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江南，有多無恥？

說道元朝，大家第一反應肯定是「殘暴」，畢竟一個由野蠻少數民族統一的王朝，不會像中國傳統王朝那樣「有文化」。

在歷史教科書里，元朝民族政策是將人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二等色目，三等漢人，四等南人。這裡筆者解釋下，第三等漢人指的是最先歸附蒙古的中國各民族，包括契丹、女真、北方漢人以及四川雲南地區少數民族。而第四等南人指的是南宋統治下人，也就是江南人士（包括更南方的閩粵），這些人大都是漢人。在傳統印象里，元朝對第四等南人無論是政治、經濟、民生、仕途等方面，都是採取歧視性高壓政策，以至於江南地區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最後朱元璋帶領的農民軍推翻了元朝。

元朝的黑暗，今天就不詳筆細書了，今天筆者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元朝時期的一幫無恥之徒，這些人殘害百姓，剝削壓榨，毫無道德人性，將中國大地搞的殘破不堪，使得社會文明倒退，更極大推動了元朝的滅亡。這群人，就是身為第四等南人的江南士大夫！

什麼？不是蒙古人嗎？怎麼回是第四等南人？他們不是被壓迫階級嗎？

這就是今天筆者要披露真相的原因，我們對元朝的歷史了解非常匱乏，出於民族問題，歷來史學界對元朝的評價都是以抹黑為主，缺乏公正及客觀性。這樣就使得大家把這段黑暗歷史的仇恨都撒在蒙古人身上。其實，隨著近代對元朝史料的研究，對元朝的評價已經從簡單的「非黑即白」式論點轉變為相對客觀的判斷。這之中，就揭露了出一群被歷史掩蓋的無恥之徒，這些人在被披露之前，甚至是以正面形象出現，可悲可嘆。

翻開明初的一些文集，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為什麼明初的江南文人士大夫，對元朝時有這極大的懷念之情？甚至連為明朝建國卓有功勛的宋濂等人，乃至稍後的方孝孺等，也都如此？

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就列舉了許多案例：

如宋濂《宋學士文集·危公新墓碑銘》中，多次使用元朝年號「至正」，而不用明朝年號。寫前朝年號，這在當時可是非常嚴重的大罪，這對學識淵博的宋濂來說，除了有意而為之外，沒有其他解釋。除宋濂外，不少江南士大夫都在文章中用元朝年號。

另外，許多文人在文章里都有對元朝誇獎之文，如蘇伯衡《蘇平仲文集》「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熊文，際遇文皇帝（元文宗），師表海內」。《張璐國詩集序》「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有元混一天下，一時鴻升碩士，若劉、楊、虞、范，出而鳴國家之盛。」 胡翰《胡仲子集》「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 解縉：《謝文毅公集》「元主中朝自泰定、天曆後，文治聿彰。四方典教諸君子，悉皆碩德宿儒。」 等等。

對此，錢穆先生認為：明初江南士大夫，對元朝非常懷念和重視，對明朝卻很輕蔑不屑。元朝滅亡，明朝新興，但是在士大夫心中，根本茫然不知，漠然無動。這種現象，與明人看待元代為「虜」，為「夷狄」，有著天壤之別。

這個觀點和傳統史學的認知有著很大偏差，江南士大夫在元朝被稱為「九儒十丐」、「臭老九」，本應是被壓迫歧視的一群人，可他們不但沒有對元朝痛罵，反而跟多的是推崇和懷念。為何會如此？今天我們來了解下這群江南士大夫，揭露他們真實的面目。

元朝統一中國後，對居於江南地區的原南宋地主所採取的的是「一本於寬」的寬大政策，並加以充分利用、保護。忽必烈在滅南宋時，嚴令禁止軍事隨便殺人，並且當地人非常寬容，土地所有權依舊，農民接著在他們的地上務農。忽必烈看似利民的政策，其實利的是地主，因為忽必烈的那句「依舊」，使得在宋末早就土地兼并嚴重的地主們利益不受損，過去被壓迫的百姓還是被壓迫。而且，當時江南盜匪嚴重，元政府需要江南「委重有謀有力之家」，幫助朝廷鎮壓盜賊，然後給予豐厚獎勵，以此發達的地主數不勝數。

元朝對江南地主刑法非常寬鬆，對地主的特權不加干涉，相反還予以保護。地主利用其特權大肆兼并土地，放高利貸。手段之狠毒超過歷來朝代，因為朝廷對地主違法亂紀採取「政令疏闊，稅賦寬簡，他無徵發」。除此之外，元朝對於江南的賦稅常輕，而且採取「承包制」，由地主給所管轄之地收稅，只要定期上繳一部分賦稅，剩下的都是地主的，至於地主怎麼收，收多少，那是地主的事，因此有「一家雄踞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其墳至今稱為某王墳塋」。同時，這些地主與蒙古官員勾結，互相依附，出現「豪家勢族與此輩（元官）互交結，咨并吞，奸民附麗」的局面。

另外，元朝政府為了更好貫徹對江南地主的政策，使得當地許多地主都參與到政權中，形成了官僚地主。他們或採用科舉考試，或行賄的方式當官，這與傳統意義上第四等南人當不了官的印象不同。在江南地主當官的數不勝數，甚至擔任「達魯花赤（地方行政、軍政、司法合一的官職）」的也有數人。元朝與傳統中原王朝不同，非常重視商業，商人地位極高，而這些商人，要麼與地主及官員勾結，要麼本身就是地主和官員。元朝中後期，江南地區的官商地主三方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成為了一個壟斷地方政治、經濟、軍事的地主階級。順便說下，在當時，只有有錢人才能讀得起書，可見這些文人士大夫本身就是地主，可以說他們代表了地主階級。這麼看來，說第四等南人被壓迫與真實情況並不矛盾，只不過壓迫南人的，不是蒙古人，而是南人中的地主階級。

元武宗時期，有個平章事（宰相）樂實對江南地主的猖狂很不滿，他上書說：江南平定四十年了，當地的地稅、商稅都沒有收到多少，反而是當地的富戶，動不動就奴役千百家農民，甚至還有幾萬家的，錢都在他們那了。樂實主張增加賦稅，結果第二年就被「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處死，其原因就是被江南地主出生的官員們想辦法整死的，可見地主階級在朝廷的勢力之大。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江南地主對明朝的態度冷漠不堪，他們或懷念元朝，企圖蒙古貴族捲土重來；或協助軍閥張士誠，與朱元璋頑抗鬥爭。張士誠是鹽商出身，與這些地主屬於一個利益集團，而朱元璋是農民出身，與他們不是一個階級。朱元璋由於早年貧窮的經歷，恨透了這些貪官污吏和地主豪強，他對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態度肯定不會好。「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於是在「猛」的前提下，對江南地主進行堅決嚴酷的打擊。經過朱元璋對江南地主的多次打擊，「富民豪族，鏟削殆盡」。江南地主在這種無可奈何受壓抑的情況下，懷念元朝，或是希望能出現一個新的君主，以便能一旦改變對他們的政策，獲得新的生機。

這就是那幫江南士大夫日思夜想盼望元朝，而討厭明朝的原因。他們不知廉恥，誰給他們利益他們就支持誰，他們對中國的迫害比蒙古人更嚴重，沒有了政府的管制，他們肆無忌憚地剝削壓榨老百姓。我們平時在戲曲小說電視劇里了解到的元末社會黑暗，老百姓生不如死的，其實罪魁禍首就是這幫江南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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