》2010年2期。第22頁—29頁。

[9]王輝斌《宋徽宗與宋代宮詞創作》，載《南都學壇》2010年2期。第63頁—69頁。

[10]王輝斌《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載《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4期。第88頁—93頁。

[11]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集句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11頁。

[12]王輝斌《元好問<中州集>的文學史意義》，載《三峽大學學報》2010年4期。第38頁—43頁。

[13]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067頁。

[14]楊鐮《元詩史》第四卷第八章，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頁。

[15]具體參見楊鐮《元詩史》中的第二卷，以及第三卷、第四卷中的有關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