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我的師兄梁遇春

文化菌說：

他逃課

他無聽事事地讀書

然後在情感出現時，通過筆端釋放成文字…… 

陽光打在我床上，睜開經過充足睡眠而興奮的雙眼透過北京污染嚴重的空氣，我看到了淡藍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願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讓自己習慣賴床，儘管課已經開始了，那個滿頭黑髮的教授已經帶領我的同學穿越愛因斯坦扭曲的時空觀，去體會相對論的玄妙了。 

懶洋洋地斜靠在床頭，翻開《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滿臉懶散的年輕人。他把賴床變成了藝術，他認為以他十幾年學習的經驗來看，最大的益處就是「遲起」，因為「惟我獨尊地躺著，東倒西傾的小房立刻變成了一座快樂的皇宮」。

他不遺餘力地實踐著該藝術，即使毫無睡意，也要堅持在床上胡思亂想。他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列舉了遲起對於人生幫助的若干理由，這些理由對於現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說服力，以致不得不壓抑住上課的心，繼續無所事事地躺著。 

只活到27歲的梁遇春一點也不像流星划過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緩柔和極其惹人親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見穿著長袍的梁遇春在沙灘上緩慢地踱著方步，一臉快樂的流浪漢的閑情。他推開一間教室的大門，在鴉雀無聲中，背著教授的白眼和同學的驚異，溜達到最後一排，翻開《伊利亞隨筆》，有一搭沒一搭地掃著。 

林語堂曾經說老北大的風格是類似牛津式的散漫的，在這種寬鬆自由中，學生的創造力與個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這種精神不遺餘力的實行者。閑散從來都是智慧的溫床，法國諺語說「閑暇生藝術」，或許法國的藝術的確是在那些遍撒街頭的咖啡館孕育出來的。汪曾祺在回答問題「為什麼西南聯大在八年內培養的人才比建國後幾十年的都多」時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時在大學裡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圖書館，率性自我。因為明確而功利的目標，他們放縱自己的心靈四處遊盪。 

多年後，我行走在已經變得匆忙不堪的校園裡，目睹著兩旁的人去努力爭奪他們或許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時，我無法不想念那個小夥子。20年代的人喜歡說「我的朋友胡適之」，90年代的我，卻總是想說「我的師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書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著莫大的快樂。 

這個不用功的師兄，好讀書卻不求甚解，他堅信讀書和寫作都是為人生服務的，生命本身高於一切。於是，他讓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長，讓自己的性情盡興發展。所以，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陽光，他放棄了對於具體成就的追逐。天賦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冊子，這肯定要被李敖斥責為「懶到家了」。 

我不喜歡那位「為了某種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業」而存在的奧斯特洛夫斯基，他覺得人的生命是為了多年後的回憶不至於慚愧而存在的。這種想法傷害的其實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單純的東西，我們活著，快樂著，欣賞著這世界，這就足夠了，而無須某種外表的物化實在的成功來證明。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師兄，他賴在陽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課，他無聽事事地讀書，然後在情感出現時，通過筆端釋放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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