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凱爾·博伊曼斯：重複演繹
1月27日，比利時藝術家米凱爾·博伊曼斯（Micha?l Borremans）的新展「太陽的火焰」（Fire from the Sun）作為卓納畫廊（David Zwirner）香港新空間的首展已經拉開序幕。博伊曼斯作品中總是帶有雙重隱喻——一重指向西方繪畫的龐大傳統，另外一重指向當代焦慮。在與LEAP的對話中，這位藝術家談到了他的創作如何重新演繹西方繪畫中的經典範式、一再出現的圖像母題在其系列作品中的轉變機制，以及繪畫這一媒介在當代藝術批評話語和市場中的處境。
「太陽的火焰」展覽現場
卓納畫廊，香港，2018年1月至3月
圖中作品：《太陽的火焰》（五個人物，三段肢體）
Fire from the Sun (Five Figures, Three Limbs)
2017年
布上油畫，190 × 300 厘米
致謝卓納畫廊
LEAP：你這次的新展覽以及之前的展覽「黑土」（Black Mould，2015）與你2010年前的繪畫在很多方面都有顯著的分別。比如，畫中的主角從一，兩位中心人物轉變成一個群體，畫面色彩的飽和度更高，畫中的空間則更具劇場感。這種變化是何時開始的？
米凱爾·博伊曼斯：2014年時我分別在布魯塞爾、特拉維夫和達拉斯舉辦了回顧展，為了挑選作品並製作展覽圖錄，我對以往的創作做了一個總結，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反思機會。那時，我意識到自己作品中缺少了什麼東西，我希望之後的作品能夠更具重量感和暴力感——這些在我以往的作品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
因此，從「黑土」這個系列開始我的創作發生了變化，那組作品描繪的是一群人在一個類似舞台的中性背景前，跳著死亡之舞。這次的展覽是對「黑土」的延伸，不過畫中的人物更多了。在這次的展覽中，我將純真和美與恐怖，暴力的元素並置，而選擇兒童作為主角能夠加強這種張力。在我看來，這是對人類處境的隱喻。
「太陽的火焰」展覽現場
卓納畫廊，香港，2018年1月至3月
前景作品：《儀器》（Apparatus），2017年
布上油畫，220 × 175 厘米
致謝卓納畫廊
LEAP：你的畫中有些既邪惡而荒誕的元素，觀者會產生某種不詳的感受。這與你真實的個人經歷，或是社會上曾發生的某些事件有關嗎？
博伊曼斯：極有可能是這樣。我沒有刻意去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回顧之前的創作，我認為自己的確在不自覺地情況下，以某種方式在畫面中呈現了一些周遭世界真實存在的恐怖元素，而這些元素也發揮了它們的作用。然而，我覺得任何時代都會出現恐怖主義，因為行善或作惡都是人類的能力，恐怕我們無法避開自身陰暗的一面。另一方面，我認為我們都是傳統的反叛者（iconoclasts），在創造新事物的同時也會造成已有事物的死亡，而暴力是這過程的一部分。
LEAP：除此之外，這次的作品有受到文學或神話的影響嗎？
博伊曼斯：會有一些影響，但我不想太明確地定義這些因素。比如，畫中的兒童在西方藝術史，尤其是歐洲宗教繪畫的歷史中，基本上都是純真和天使的象徵。但在這次的作品裡，兒童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太陽的火焰」展覽現場
卓納畫廊，香港，2018年1月至3月
致謝卓納畫廊
LEAP：你此次展出的唯一兩幅靜物繪畫在展覽的語境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博伊曼斯：我想製造一種對比。其他的畫面都與原始性，動物性有關——這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但同時，我們也有智性的一面——人類社會發展出了完整的文化、藝術和科學體系，這兩幅畫正暗示著這一面。同時，在展覽中，它們成為了神秘的機器——觀者不能分辨它們的用途，因此它們也具有威脅性。可以說，通常我在選擇畫中出現的物件時是抱有特定的考量的。
LEAP：那麼你之前作品中的物件有什麼涵義嗎？比如《迴避者》（The Avoider，2006）中的樹枝，以及《導彈》（Missile，2013）中的塔狀模型。
博伊曼斯：樹枝的出現是為了製造一種荒誕感。那幅畫受到了天主教的哥特風格繪畫的影響，那些畫中常會出現手持長棍的聖人形象。我在畫面中加入靜物或道具的方式總是帶著荒誕感，不過這次的展覽比以往的都要嚴肅。
《黑土/舞蹈》（Black Mould/The Dance），2015年
布上油畫，28 × 38.8 厘米
致謝卓納畫廊，? Micha?l Borremans
LEAP：你的作品中時市場反覆出現相同的描繪對象或母題，比如一個站著或坐著的人的背影。比起用圖像敘事或記錄，這更像是一種專題研究。在此類的創作過程中，你具體在尋找什麼？
博伊曼斯：當然，這些作品是特定研究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對繪畫經典教義（canon）的把玩，比如肖像畫的規範。我發現通過讓模特背對觀者，能夠使一幅肖像畫失去它的功能，這個概念也是圍繞著「荒誕」展開的。同理，我也畫過從頭到腳都被戲服包裹起來的人，如此一來肖像畫就變成了「非肖像畫」。在處理某些繪畫媒介的內在傳統時，這可能是一種接近虛無主義的態度。
LEAP：你的早期作品中表現出很多與攝影的關聯，比如一些睡著的人的頭部特寫，還有那些僵硬筆直地躺在地上的人，那些作品帶有快照（snapshot）的視覺風格。而之後那些基於你在工作室內拍攝的模特照片的繪畫，則呈現出很少的攝影圖像特徵，在這方面你有什麼考量？
博伊曼斯：我描繪那些睡著的人時帶有一種獨特的視角，這些作品比較具有實驗性，在這過程中我試圖帶出一種遊戲感。一方面，這些畫受到17世紀繪畫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在拍攝模特的照片時使用了閃光燈，製造出類似現代法醫攝影（forensic photography）的效果——我希望在這兩個時代的圖像之間建立一種聯繫。
在我近期的創作中比較難找到攝影圖像的痕迹。攝影仍然是我創作過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對於當代具象繪畫中攝影的強烈存在感，我開始感到有些疲倦。在某種程度上，我「誤用」（misuse）了攝影——我拍攝的照片看上去都像是繪畫。通過使用不同的鏡頭和圖像剪裁方式，我會將攝影先入為主的特質從繪畫中移除。
「獵馬」（Horse Hunting）展覽現場
卓納畫廊，紐約，2006年
致謝卓納畫廊
LEAP：一些人認為繪畫已經走下神壇，或扁平化了；但另一方面，每個時代都有偉大的畫家。你認為具象繪畫這一門類將來會如何發展？
博伊曼斯：我對這個問題不太在意，我只是碰巧使用具象繪畫作為媒介而已——因為它適合我，但實際上藝術家的媒介可以是任何東西。我不覺得具象繪畫會消失，素描（drawing）作為一種媒介從未被質疑過，對於我來說這兩者是一樣的——它們太重要了，不能用其它形式的創作代替。同時，我不喜歡用線性的發展來描述繪畫，所有時期的藝術都是在一個平面上的，我們在今天的文化生態中仍然能看到它們的影響。
LEAP：實際上，油畫仍然是一種很受歡迎的藝術類型，你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部分博物館的存在已久的收藏系統，以及藝術市場的影響嗎？
博伊曼斯：一定是和這些因素有些關係，但繪畫的吸引力也在於其自身的歷史，畢竟繪畫存在於西方世界文明的各個角落。對於很多藝術家來說，繪畫的傳統是一種負擔，但對我來說，傳統所賦予的厚重感是一種饋贈——它是繪畫之所以充滿神秘感的原因，也是吸引藏家們的因素之一。同時，在拍賣場上繪畫總是能拍出最高的價格，這是個獨特的現象。
LEAP：因為它是一種很穩定的媒介。
博伊曼斯：或說它是一種穩定的投資。你可以把畫布從框上割下來，捲成一卷隨身攜帶，它可以比黃金更具價值，而且遠沒有黃金重。這也是繪畫價格這麼高的原因之一，無論這聽上去多麼庸俗。另一方面，繪畫總是會被人們神秘化——一張達·芬奇、魯本斯或者倫勃朗的畫就像是一件聖物。這也是繪畫如此流行的原因：它見證了人類共同的歷史，成為了我們靈魂的一部分。因此，繪畫很難會被輕視，而具象繪畫作為一種門類也會始終存在。
《魔鬼的裙子》（The Devil』s Dress），2011年
布上油畫，200 × 300 厘米
致謝卓納畫廊，? Micha?l Borremans
LEAP：在你曾舉辦過展覽地區中，你認為你的作品在哪裡得到了最好的反響？
博伊曼斯：這很難說。不過，我是先在海外受到認可之後，才進而在比利時國內的受到認可的。比利時是個很小的國家，我們有非常出色的藝術家，卻沒有很好的藝術機構。
LEAP：你的三間工作室全部都在比利時嗎？
博伊曼斯：是的，另外我正在考慮在美國開設第四間，希望是在洛杉磯。
LEAP：卓納畫廊選擇用你的展覽作為其香港空間的開幕展。同時，本土的觀眾可能對西方傳統的繪畫圖示沒有那麼深的共鳴，你個人以及畫廊計劃怎樣在這裡與觀眾之間展開真正的對話？
博伊曼斯：我覺得這個說法並不正確。中國的觀眾對於西方世界的藝術進程還是很了解的，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對藝術有興趣的人，以及藏家等業內人士，他們與作品之間能夠產生聯繫。在創作時，我也會盡量使作品能夠代表普世的立場。我之前在日本舉辦過展覽，那裡傳統文化的影響力非常大，但我的作品仍然得到了不錯的反饋。
LEAP：2018年你會有什麼新的展覽項目？
博伊曼斯：今年三月我會參加悉尼雙年展，展出我一部分的創作資料，包括記錄創作點子的筆記、速寫、未完成的素描和我在不同場合收集到的照片。這些資料在我的視覺語言的發展過程中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展覽中會有幾張畫、兩件錄像作品、一些雕塑、微縮模型，還有我自己設計的太空飛船，這將是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展覽。
藝術家米凱爾·博伊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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