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弱勢緣於撒切爾主義

約翰·斯普林福特(歐洲改革中心智庫)

無論是歐盟、中國還是美國這三大未來全球貿易的主導力量，英國都無法在與其進行貿易條款談判時佔據優勢。而英國的弱勢緣於1973-2008年間奉行的一系列政策。

英國曾奉行的撒切爾式放鬆管制、鼓勵競爭的國內外政策方案，使我們如今擁有了一個在貿易談判中幾乎不具備影響力的開放經濟。考慮到我們在退歐後亟需一系列新的貿易協議，這一點使未來並不樂觀。

自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起，經濟的貿易路線大幅拉開：貿易在英國　GDP　中的佔比從1972年的40%躍升至1974年的57%。

從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逐步放寬了對外資企業和財產所有權的限制，自1986年的「大爆炸」改革起，這一點對倫敦金融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國鼓勵外資的措施包括收購或兼并金融機構，以及放寬金融市場管制。這使得倫敦金融城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且不知不覺中，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將英國置於更危險的境地。

後幾屆政府取消了就業保障，削弱了工會，並規定了更嚴格的領取福利的條件。僱主可以更輕鬆地創造新崗位，儘管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這些工作機會通常並不穩定。至少在脫歐公投之前，這一點使英國成為了歐盟及世界各地移民青睞的目的地。

這種引向自由放任主義的激烈手段導致了經濟轉型，使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主導力都有所下降，遑論歐盟。

英國在商品貿易中的巨大逆差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外競爭和技術進步使得製造業和重工業就業人數穩步下降。由於加入歐盟和全球化進程，英國比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先一步向服務業轉移。這一優勢最顯著體現於金融服務業，及法律、諮詢與會計等子行業。同時，設計、品牌營銷以及廣告行業等也有所獲益。這些都是國家出口遠大於進口的經濟部門。

在所有貿易協定中，歐盟單一市場對服務業的影響最大。儘管它並不完善，比如有些條例仍會給跨國工作帶來麻煩，但歐盟在金融服務、電信數據、航空、會計、養老金和保險等便於交易的領域，已經制訂了共同的最低標準和統一規定，避免各國政府的政策傾向本國企業。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所的莫尼可·埃貝爾發現，單一市場促進成員　國間的服務貿易增長了60%，而自貿協定沒有促進絲毫增長。

如果英國想彌補退歐後損失的貿易額，一則可以通過一系列雙邊貿易協定，二則通過單方面的自由貿易。

但雙邊協議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抵消歐盟貿易、投資與移民損失。英國的經濟已非常開放，因此也無法給其他同意開放市場的國家提供太多回報。鑒於中美兩國龐大的經濟，與他們締結貿易協議確可帶來一些影響。但龐大體量同時意味著該國在貿易談判桌上的主導力，英國將發現自己幾乎無法為其服務業打開什麼通路。

而另一種選擇，單方面的自由貿易，又不可能被英國選民接受。通過消除所有關稅和進一步放鬆經濟管制，英國可以抵消一部分硬脫歐帶來的生產力損失。更廉價的進口將導致許多英國製造企業破產，資本和勞動力將會流向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或者那些原本就不太受進口影響的企業。但是這一選擇將以失業率上升為代價，至少短期之內，更嚴重的就業不穩定和地區不平等問題將會湧現。

倫敦尚可應對另一輪激烈的自由化進程，但謝菲爾德這樣的城市則承受不起。

全世界都在對英國目前的脫歐談判保持密切關注，他們已經看到英國是如何反覆向歐盟提出的要求低頭。假如硬脫歐方案實現，他們明白自己將要與一個迫切需要達成協議的國家談判。自1968年以來，歐盟就一直在從事貿易協議的談判，而英國目前所做出的讓步表明，歐盟完全有能力在與較小勢力的談判中佔據主導。

現如今，脫歐談判進入貿易階段，英國不得不面臨選擇。的確繼續遵守歐盟規定留在關稅同盟以最小化經濟代價，會使英國不再具備對歐盟新規則制定的影響力。但另一種選擇更糟糕：大臣們前往華盛頓和北京，卻只能被告知：「在這裡簽字。」如果爭取主權的結果僅僅是立馬拱手讓人，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　朱雨婷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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