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饒宗頤：踐行知行合一 為中華文明指方向

原標題：深觀察|饒宗頤的學術精神：世界化與中國化

2月6日凌晨，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 ，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和書畫大師。他未經過正規學院教育，但一生治學所及，博泛無匹，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現當代國學家先後有錢鍾書、季羨林與之並稱，稱「南饒北錢」和「南饒北季」，季羨林稱其為「我心中的大師」。

先生遠遊，讓人痛惜。懷念與感佩，縈繞在每一個深受饒老學術思想與人格魅力影響之人的心中。追憶與崇敬，當然可以有多個維度。在這篇文章里，我想談談饒宗頤思想中的「中國化」與「世界化」。因為這兩者，正是饒宗頤終其一生學術思想的精髓。

2014年10月，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學術研討會，饒宗頤先生與本文作者（推輪椅者）合影。作者供圖

近代中國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國勢不振，國人的自信備受打擊。激進者視傳統文化為融入世界潮流的障礙，保守者視世界潮流為洪水猛獸，兩方交相詆訶。其實，回顧歷史，就不難發現，「中國化」與「世界化」並不抵觸。以古典中國輝煌的盛唐為例，不僅是本土文化傳統累積的高峰，也是世界文明漸次融合的集大成。「南海商船來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遠人盡有如歸樂，知是唐家全盛時。」王國維的這首詩恰是極佳寫照。換言之，那是最「中國化」的時代，也是最「世界化」的時代，既有力量將中國推向世界，也有自信將世界融入中國。饒宗頤是少有的最早認識這一點的學者。

在世界化的潮流中，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色，是中國學者面臨的切實問題。饒宗頤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傳統教育，使他的思想深植於中國文化的沃壤中。他的文章從選題、形式到風格，無不帶有濃烈的傳統意味。與現代學術強調專業不同，中國古典學術重視博雅，饒宗頤的文章往往在紮實考據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以其淵博的知識和巧妙的思考，將一個具體的問題延展為一幅宏闊的圖景。

饒宗頤更踐行了「知行合一」的古訓，研究詩、詞、書、畫，獲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又滋養了他的藝術，在不斷的互補中，學、藝兩者都達到了當世罕有的高度。

如果說這些是饒宗頤在「藝」層面的特色，那麼他對「道」的追求，尤其能體現本民族的精髓。他提出重建經學，為中華文明制定可與希伯來、希臘文明本源相提並論的新時代的「bible」，「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取得和諧的境界」（《新經學的提出》），可以說，饒宗頤為新世紀中華文明在世界中的定位指示了一條途徑，而他的具體研究，正是圍繞這一宏大目標所做的準備。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易經》中說「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融合精華、吐納不息是它日月常新的關鍵。饒宗頤具有深厚的舊學功底，同時出色地貫通了異域學術。他通曉多種現代語言，對巴比倫文、梵文等古典語文也有精湛的研究。以此為基礎，他的眼界擴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這也使他得以在中國之外反觀中華文明。

落實到學術上，饒宗頤繼承了錢大昕、陳寅恪的傳統，通過對域外新材料的應用，使漢學走向更開闊的區域，對當今世界的中國學研究起了示範作用。在法國漢學界，饒宗頤的研究風格影響了一代學風，法蘭西學院更是將素有「漢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頒布給他。在文化方面，饒宗頤對藝道的精通，也使相當長時間內蒙昧不彰的古典技藝再煥光彩，使其得以與他國的儕類相互印證，開闊了人類的藝術境界。

饒宗頤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以巨大的學術和藝術成就，為中華文明指示了一條可能的方向，在強調重塑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軟實力輸出的當今，尤其具有重要意義。饒公千古！

（作者曾任職於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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