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自戀文化是如何煉成的

轉自：愛思想網

哲學園鳴謝

剛剛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莫迪亞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此解釋為何他的作品都聚焦在「家庭」「回憶」「二戰」和「自我」等主題上：「因為生活的偶然性……還有一種恆定不變性，那就是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我常常會感受到我那一代人與上一代人相比，專心能力下降了。我想到了普魯斯特或勞倫斯?迪雷勒以及他的《亞歷山大四重奏》。他們生活在一個能夠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時代里，而我們這一代人，只能是支離破碎的。」而在加拿大哲學家泰勒的筆下，隨著世俗社會的興起，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基於傳統共同體的道德視野日益弱化，個人便陷溺在一種「可悲的自我專註」之中。前者認為這個時代的個人已經喪失了「自我專註的能力」，生活變得支離破碎，而後者認為當代人過於關心自己，缺乏更多的價值資源來反省自己，從而從更長遠的道德和文化傳統來看，就顯得極為可悲可憐。

這是兩個偉大而敏感的知識人，對同時代人的心靈感知和診斷，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尖銳對立的，但究其實質可見，這兩種判斷是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生活在這種時代的個人遭逢的困境，竟然是殊途同歸：我們在對自我無限的關注之中，反而離真實而自由的自我越來越疏遠了，而一個內在自足的自我的建構也顯得越來越艱難了。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中，泰勒所言的「自戀文化」就形成了，這種文化形成的背景是：「這種個人主義導致以自我為中心，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問題和事務的漠然，無論這些問題和事務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歷史的。其後果是，生活被狹隘化和平庸化。」而這種自戀文化的特質表現為：「將自我實現作為生活的主要價值，並且似乎很少承認外部道德要求和對他人的嚴肅承諾。」

回到當代中國知識人的語境，我們可以發現莫迪亞諾和泰勒所描述的這兩種充滿張力的心靈世界和人格特質，也是奇異地扭合在一起。知識人全方位地擁抱新媒體的時代，生活世界被媒介文化系統地更改和置換。媒介設置的議題深度地介入了知識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而知識人在媒介空間所擁有的話語霸權，以及這種話語擴散所形成的即時而廣泛的迴響，都讓知識人的心靈時刻被捲入時代的浪潮，同時被捲入一種話語權力形成的幻覺之中。一個更為集中、單純而持久的思考、理解、判斷、討論和寫作時間變得遙不可及。這就導致當代中國知識人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兩極化的對峙：既支離破碎，又高度自戀。前者折射出的是相當多知識人面對媒介時代抵抗力的匱乏，而後者顯現的是知識人對自己在媒介時代的「影響力」的「病態的焦慮」。

兩種自戀意識

旅居美國的李劼在一篇分析北京某些特別自戀、自大的文人、學人的長文中敏銳地指出了其心靈世界的深層結構：皇權意識和中心話語情結。這種集體無意識是拒絕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也是拒絕公共說理的文化的，它既具有任意性，又有專斷性和排他性，故有「高處不勝寒」之意。皇權意識是中心話語情結的精神結構，而中心話語情結是皇權意識的表現形態，北京是中心，北京以外就是邊緣，中心是精神和文化的發源地，因此就天然地高人一等，應該被供奉、朝聖。即此可見，權力話語對知識話語的深度滲透。所謂中心話語情結，就是獨佔話語權威甚至意識形態權威的情結，其根源是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長期潛移默化。

李劼甚至以海子之死為例做出如下分析，「他等不及的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他寫了太多大而無當的詩歌，並且反過來把所有那些大而無當的意象當做補藥吞了下去。我把這稱做意象吸毒，或者說意象中毒。而在這樣的意象中毒背後作祟的，則是皇權意識，皇權崇拜。這類意識和這類崇拜，有時表現為對某個個人，比如對毛澤東的崇拜。有時表現為對某種自然形象，比如太陽、土地，或者其他什麼大物事的頂禮膜拜。有時也會體現在對諾貝爾獎的渴望上，因為得到那樣的大獎，就如同被加冕為皇帝一樣。反正形式多樣，對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個，要成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為大眾歡呼的人物，要成為君臨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那場火炬遊行，中國民眾又何嘗忘記過廣場上由成千上萬的人群組成的紅色海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的那個瞬間，可能將永遠定格在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內心深處。」這種分析難免有過度闡釋之嫌，但在某些關節點也有一定的透視度，與此相對照的是李劼對那些保持平常心的作家的認同，比如史鐵生等人的人格與人生，他說：「這個世界沒有絲毫的大院氣息，而是充滿著普通人的人情味，樸實得讓人感動不已。」

大凡對當代中國知識界略有觀察，並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觸的人，都能體會到相當一部分知識人身上的確瀰漫出一種強烈的自戀意識。何謂自戀?在我看來，自戀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弱勢的自戀，總有一種創傷性的記憶，甚至受迫害的妄想症，或有一種退隱回內心城堡的衝動，總感覺自己在被這個時代、世界或他人拒絕，總活在一種「承認的焦慮」之中，這種自戀意識不是進攻性的，而是防守型的，往往是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精緻地撫摸自己的每個生活細節和心靈感悟，在一個狹小的天地里、在一個突兀的大時代搭建一座細膩而敏感的心靈之塔。這種自戀意識在文人群體身上往往較為觸目。而另一種自戀是強勢的自戀，是擴張的、戰鬥的，甚至帶有攻擊性的，這種自戀不是企求「他人的承認」，而是掌控評價他人的「認證資格許可權」，作為某一個或某幾個圈子的掌門人，誰可以准入、誰被防堵、誰應該被清理門戶，都由他說了算。這自然也是一種掌握了象徵資本的文化權威，這種自戀意識，其實有點類似於傳統江湖意識里的「老大意識」，老大是唯一可以論資排輩排座位的人，老大也是可以隨意超越規則並以此顯示獨特權威的人。

從「士大夫政治」到「文人政治」

傳統中國的知識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意識，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戀意識，只不過這是一種相對溫和、理性和健康的自戀情感。無論是宋儒的「得君行道」，與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情，還是明代士人的「覺民行道」面向普通民眾啟蒙的悲情，都是讀書人對自我的社會身份和公共責任的一種承擔。這種士人人格「見之於行事」，也就是說士人讀書治學的義理往往與「事功」難以切割。士人入仕之前與鄉村的農耕生活緊密相連，入仕之後也介入了地方或中央政治的實際治理過程之中。他們從儒家經典習得的自戀、自負往往會在現實政治的錘鍊之中採取更切實際的調整姿態，這從傳統中國的地方社會基本上能夠依靠士紳群體來維繫可見一斑。到了科舉制度廢除，王權瓦解，依照史家楊國強的觀察，近代中國社會出現了三大脫節，即上層建築、思想意識的急劇變動與變化相對遲緩的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脫節，沿海口岸城市的迅速發展與內地社會之間的脫節，知識人與大眾之間的脫節。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之中，出現了一個近代中國特別引人矚目的邊緣知識人群體。這個知識群體受過一定教育，接受過啟蒙理想的感召，也具有一定的民族國家意識，但社會無法為他們提供相應的學業、就業、婚戀、生活等空間。備受挫折之後的邊緣知識人或遊民知識人群體特別容易抱團取暖，形成一種集團性的自戀意識，比如創造社成員即如此。而與之相應的是清末民國形成的精英知識分子群體，從梁啟超、康有為、嚴復到後來的胡適、丁文江、儲安平等人。這個群體強調重建社會重心，強調「少數人的責任」，甚至有些知識人強調「新式獨裁」。胡適在《努力周報》曾經發表一篇《政論家與政黨》，自詡他與其同人要做監督政黨的政論家，超然而客觀地提供理性的政治評論和裁斷。簡言之，前者是在自輕自賤的煩悶中自我矮化、自我貶損，卻又以一種極度高亢和自負的形態表現出來，比如1930年代在上海文人圈流行的「文人無行」「文人無用」的知識話語，後者以一種「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捨我其誰的氣概自許，事實上卻又是高度精英化的政論話語，在生活方式上也隔離於當時多數的中國人，比如史家蔣廷黻就曾經在《知識階級與政治》一文中反省過。

從這個歷史脈絡來看，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存在著一個從「士大夫政治」向「文人政治」的範式轉型，前者無論是修齊還是治平，都凸顯「任事」和「實踐」的能力、經驗，而後者則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分析的那樣：「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做了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與法國大革命前後這種文人政治類似，孫歌曾引述英國國際政治學家卡爾的理論指出，1919～1939年這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20年，德國知識界的多數也具有理論化傾向，比官僚更加追求政治理念，在事實上成為近代以來烏托邦式政治運動的指導者，而且比較容易具有左翼乃至激進主義的傾向，但這些人往往無法理解現實的狀況。

幾乎在同時期的中國，相似地活躍著一個左翼的激進知識人群體，這個熱衷於政治理念而疏離於政治實踐的文人群體，最後被壓抑、清洗和置換，文人政治從獨亢一時到陷溺在長時間的沉默之中。「牛鬼蛇神」式的符號化和污名化、「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裁斷，或者如瞿秋白《多餘的話》中的自我描述成「高等遊民」甚至「廢物」，這些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壓力，對20世紀初年啟蒙運動形成的現代文人群體構成一個摧枯拉朽式的毀滅。所以，革命年代的知識人是不可能存在廣泛的自戀意識的，偶爾有之，也是極為例外的情況，比如蕭軍《延安日記》所呈現的那種自戀、自負而敏感的心態。20世紀中國革命最顯著的特質之一就是全盤性的反精英主義，而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最顯著的特質恰恰是精英主義式的政治實踐。這兩種文化構成的嚴重斷裂，導致現代中國知識人處於兩頭不靠岸的懸浮境地。作為不自由懸浮的知識人，似乎只能依靠自戀來維繫和安頓自我的身心。這就如楊國強先生在一次學術研討會所言，「人(健全的人格)不是批評出來的，而是尊重出來的」。可惜20世紀中國政治似乎更強烈地瀰漫著一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沒有尊重，哪來自尊?最後知識人就只能以一種變態的方式來自我撫摸，也就是強烈的自戀意識。

學者許紀霖曾如此反思他們這一代(77、78、79新三級)知識分子：「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醜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產，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以及「缺乏道德感」等都是相當嚴肅的批評和反思，確實切中肯綮。也有學者將這種自戀、自負的集體人格特質追溯到紅衛兵一代的畸形理想主義，其實也就是一種在特殊的政治文化中所形成的心靈習性。

記憶迷津、理性自負與道德感自我渲染

當代中國知識人的自戀心態呈現多種形態，有將「歷史」和「歷史記憶」轉化成文化資本，進而在公共場合不斷言說自我神化的，比如一些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一代喊出來的「青春無悔」，以現實生活中成功者的姿態(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或文化領域)俯瞰歷史，撫摸往昔，過去的苦難生活就成為一種革命年代的「神聖回憶」，也成為人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鏈條，在這種歷史敘述中蘊含著抹去歷史傷痛、抹去挫敗者的「選擇性記憶」。正因為此，經常有學者感慨為什麼經歷20世紀中國如此劇烈而長期的苦難，中國知識界卻沒有產生與這種苦難相稱的文學書寫和歷史書寫，有的僅僅是「苦難輝煌」的集體自戀情緒。

對於1980年代的歷史記憶也同樣呈現出這種傾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同樣的一段歷史，在不同的個體那裡居然呈現出如此迥然不同的歷史面相，回憶者的身份、當下考慮、利益立場、與大眾社會的距離遠近等各種因素，都會在一種貌似客觀的『歷史記憶』過程中產生奇特的『重塑或扭曲』。如果這種記憶從一開始就定位在對於80年代的再描述，而不是個人在80年代的『心靈史』，那麼一種追求整體性描述的衝動，很可能就會淹沒個人的獨特的私人性的記憶，這種回憶就成為被選擇的封閉性的『建構』一種『圖騰化歷史』，而不是讓歷史在個人的感受中儘可能『原汁原味』地湧現，從而使歷史首先是真相的一種全景性展開，然後才會有評論和反思。可是，一種為『80年代』代言的歷史衝動，是在某種意義上『詩意化』或『妖魔化』了歷史。」

另外一種常見的自戀就是理性或者說知識上的極端自負，前者是對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理論想像力的過度甚至極端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洞察歷史與人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立一家之言」，後者表現為百科全書式的對自身「博學」的自信，認為自己最大限度地掌握了知識。學者徐麟曾在與筆者的一次漫談中說1980年代的上海知識界有一種「知識競賽」的風氣，迅速地掌握一種新的知識或者說法，在演講、沙龍或漫談中迅速地擊敗知識界的偶像就可以爆得大名，或者將同輩「震驚」住，就可以公開展示出自身的好學、博學，因此「為己之學」就異化成「為人之學」，知識不是為了求解自我內心的困惑，而是在公共領域標新立異確立權威的媒介，這種「競爭心態」與知識上的貪婪有機結合，形成一種極為自負的心智。當代知識界特別尊崇那些能夠寫出大部頭著作構建一個宏大理論體系的學者，一些知識人總覺得自己沒有寫出大磚頭一樣的專著，就在學術場合矮人一等，比如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就成為一個諸多學者心目中難以逾越的「里程碑」，比如易中天一個人寫中華史，再如秋風以一人之力梳理華夏治理秩序史等。劉小楓在給鄧曉芒關於《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歷史含義》一文的信中所展現的就是一種骨子裡瞧不起後者的氣味，可謂極盡調侃揶揄之意，顯然在劉的眼裡，鄧的學術根本就不能稱之為學術，而僅僅是一種「意見」而已。多年前，劉小楓在《知識分子的「貓步」》一文中也窮形盡相地挖苦過公共知識人。在古典學者眼裡，無論是歐洲的啟蒙思潮，還是當代中國的公共批判文化，都顯得過於淺薄和支離破碎，無法探究歷史的微言大義。劉小楓與甘陽一同發起的「重新閱讀西方」倡導要在西方的源流中理解西方，而不能用「拿來主義」的態度曲解西方學問，進而將嚴復以降中國知識界對西方學術的翻譯進行整體性的質疑，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知識上甚至智力上的極端自負?

知識人的自戀最常見的一個來源和形態就是道德感的自我渲染。阿倫特在《論革命》中診斷了法國大革命中羅伯斯庇爾等人，將法國革命一開始追尋的「自由立國」轉變到主要解決貧困、苦難等社會議題，革命者一方面對苦難的人民有無限的悲憫，內心激蕩起一種為民請命的情懷，另一方面對歷史中具體的個人(尤其是那些異議者)卻缺乏具體的同情。20世紀中國革命，也同樣是在自由與解放兩種力量中撕扯，自由是心智的自我啟蒙和人生的自我實現，而解放僅僅是打碎鎖鏈並服從於民族國家獨立的宏大目標。中國知識人是這一過程的參與者、見證者與書寫者。道德感，尤其是為底層、為工農翻身鬧革命的歷史使命感助產了知識人一種強烈的自戀情緒。這種對弱者、底層的同情感，往往又是與對自己出身沒落士紳階層的愧疚、痛恨等情感糾結在一起。

因此，知識人在這個革命的世紀中，呈現出一種悖論的角色，它既是革命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同時又是革命的對象。到了今天，面對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不義，尤其是經常發生的社會悲劇，知識人常常會被道德的激情沖盪，談論「底層」就成為一種時髦的知識界話語。生活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大都市，過著高度西化的日常生活，用佶屈聱牙的西方各種理論探討底層問題，已經成為左翼知識人的一個學術熱點。正義的激情和道德感的瀰漫，以及行動上的無力，構成了這個群體的精神特質之一。簡言之，他們愛的不是被談論的底層，愛的是談論底層的這種姿態、氣味、派頭和「思維的樂趣」。沒有行動力的道德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撫摸自我欣賞的道德意識，也可以說一群「精緻的道德利己主義者」。中國的左翼知識人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戰鬥精神和圈子意識以及圈子內部的等級意識。真正的左翼是開放向社會的，而不是回到一個符號的溫床，通過自我撫摸和相互撫摸來取暖的。

圈子意識與粉絲文化

「圈子」是理解知識人自戀文化形成的一個關鍵詞。每個時代的知識人都有圈子，1930年代的北平和上海就有京派文人與左翼文人的大圈子，1980年代也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圈子。今天的京滬兩地自然一樣存在著圈子。圈子如果是鬆散而平等的知識人聯盟，且內部有較強的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識，同時又自由地面對圈子外面的批評，這種就是良性的圈子。如果圈子是等級嚴密的封閉空間，對內排座和造神，對外排拒和製造敵人，內部形成一座座神龕供奉著不同等級的知識人，對外製造假想敵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就是一種惡性的圈子。前者在知識上能夠自我更新，後者卻是不斷的自我重複。

如今的微博、微信，加上傳統的報刊、書籍等，所形成的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所構建的媒介時代，其實在不斷地形成知識界的粉絲文化。粉絲面對的權威不是一個等待被理性討論甚至質疑的知識人，而是一個等待被供奉、膜拜和領悟的偶像，在這個新時代，學術明星、知識分子明星文化都出現了。楊國強教授多次指出，清末民初的報刊造就了一批相信自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名士階層，相對於傳統的士大夫，這個階層假借西學，操控輿論，製造偶像，形成崇拜文化，頤指氣使，在一種全新的現代輿論空間里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往往欠缺傳統讀書人反求諸己的謙卑和自省。如今的互聯網文化變本加厲，更助長了這種自戀意識，且看微博、微信上如此多的名流熱衷於晾曬私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即可見一斑。私人生活與公共領域的界限在模糊，往往就意味著知識界嚴肅的公共討論變得極為艱難。

自戀文化，確實是當代中國知識界的一種集體癥候，但自戀文化也有層次上的差異，有些自戀文化是無公害的，比如中國大大小小的一些文人作家的自戀，頂多是吟風弄月式的附庸風雅而已，是對自身才華的過度肯定而已，這種自戀是一種性情和趣味，有時候這種標榜遺世獨立之精神的自戀情緒，往往又與精心算計、刻意經營的底色縫合在一起，讓人莫辨真假，不過，這種自戀者往往與公共空間的社會政治議題無涉。而另一種自戀是理性或知識上的極端自負，當自戀者成為某個領域的「大家」並成為年輕一代知識人的追慕者時，可能自戀者的思想方式、話語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會成為被模仿的對象，而自戀者對於一些重大議題的淺嘗輒止卻又裝神弄鬼的闡發，往往就會是「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的荒誕。比如在史學界、文學界和哲學界等都有這樣的人物，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其難也!那種看上去貌似博大精深卻在價值觀上極為反動，或者在理性上極為蒙昧的知識人，往往在關鍵歷史時期成為糊塗之人。20世紀西方的施密特、海德格爾、本雅明、科耶夫、薩特等莫不如此，這些在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和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和馬克?里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中都有精闢的分析。可惜中國知識界在這方面的反省嚴重滯後。

1990年代初期，京滬兩地的知識界有一場無疾而終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與其說是面對時代危機的公議，不如說是面對自身在消費社會的身份認同和社會定位的自我探索，20年過去了，知識界的分化極為顯著，各執一端的知識人似乎都生活在一種危機意識與自戀意識的捆縛之中，泰勒所言的「狹隘化」與「平庸化」愈演愈烈，而知識界的泡沫也越來越大，體制性的壓抑與誘引力量也越來越深入骨髓，如今似乎連一個尋找共識的共同圓桌都難以尋覓。如何從這種封閉性的自戀文化，走向一種更為開放和有對話意識、自省意識的公共文化，也許是每個認真對待時代的知識人應該深長思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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