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嬌：何處是故鄉

最新 02-13

何處是故鄉

文/周曉嬌

曉

嬌

從小到大，我記不清填了多少張表，總之在填寫祖籍這一欄表格中，我都是填寫著：廣東高州。廣東高州這個與我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城市，直到現在，在我的心中還真是一個心結，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回過那裡。小時候，從爸爸的口中得知，1960年，他們隨著移民大軍來到海南。1958年，爸爸的家鄉建了一個大型的水庫，水庫淹沒爸爸家鄉那一帶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沒有了土地，也沒有了家，政府把爸爸家鄉的一部分人安置來了海南。

我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島西，一個叫子宰松香廠的子報工區里度過的。聽父輩那代人說，當時海南真的很落後、荒涼，他們從海口坐三天三夜的車，然後又走了幾天的山路，才抵達白沙縣的子宰松香廠。

我父親原來是一個幹部，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到松香廠屬下的子報工區，子報工區地處霸王嶺的山腳，一眼望去，視野里滿是翠綠的青山。小時我在心裡就常想：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呢？是不是就像我住的子報工區一樣，周圍散布著幾個黎村。

長到七歲，我都沒有走出工區方圓五公里的範圍。直到有一次跟隨媽媽到十多公里的厂部去喝堂姐孩子的滿月酒。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門。那次出門，讓我腦中對這個世界有了初步的認識。我沒有想到松香廠的厂部原來有幾百戶人家，不像我住的那個工區只有十幾戶人家，幾十口人，是我們工區幾十倍。第一次見到那麼多陌生人，心裡很害怕，媽媽帶著我上桌去吃酒席，我低著頭吃飯，一句話都不敢說。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許是子報工區深處閉塞的簡單生活，養成了我思想單純，野性不羈的性格。只要是晴朗的天氣，放學後，我把家務活幹完，就四處玩樂。小河裡、山坡上，處處都留下我的足跡。夏天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山上到處都是野果，又酸又甜的野葡萄，野荔枝，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苦澀的、酸甜的、吃在口裡讓舌頭變紅或者黑的、或者干麻的，總之那些野果成了我口中的美食。我有時也偷偷背著父母跟隨男孩子去深山老林里摘橄欖，摘黃皮。

最難忘的是夏天的中午，跑去小河游泳，身上脫的赤條條的，在小河裡一游就是好幾個小時，直到聽到學校那邊傳來上課的鐘聲，才從水裡鑽出來，慌忙穿上衣服，披著還滴水的頭髮走進那間只有大約十平米的茅草房教室。那一番情景，免不了要受到老師呲嘴咬牙的一番訓責。在老師的眼裡我就是一個頑童；像猴子似的頑童。老師確實說的沒錯，那個特殊的環境使我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學會游泳學會爬樹，我爬樹的水平比一些男孩子的還要好。因為我家裡只有一個哥哥，我讀一年級，哥哥上鎮上的中學讀書，家裡沒有一個男孩，就意味著山上樹林的野果與我們沒有緣了。我是猴年生的，也應該像猴子一樣，所以家裡幾個妹妹要想吃到野果，重擔就落在我的身上。

遠離鄉鎮的子報工區，沒有電。夜幕降臨，我們家的姐妹就圍坐著一盞煤油燈下寫作業，那個時候，作業少，語文是幾個生字或者幾個詞語組詞，數學是幾道計算題或者應用題。多數時候，我寫完作業，天一暗下來就上床睡覺。白天爸爸可以讓我們四處去玩，晚上不行；天一黑，爸爸就把家的大門關上，他從來是不讓我們到別人家去串門，也不讓我們到門外不遠的那一塊水泥地板去玩。這塊水泥地板是全工區里唯一的一塊水泥地板。工區所有的人都稱水泥地板為「地堂」。地堂上很光滑，是我們玩耍的好地方，我們在地堂里跳繩，玩遊戲，跳飛機。

早早躺在床上根本睡不著，聽著從地堂里傳來一陣陣的喧鬧聲，我的心裡就痒痒的難受。有時候我也會偷偷的溜出去，但是好象總是騙不了爸爸。我玩樂的時候，也總是豎起雙耳，聽到爸爸在門口的走廊一喊，我會立刻停止玩耍，立馬往家裡衝鋒，當滿頭大汗出現在爸爸的面前時，挨罵是絕對少不了的。晚上，只有工區放電影，爸爸才會讓我們去地堂里玩的，所以我喜歡放電影的日子。工區要放電影的那天，幾乎家家戶戶的生活節奏都變的比平常快了一節拍。平時家家戶戶，挑水做晚飯洗澡吃飯，平常都是要到太陽下山後，但是在放電影的這天，太陽還沒有下山，人人就已經把該做的事情提前做好。吃過晚飯，大家搬著一張張凳子到地堂上坐著等候了。大人們在說著家常，小孩子們在地堂里打鬧，從這張凳子轉到那一張凳子，熱鬧的有如電影里的場景。

後來，工區里有了一台收音機，每天下午五點鐘，工區主任就會開收音機對全工區廣播。工區的廣播喇叭就按在地堂旁的一根柱子上，我和同伴們，就坐在乾淨的地堂上，認真聽著從廣播喇叭里傳出來的廣播劇《星星之火》。是廣播劇讓我對外面的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有了廣播劇，我就變得乖起來，爸爸說：我有點淑女的樣子了。

以前媽媽一兩年就回一次老家，但是她從來就沒有帶我回去過，我想也許是因為家裡的經濟拮据吧？我媽媽是家裡的老大，下有幾個弟妹，後來媽媽把她兩個妹妹帶來海南。當時我就覺的奇怪，為什麼爸爸的兄弟都在海南，而媽媽的家人全都在老家高州呢？這個問題直到我長大以後才理解。原來，爸爸的家裡耕作的土地處在新建水庫的淹區內，而媽媽的老家不在淹區內。

好在媽媽還有老家，我記得每一年，媽媽都會給外婆家裡寄些錢，叫家裡人給買些花生油寄過來。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每月只有四兩油的配給，根本不夠吃，從外婆家裡寄來的油，緩解了那個年代家裡的油荒。我初次見到我的外婆，是在讀初一那一年。當我放學回到家時，看見一個瘦小駝背的老太太站在家門口，老太太摸著我的頭對我說：「你就是阿嬌嗎？」當知道她就是我的外婆時，我有些不敢相信，因為我很難想像到我的外婆就是眼前這個樣子的，一直以來，在我的腦子的影像里，我的外婆是一位身材高大、腰桿很挺拔的女人，她沒有這麼老。

爸媽還時常念叨著老家，從他們平常的閑聊話語中，他們對那個地方有著刻骨銘心的愛與不舍。爸媽退休後，家裡的經濟也好轉，他們就常常回老家去。爸媽要回老家時總會問我要不要去，這個時候我已經工作，難於脫身，所以直到現在我都沒有跟爸媽回過一次老家。

小時我們都講家鄉的方言，現在除了跟父母在一起會講，跟姐妹一起就是一會方言、一會普通話、一會海南話，腔調慢慢的在改變，現在不管是我講老家的方言，還是說普通話，沒有人能聽出我是那一個地方的人，別人說我已經是南腔北調了，是雜的那一種。

私下裡自己也曾想，別人說的沒有錯，自己現都一大把年紀，還沒回過自己的老家，但是，有時候我也納悶，我的老家不是被水淹沒了嗎？如果我要回去，看見的也只能是我媽媽的老家。這一發現，讓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地域的邊緣人，無法界定自己的家鄉。我現在說的話沒有老家語調，連說普通話也不是本地的音。嫁了人後，也不會說丈夫家的方言，到了我孩子的這一代，他們只會說普通話了。孩子們回老家，無法聽懂爺爺奶奶、姑姑和嬸娘們說的儋州方言。

也許家鄉這個詞在我們的腦子裡，只存在於鄉村裡，城市裡沒有家鄉這個概念。我孩子的這一代是在城市裡長大的，他們從小就說著普通話，所以普通話說的特標準順溜。到了他們這一代，家鄉對於他們來說，那只是爸爸的出生地，那是在爸爸的記憶里才有的。有時候他們填表時，也會問我說，家鄉這一欄里該如何填寫呢？我說填爸爸老家儋州吧。小時他們小，很順從，想都沒有想就給填上了，但是等他們上了中學後，他們就開始反問我了，說：「不對啊，籍貫應該是我的出生地才對的。」孩子們的理由是，他們的生命來自於父母，心中流淌著父母的血液，如果父母都同來自於一個地方，填寫爸爸和媽媽的都對，但是爸媽如果是來自於不同的兩個地方，那就應該是他們的出生地為籍貫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