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從什麼時候起，藝術家的離群索居失去了魅力？

19 世紀 80 年代早期，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阿默斯特（Amherst）新來了一位居民，她在一封信里八卦了她的鄰居：「大家稱呼這位女士 Myth（意為神秘）。她是 Dickinson 先生的妹妹，看起來似乎是他們家最古怪的一位。15 年來，她從未離開過自己的房子。」還有更加吸引人的細節：「她全身都穿著白色，據說她的思維令人驚嘆。她很會寫東西，可沒人見過她長什麼樣。」

大約一個多世紀後，紐約揚克斯的一位男士為當地報紙撰寫了一篇關於 DeLillo 的文章。他和 Don DeLillo 住在同一條街，遛狗時經常遇到對方。「DeLillo 看起來並不那麼平易近人，」他如是評論這位作家，並表示他其實更喜歡 Carl Hiaasen。「噢，不過有時我們走過通往布朗克斯維爾的大橋時，他會點頭示意然後微笑一下。但嚴肅的作家不喜歡大張旗鼓。他們通常比較安靜，喜歡獨處，和自己的內心鬥爭。當他們面臨寫作瓶頸時，你也不會想去打擾他們。」

圖片選自 Chris Buck 2006 年至 2010 年的肖像攝影系列《在場》（Presence），系列中的每張照片主體都是名人（這張拍攝的是說唱歌手 Nas）：他們往往都在場，在照片中卻不可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藝術家的離群隱遁終究失去了魅力。這之後就有了一系列藝術家自我曝光的事件：歌手 Sia 撥開了她的假髮；Thomas Pynchon 這位偉大隱士文學家，為 2004 年動畫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獻聲配音，更以紙袋套頭的形象出現。

Thomas Pynchon（躲在門背後比出 V 字和平手勢）和他的朋友 Phyllis Gebauer 在他洛杉磯的家中

這種神秘感的魅力之一，可能就在於把藝術家當成了某種脆弱的聖人，他們的天賦需要被保護起來。從歷史上來說，保護他們的人是「繆斯」（通常是那些操持家務和瑣事的妻子們）。然而，隨著私人生活界限的消彌，人們無暇沉思，更不用說談論什麼脆弱了。

沒有人願意想像 Virginia Woolf 開簽售會，或者 Joseph Cornell 向雜誌社投稿，展示他在烏托邦大道一間地下室里收藏的 Hedy Lamarr 剪貼畫。曾幾何時，缺席頒獎典禮還是一種有影響力的表現，「當一個作家不露面時，」正如 DeLillo 在 1991 年的小說《Mao II》中寫道，「他就成了上帝不願意顯現本尊的象徵。」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David Byrne

這本小說講述了一個隱居的小說家淪為恐怖組織人犯的故事。但現在，如果不去參加為你舉辦的晚宴，那就讓人覺得有失妥當了。Terrence Malick 自執導 1978 年影片《天堂之日》後就銷聲匿跡了 20 年，直到 1998 年才帶著作品《細細的紅線》重回公眾視線。他可能是好萊塢最後一個享有神權、可以選擇不自我宣傳的人了。在這個連塗鴉大師 Banksy 都玩 Twitter 的年代，獨自沉浸於工作是一種難得的奢侈。

還有什麼比為了藝術放棄社會和虛榮更高貴或純潔的呢？Henry David Thoreau 在 1854 年對「簡化、純粹」的呼籲可以說是隱士們的真言，同時也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抗議，為之後的獨居藝術家樹立了典範。但是，正如 Kathryn Schulz 在 2015 年《紐約客》一篇抨擊 Thoreau 的文章中提到，離群隱遁也可能會導致自戀和樂於說教的誤區，放在今天，指的就是年少不成熟。如果你知道是 Thoreau 的母親在幫他洗衣服，恐怕就很難接受他那套自給自足的理念了。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Paul Anka

隱居似乎還會將人禁錮於時間之中，讓最智慧、最高尚的人變得古怪憂鬱。其中典型的例子莫過於 J.D. Salinger，直到中年他都還在痛批那些「騙子」（phonies），從他位於新罕布希爾的農舍給年輕女孩們寫信，而那時距離他 1950 年自我流放已經過了 20 多年。Thomas Bernhard 在奧地利村莊的鄰居還曾警告過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們不聽話，就讓那個「古怪的隱居人」把他們抓走。

如今，我們有「社交障礙」「廣場恐懼症」等專業名詞，又有 Paxil（抗抑鬱葯）這類藥物，讓人在卧室的時候不至於 Emily Dickinson 附身，而是更像蟄居族（這一概念源於日本，指位於狹小空間，不出入社會、不上學、不上班，自我封閉地生活）。

1999 年的一部紀錄片中 J. D. Salinger 難得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身影，攝於他位於新罕布希爾的家門外

大家很容易覺得，藝術家的隱居時代已經結束，因為大多數藝術家已經和聚光燈形成了一種周期性關係，間歇性地走進又退出人們的視野。如今，要藝術家完全不和公眾接觸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隱私的標準也一再降低。到現在，用自己的一幅畫做唱片封面（Lorde）或是限制媒體採訪（Frank Ocean）似乎都能被當做奇聞。

但在這個紛繁浮躁的年代，日漸增長的是我們對藝術發展的必要條件的關心。這個世界不可能再被一道緊閉的門限制；Woolf 那間屬於自己的房間也會被裝上網線。看著我書架上那些最愛的小說，都是在遠離外界的獨處中寫成的。我開始思考，這些作品也有流產的可能性，畢竟當下也不乏這樣的作品，只是沒被寫出來而已。因此，在獨居中挖掘的偉大真相 —— 如浪漫派所說的「對更深層次的歸隱的思考」—— 就顯得前所未有的珍貴和難得。隱士們不再獨自枯坐，他們還有 Facebook 等待更新。

我們越是活在公眾視線中，就越是渴望從中逃離，這必定不是偶然。在這個動亂、暴躁的世界，連政治辯論和社會變革都發生在社交網站的標籤里。Thoreau 所描述的公民不服從 —— 去遠離而不是發布 Twitter —— 有著深遠的感染力，不管他到底是不是 Salinger 口中的那種騙子。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Anthony Bourdain

但即便是我們這些 Bartleby 參考網（美國一個以收藏經典參考書、詩歌、小說為主的網站）的用戶，雖然不那麼願意在社交網站上分享我們的書櫥、書架、內心感悟，也不得不承認互聯網為溝通、靈感和妙手偶得的表達提供了無限潛力。對當天的新聞做出公開評論已經成了這個時代嚴肅藝術家們重要的先決條件，正如克制之於 Pynchon 那一代人。

每多一個封閉了乙太網埠、戴著降噪耳機的 Jonathan Franzen，就有一個把社交網路當作自己創造力自然延伸的 Elif Batuman。有人覺得自拍會摧毀我們靈魂精緻的外殼，就會有人相信自拍對一個從心的藝術家來說是一種資本。然而，只是去想像法國作家 Marcel Proust 在 Instagram 上寫下自己對瑪德琳蛋糕的追憶，或者想像 Dickinson 這個似乎完全能駕馭 140 字限制的詩人在 Twitter 上會引起多大的轟動 —— 僅僅是這樣的想像就讓人不安。（更不用說去想像 Miss Havisham 會用交友軟體 Tinder 了。）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Michael Stipe

在藝術創造中歷久彌新的一個觀點是，要先去迷失，才能在藝術中找到自己。Nell Stevens 頗具黑色幽默的回憶錄《Bleaker House》中記錄了她的一件經歷：她在福克蘭群島中最偏遠的某個角落待了 6 個星期，希望能寫出小說，結果卻只是一遍遍地重溫《美食、祈禱和戀愛》（Eat Pray Love），列出了一堆她想去谷歌上搜索的事物。孤獨似乎成了自己的主體。

但隨後我又想到了 Howard Axelrod 寫的《The Point of Vanishing》。這本非凡的著作記錄了作者一隻眼睛失明後，在佛蒙特州的一處灌木小屋中獨自居住了兩年的生活。「有人說獨處是他們最大的幻想；有人說那是他們最深的恐懼，」他最近這樣告訴我，「但當我問及原因時，他們都給出了同一個理由：因為能聽到他們自己的思考。」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Jonathan Franzen

去發現我們真實的慾望之聲，以及對聽到這個聲音的恐懼 —— 在我看來就是現代生活的緊張感，也正是這種緊張讓我們在瑜伽冥思的間隙還不忘搜索手機信號。正如 Axelrod 的發現，身處一切都不需要計劃的地方，就意味著毫無防備地去看去聽。「這樣會萌生出天然的好奇心和親切感，」用他的話來說，「它們能過濾你的體驗。」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如何呼吸，也會變成我們身份認同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而不是別人希望我們成為的樣子 —— 或者說我們希望別人眼中的我們是什麼樣子。

義大利作家 Elena Ferrante 的筆名成了她神秘性的一部分。她曾經在郵件採訪中回復我，「如果一開始就公開表明書是我寫的，我就會小心不去破壞我的形象，會去自我審查。」寫作是「和謊言鬥爭。只有匿名，我才有信心去決定是否發表。最後，如果我一定要選擇的話，寧願失去作者的身份，也不想毀掉我寫作的熱情 —— 這就是我的方式」。當她的神秘面紗被一位義大利調查記者揭開後，她的粉絲便出離憤怒了。這簡直是侵害，他們分辯道。的確是，然而在我看來，他們不僅是在保護 Ferrante 不被揭露經濟和房產情況的尊嚴，更是在維護他們選擇不去知曉的權利。這樣，在他們自由的想像中，她還是那個 Elena Greco，那不勒斯系列小說的作者，那個他們只能從文學中去熟知的、充滿親切感和深刻內在的女人。

選自 Chris Buck 的《在場》系列，藏在圖中某處的人為 Jack Nicklaus

當代藝術在用自己的方式為尋找真理而鬥爭。我想到了像 Emma Cline 這樣的年輕女性，她們拒絕在書皮上放自己的照片，或是 David Hammons 拒絕與藝術世界慣常的密謀計劃同流合污，又或是 2016 年的 Bob Dylan，他花了差不多兩周時間，才公開承認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但或許對這種藝術家兼表演家的角色最恰當的反抗，是去年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石黑一雄 —— 他在為《衛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悄然駁倒了人們錯誤的認知。文章是關於 1987 年他和妻子度過的四周隱居生活，他們稱之為「crash」(有墜落、撞毀之意）。那是為了「抵達小說的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狀態」而不顧一切的一次嘗試。嘗試的成果便是《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里程碑般追憶了一幅滿布放棄的圖景，還有忘卻的往昔生活。當然如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它正在脫離這個需要勇氣和想像力的世界，以及迫使我們去聆聽的寂靜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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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egan O』Grady

編輯：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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